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精华在哪儿？

对《聊斋志异》有三种解读：一是当历史看，关心小说中的政治与社会蕴涵，是“看事实”的层次；二是当故事看，关注小说的曲折离奇，是“看热闹”的层次；三是当文章看，看其中蕴含的美感与深层次意义

《聊斋志异》的精华在哪儿？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本报通讯员 刁春辉 王朋飞

清代杰出文学家蒲松龄虽然长期身居僻壤，身世卑微，且饱受落第之痛，却能以其不可羁勒之才情，引领传统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凭着驰想天外的想象，为清代文学揭开了新篇章。

《聊斋志异》是凝结蒲松龄毕生心血的一部重要作品。对这部经典作品的解读，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把它当历史看，关心小说中的政治与社会蕴涵，这是“看事实”的一种层次；二是当故事看，关注小说的曲折离奇，这是“看热闹”的层次；三是当文章看，能看到其中蕴含的美感与深层次意义，这便是常说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那么，这样一本传奇小说的精华到底该如何捕捉？针对上述疑问，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桂奎做客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大讲坛，围绕“蒲松龄与清代文学”这一问题作出精彩讲解——

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

古往今来成功的文学艺术创造，要么是读万卷书而得，要么是行万里路而得，要么集二者于一身，或有所偏重。蒲松龄当然是偏重于读万卷书的。他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行迹主要在家乡淄川一带。科举考试时多次到过济南，往东则到过青岛崂山。最远的旅行是三十岁那年，在好友孙蕙的盛情邀请下，去过江苏宝应县、高邮，据说还有扬州。

虽然“身行万里半天下”未能做到，但他凭借着读书破万卷依然创作出一部《聊斋志异》。蒲松龄的人生，与书有着不解之缘，落在笔下，《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人物都痴迷读书。《书痴》篇中的主人公郎玉柱，不分昼夜、无论寒暑，生活中唯有读书，几乎成了书呆子；《白秋练》和《刘夫人》两篇中，慕蟾宫和廉生即使经商之后，依然不忘书卷……很难说这没有蒲松龄本人的经验投射。

执着而痴迷读书，是蒲松龄人生中最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困于场屋、欲罢不能，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但是持之以恒、屡败屡战。他有一首诗：“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道尽了对科举功名的孜孜以求。

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座汇聚文史知识、典故的大熔炉，有科举应试必备的四书五经以及时兴的八股文的化用；有《庄子》《列子》《史记》《李太白集》等“子”“史”“集”的化入；还经常对干宝《搜神记》、张华《博物志》、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等诸多“庞学杂书”信手拈来；以及与屈原、杜甫、李白、李贺等诗家的跨文体对话，融化而不露痕迹，极具文化底蕴。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说：“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言下，只有博览群书才能把握《聊斋志异》的文本之妙。

《聊斋志异》写就之后，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昀读后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认为这部小说“一书而兼二体”，即兼有“传记”和“小说”两体，对其真实性质疑。其实，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放开自己的想象力。在评判文学作品时，真实性往往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真”在审美层面，“实”在历史本色，而文的本色应是逼真的。蒲松龄《聊斋志异》讲究以幻为真，遵从史家的规范，但又不拘泥于纪年式的账簿叙述；用史的笔调写小说，在与史拉开一定距离时注入谐谑和想象，故而不愧为才子之笔。

以“传神”笔墨

救赎“传奇性”的风险

历史贵在“传信”，小说贵在“传奇”。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有别于史书的根本特征在于穿越时空以传奇。《聊斋志异》的传奇性就是通过跨越时空来实现的。

蒲松龄借用远古神话、民间信仰、宗教传说等神秘思维，凭着奇思妙想、遄飞逸兴，对各种奇闻异事进行整合，使之传奇化。在《聊斋》奇幻世界里，阴阳幽明相通，人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畅游梦境，可以踏足奇邦异国。神魔仙鬼、花妖狐魅亦可幻化成人、涉足红尘。人类与异物共存平行，彼此跳跃穿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聊斋志异》中有《彭海秋》这样一个跨越空间的故事，仙家彭海秋“视万里犹庭户”，从西湖上请来名妓，又乘船须臾间从蓬莱到西湖，空间来回切换；还有《连城》这样超越生死的故事，乔生与连城历尽磨难却始终相爱，哪怕人间与地狱隔阂，哪怕生离死别，都无法磨灭两个凡人俗胎的忠贞之爱，最终如愿共度人间盛景；还有像《晚霞》所写的幽冥相通的爱情。

但炫奇谈怪、魔幻荒诞，只不过是传奇性的表象，并不是它的本质规定性。一味地奔着故事的怪诞方向去寻求“传奇性”，小说有走向玄幻的风险，甚至会因“传奇性”的势能最终被耗尽而危及小说这种文体的生命。而蒲松龄用“传神”笔墨救赎了过度“传奇性”带来的风险。

《聊斋志异》中最能典型地体现“传神”的就是写人物的笑，至少写有七场令人醉心的“嫣然一笑”，如小翠“嫣然展笑，真仙品也”，胡四姐“嫣然含笑，媚丽欲绝”，花姑子“嫣然含笑，殊不羞涩”，白秋练“病态含娇，秋波自流。略致讯诘，嫣然微笑”等。

