相遇CGC2021，与顶级专家共话IBD 40年诊疗历程与当下消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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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6日-18日，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CGC 2021）在南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盛大召开。CGC 2021年会邀请来自世界胃肠病组织、世界消化内镜协会、欧洲胃肠病学会、美国胃肠病学会、亚洲胃肠病学会的专家做线上报告，同时邀请国内著名消化病学者到会演讲，交流国际、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及临床经验。

在会议现场，“医学界”特别邀请到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旻湖教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吴开春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董卫国教授和大会协办方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吕农华教授，共同做客“名医功夫茶”CGC 2021访谈间，就炎症性肠病（IBD）诊疗、医患共决策、IBD相关精神心理异常以及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处理原则四个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

陈旻湖教授：40年IBD诊疗历程，

生物制剂是革命性突破

主持人：您在大会上分享了“中国IBD的40年”这一议题，那么在中国IBD领域40年的发展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里程碑事件是什么，可否与我们简单分享下？

陈旻湖教授：中国IBD发展40年来，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件是在2001年，中国IBD学组/协作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IBD诊疗指南、共识制定机构，也拥有了自己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第二件事发生在2007年，首个生物制剂英夫利西单抗进入中国，给IBD的诊疗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给患者提供了激素等传统药物之外的新选择。第三件事是在2018年，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治质控评估中心（IBDQCC）成立，规范了各级医院对IBD的临床诊疗。第四件事，发生在近一两年，国产新药逐步投入临床研究，让中国医生和IBD患者有望用上国产创新药。最后一件事，就是近几年来我国IBD领域的专家逐渐加入国际的学术组织，增加了中国人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声量。

主持人：过去40年中，国内IBD专家、学者的勠力同心使我国IBD诊疗和科研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可否请您回顾总结下近年来IBD治疗理念变化？

陈旻湖教授：最初，由于缺乏针对性的药物，IBD诊疗的目标仅仅是缓解症状。随着治疗药物、治疗理念的进步，在缓解症状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追求黏膜的愈合，以求降低IBD的复发风险。现在，IBD临床治疗的目标更高——不仅是黏膜愈合，更包括组织学方面的结构愈合，甚至是透壁的愈合，以改善患者的最终预后。

主持人：立足当下，您认为临床上目前IBD诊治相关的难点都有哪些，该如何解决？

陈旻湖教授：临床医生、大众对IBD认识的加深以及新药的研究，不断推动着IBD诊疗的发展和变化，公众的知晓率、诊断的准确率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尽管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白介素（IL）类抑制剂、小分子口服药均已进入临床或科研阶段，但仍有30%-40%的患者面临着应答不佳、症状难以缓解的问题，这是目前IBD诊疗中最大的痛点。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结合患者的用药史，进行生物制剂的更换；或者联合不同机制、靶点的生物制剂进行治疗，这也是全球学者都在探讨的诊疗方案改进。未来，IBD的诊疗将走向精准治疗的方向，即通过基础研究确定患者的发病靶点、通路，从而针对性地使用生物制剂来进行治疗。

主持人：展望未来，您对IBD诊疗的发展有何期待？对临床工作者有何建议？

陈旻湖教授：诚如刚才所说，生物制剂的换用、联合问题值得临床医生进一步思考，在基础研究领域，针对IBD患者发病靶点的研究、分类是精准治疗的第一步。肠道生态、关键性肠道菌群与IBD发病、用药疗效之间的关系也值得临床医生进一步探索。除此之外，在治疗手段方面，干细胞治疗克罗恩病瘘管的疗效已经在临床获得了初步验证，下一步临床工作者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干细胞疗法在IBD中的使用前景。

吴开春教授：

安全有效的创新药物，助力医患共决策！

主持人：在本次CGC2021年会上，您提到了医患共决策的相关问题，在您看来IBD治疗过程中，医患共同决策具体指什么，在目前是如何实施的？

吴开春教授：事实上，医患共决策这一概念尚未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也是我在大会演讲中分享相关问题的主要原因。所谓的医患共决策，指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患者地位平等、信息共享，医生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在与患者充分讨论治疗获益与不良反应等的情况下，结合患者的疾病发展程度、家庭状况、个人诉求、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由医生与患者共同作出的、最适合患者个体的健康决策过程，它包括9大要素、4大步骤。简单来说，4个步骤包括：医生向患者共享医疗决策选项、向患者提供不同决策的风险获益分析、患者与医生充分沟通并共同作出医疗决策、医疗决策的评估。

主持人：倾听患者需求是IBD医患共决策的重要方面，那么以往IBD患者有哪些需求是被忽略或未被满足的？

吴开春教授：倾听患者需求是医患共决策的必要环节。但客观来说，在现实的诊疗环境中，接诊患者数量过多等现实因素导致医生很难完全做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需求。前段时间，CGC学会和IBD协作组共同发起了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这项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了解疾病的诉求、希望医生给予的问诊时间和医生目前能够提供的帮助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主持人：近年来，随着更多治疗选择（如生物制剂）的出现，给IBD的医患共决策方面带来怎样的前景？

吴开春教授：回到医患共决策的4个步骤来看，提出可供患者选择的治疗方案非常重要。下一步，就是需要讨论方案是什么、怎么做、当前的诊疗水平能否达到疗效、有哪些风险等问题。这不仅要求临床医生具备过硬的临床技术，同时也需要足够的药物选择，安全、有效的创新治疗药物的加入，在医患共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董卫国教授：IBD患者精神障碍高

发，相关协作组已正式成立

主持人：近年来，我国IBD发病率逐年上升，精神心理因素对该病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那么，IBD患者常见的精神心理异常包含哪些？可对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董卫国教授：随着IBD患者的不断增加，IBD相关精神异常患者的患病率也在不断升高。全球范围内IBD患者精神异常发病率约为45%，在我国这一数据约为33%。精神障碍对IBD患者的治疗有明显影响，这引起了IBD专科医生的高度重视。目前，最常见的IBD相关精神异常是焦虑和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等疾病相对较为少见。

主持人：为什么IBD患者发生精神心理异常的风险增加？临床中该如何进行治疗？

董卫国教授：IBD的临床症状多、病情复杂，大多数患者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手术治疗。病情反复、病程迁延、费用昂贵等多重问题，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心负担，部分患者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心理障碍。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尽早识别这类患者，在疾病早期给予治疗、干预，将能够给后续治疗带来一定帮助。

主持人：据悉，今年9月，由您担任组长的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心理协作组正式成立，可否请您为我们介绍协助组成立的初衷以及意义？

董卫国教授：CGC学会、IBD学组充分关注到精神心理异常给IBD诊疗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心理协作组应运而生。协作组的成立会议于今年9月以线上的形式举行，协作组的24位委员中，有5位来自精神心理专科。目前协作组在全国多中心开展了问卷调查工作，希望能够全面了解IBD患者对精神异常的认知情况和发病现状。调查的结果将作为最真实的中国数据，支持相关指南、共识的制定，从而帮助更多医生早期识别、早期治疗IBD相关精神心理异常、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主持人：未来，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心理协作组计划开展哪些工作，以实现对IBD患者心理疾患的早期发现和专业干预？

董卫国教授：协作组成立后，获得了全国消化专业领域医生的热烈响应，这说明协作组所开展的工作对于IBD患者的诊疗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对于IBD患者（尤其是合并精神心理异常者），更需要多学科协作的平台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我前面提到的问卷调查大约覆盖了40家诊疗机构，后期结合我们的问卷结果、药物干预、非药物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案，协作组将积极制定相关共识，有利于进一步针对这类患者进行科学管理。

吕农华教授：

根除幽门螺杆菌，选对抗生素是关键！

主持人：令大家翘首以待的CGC 2021盛大召开，您作为会议承办方江西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主委，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此时的心情？

吕农华教授：在防疫常态化的情况下，筹办此次大会的确并不容易。首先，是要感谢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对江西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信任，将CGC 2021年会交由我们承办；其次，要感谢参与本次大会的、来自全国的专家、同道，他们克服艰难，来到江西参加这次盛会。

主持人：在此次大会上，您就“难治性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处理”问题展开来专题介绍，对此，能否请您谈谈对难治性Hp感染的定义和认识？您认为Hp根除“难”主要与哪些因素相关？

吕农华教授：难治性Hp的定义目前尚不明确，一部分共识认为“按照共识推荐标准方案，根除治疗失败2次以上”可作为诊断标准，但另一部分共识则认为应该是“3次以上”，最新的美国学者评论则认为“1次以上”即可诊断。Hp的耐药、根除方案实施不规范是Hp根除“难”的主要原因。现阶段，CGC学会、幽门螺杆菌学组都在积极推行、宣传Hp根除指南，希望通过规范诊疗来进一步提升首次治疗时Hp的根除率。在中国，Hp的耐药主要见于使用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和甲硝唑的方案中，因此我们一直呼吁使用四环素、阿莫西林、呋喃唑酮等在我国耐药率低、安全性好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主持人：基于您丰富的临床经验，您认为临床中鉴别患者Hp复发和再感染的主要依据有哪些？能否请您分享您在临床中应对难治性Hp感染的处理原则和诊疗策略呢？

吕农华教授：Hp根除治疗成功2周之后，停药4周再检查，呼气试验阴性则表示根除成功。如患者后续再次出现阳性，则称为“复发”，复发有两种情况：再感染和再燃。临床主要通过复发时间来区别这两种情况：根除治疗成功后半年内复发，则可定义为再燃；反之，则可定义为再感染。全国多中心研究数据提示，Hp根除后总体复发率约为3%，其中再燃发生率更高，为5%左右，而再感染发生率仅为1%左右。事实上，再燃的发生与不合理的根除方案选择有直接关系；而防治再感染则要求患者避免不良生活方式（如不用公筷、不分餐、不洗手等）。

主持人：针对复发的、难治性的Hp感染，您能否提供一些具体的诊疗建议，帮助临床医生优化诊疗决策？

吕农华教授：首先，一定要关注Hp的首次根除率，避免失败，这就回到了前面提到的遵循指南、共识进行根除方案的制定。我国共识目前提出的铋剂四联疗法（铋剂+PPI+2种抗生素）是获得国际共识认可的有效方案，如果患者无青霉素过敏，则首选阿莫西林方案。其次，对于治疗失败的患者，则需要充分了解患者用药史、规避可能耐药的抗生素、选用疗效安全性良好的PPI，并且和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以提高二次治疗的成功率。

主持人：您作为推动消化领域学术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消化领域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正值CGC2021学术大会盛大召开之际，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您对我们消化领域“蓄势待发”“奋起直追”的“后浪”——青年医生们有哪些寄语？

吕农华教授：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医生也是行业的未来，在CGC 2021大会上，也活跃着一批青年临床医生。以我所负责的内外科交流学组分会场为例，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祝荫教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杜奕奇教授等多位青年专家共同承担并圆满完成了整个大会的组织、布置工作，这就是青年学者能力的体现。希望青年学者们能够把握住祖国发展的大好势头，在消化领域中发展、腾飞！

声明：本材料仅供中国大陆境内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作为学术参考，而非针对一般公众，亦非广告用途。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在做出任何与治疗有关的决定时，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参照药监局核准的药品说明书。如果您不是卫生医疗专业人士，请勿阅读和/或传播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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