具体到《婴宁》一篇，则有各种各样的笑，极尽笔力所能。从出场时“笑容可掬”，到与王子服再次相遇后“含笑拈花而入”，后写其“嗤嗤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大笑”“狂笑欲坠”“微笑而止”“浓笑不顾”“孜孜憨笑”等等。

一颦一笑，是人物最具灵动性的瞬间。用莱辛在《拉奥孔》中的观点来讲，就是“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这种瞬间顷刻的传神虽然如同昙花一现，但却连接着过去和将来，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有补足空白之妙。《聊斋志异》就是这样常于化美为媚，写动态的美，这种媚态虽稍纵即逝，但其文本效果却令人百看不厌。

如果说，传奇性保证的是小说的可读性，那么传神性则保障了小说的耐读性。二者支撑起《聊斋志异》的经典性。

梦和情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

诗篇、文章之所以传世千年而不朽，不仅仅在于其辞藻之华丽、情节之精妙，而且更在于通过文辞传达情感、直抒胸臆。唐人沈既济《任氏传》有言：“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聊斋志异》也是如此。在文中，作者运用大量篇幅写情、写梦，有效地使小说发挥了传情作用。

在人们心目中，小说、戏曲写情、写梦的佼佼者自然是《牡丹亭》《长生殿》《红楼梦》。尤其是曹雪芹直接点出了“梦幻情缘”这样的命题，《红楼梦》虽以梦为名，主旨却是谈情。其中的“情”包含了各种人伦之情，梦幻情缘是人情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方面，《聊斋志异》属于中流砥柱，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里面有100多场梦的描写，足见其分量之重。

在《聊斋》世界中，我们感受到蒲松龄是参透世态炎凉的。面对无法超越的现实生存，蒲松龄常常让他笔下的人物努力“争一口气”。《凤仙》一篇中，一位爱好整洁的男青年刘赤水，娶到了名为凤仙的狐狸精。有一天，凤仙三姊妹各自带着夫君为老丈人祝寿，但是老丈人却对有钱有势二姐夫丁郎另眼相待，而冷落了贫穷的刘赤水。尽管大姐好言圆场，但凤仙“终不快”，回程路上便对刘赤水说道：“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即告诫自己的丈夫，不能天天“性好修饰”，通过发奋苦读获取功名，才是人间正道。

说完，凤仙拿出一面镜子给刘赤水说：“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见无期矣。”凤仙采用镜像方法，鼓励丈夫读书。丈夫读书用功，凤仙镜子里的影子就高兴；一旦懈怠，镜中凤仙就只呈现背影。“如此二年，一举而捷。”在凤仙的激励下，丈夫如愿考取功名，扬眉吐气。

如此看来，《聊斋志异》中的现实情感极为丰富。蒲松龄的诗词《为友人写梦八十韵》，通过写梦，展现出一段非常浪漫的男女故事。赵俪生先生由此评价它是“先用诗的形式写写试试看，然后再写成小说”。而在蒲松龄眼中，梦和情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

奇中多含情，幻中又寓理

蒲松龄曾感慨：“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聊斋志异》看似带有游戏色彩的传奇故事背后，实际上是用奇幻的笔法表达人生感悟，既有文学性，也包括作者的奇思妙想。花妖狐魅富有人情味，人类之中却有兽性。二者的错位，让小说奇中多含情，幻中又寓理。

奇幻是通过时空跨越和穿越，再加上幻术、幻境的营造，其中的“幻”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况且，梦境本身就是一种幻境，如《续黄粱》本质就是写梦幻。

“幻”是发自人的内心。《西游记》第十三回中讲：“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聊斋志异》又说：“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因而，在这两种文学作品的世界里，妖魔、淫心皆是心魔的体现。

在《聊斋志异》的艺术天地里，幻境是一种瑰丽多彩的境界，读者能由此窥探到作者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画壁》中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居京城，偶然进入一间寺庙，看到寺庙里的壁画，“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孝廉注目久视，觉心神恍惚，飘飘如驾云雾，不知不觉就进入画中幻境。正因蒲松龄对画中幻境的描写极具生活化且富有情趣，导致朱孝廉从幻境中出来，“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作者借写入幻出幻，表达了“幻由人生”观念，传达了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和心路历程。

再如，以往通常认为，《罗刹海市》通过描写主人公马骥航海到如同仙境的罗刹国的奇遇故事，旨在借助幻境的话题来否定现实。但事实上这是蒲松龄在通过想象，设想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营商人生路，是设想自己经受考验和挑战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另一种活法。小说中，马骥与龙女间的恩爱、情意绵绵，更是作者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另一番人生想象。

蒲松龄说：“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人生如戏，现实人生可以镜照，可以正照，也可以反照。在《红楼梦》中，正照风月宝鉴遭受惩罚，而反照风月宝鉴则获得某种警醒。此外，大家耳熟能详的篇章，《画皮》蕴含的美丑之道，《种梨》蕴含的惩戒吝啬，《骂鸭》蕴含的偷盗者自找骂等，皆是情在其内，理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