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大师·纪念彭修文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五：站在历史的拐点上回望（上）

致敬大师·彭修文作品

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

国

GUO YUE

乐

前言

一曲华夏乐章 一代国乐大师

一段民族记忆 一份家国情怀

在彭修文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际，“现代音乐”公众号有幸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联手为各位读者和听众带来彭先生的经典作品赏析，并将在12月11日19:30分“致敬大师·彭修文作品”音乐会之前，持续为广大民乐爱好者们奉上8期特别节目，其中包括彭先生生前好友及后辈精心撰写的文章，以此缅怀 彭先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呕心沥血、大气磅礴的一生。

这些文章统一收录在《彭修文作品集》（共10卷，现代出版社出版）中。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乐团、音乐院校、演奏家以及广大乐迷朋友们的广泛好评，可见一代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宗师彭修文先生的巨大影响力，也证明了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之林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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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贡献

彭修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 “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之父”“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宗师”。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彭修文模式”推动了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改编、指挥、乐队编制、乐器改革、音乐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他所创编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至今仍是各类民族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既是现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宝贵财富，也代表着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发展史的主线。

站在历史的拐点上回望（上）

——对彭修文大师艺术道路的思索

王嘉实

（作曲家、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

彭修文先生是一个通达乐观的人，高大的身躯、和蔼的笑容是他的标志。我常想，彭修文先生如果没有如此伟岸的体魄，怎么能扛得起如此沉重的事业？他如果没有这通达乐观的心性，怎么能熬得过如此艰辛的命运？他晚年因为一次胃部的手术留下了隐患，后来直接造成肝病，身体由此而大衰。本来人到风烛残年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感慨和牵挂在心头萦绕不去。彭修文先生最后的岁月里多次谈到自己寂寞的心境，更多是他对民族管弦乐事业的一份担忧。回首自己艰辛打拼的一生，总算在海内外乐坛为中国的民乐团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可回望来路，从者甚寡；展望前景，境况堪忧。社会愈加市场化，而文化愈趋向于娱乐化、西方化，古典音乐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路似乎越来越窄，这使他忧心忡忡。

彭修文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他的一生都是通过作品来唤起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不希望传统文化完全市场化、娱乐化，期盼着政府、社会能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给予一定的扶持。但是，世事并不乐观。当他自感来日无多时，民乐团的处境也愈加举步维艰，他越是迈向自己人生和艺术的顶点，越感到孤寂，高处不胜寒！

1996年12月27日，彭修文先生的生命走到了最后的一天。病危通知惊动了广电部领导。当天上午，刘习良副部长代表部领导赶到病榻前探望，并询问彭修文先生：“还有什么事情要求部党组给予解决？”彭修文先生用最后的力气说：“我唯一的要求是赴港手续要快办。”那年，彭修文先生将要出任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一职，这是海内外音乐界瞩目的事件。以彭修文先生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望，再加上香港中乐团的特殊地位，民族管弦乐事业必将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内地、香港以及彭修文先生都为这项重大的举措做了慎重而又缜密的考虑。谁知，天不遂人意，当事情已成定局之时，彭修文先生竟一病不起，生命之烛行将滴尽。此刻，他以一个临终者的身躯却要抱病赴任，他恳切地请求部领导加快办理赴港手续。他明白，他是无可替代的，他别无选择，只有向前，一息尚存就要争取！刘习良副部长握着彭修文先生的手向他保证，部党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为他办好一切手续，请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无不心酸。

当天下午，彭修文先生就进入了弥留状态，一生操劳的他沉睡着。我们在病房外焦急地期盼，期盼先生强大的生命力再度回来。晚上八时许，师母李友仁阿姨从病房里急匆匆地跑出来，喊着：“嘉实，嘉实，彭老师叫你呢！”我快步冲进病房，附在先生耳旁说:“彭老师，我在这儿，您有什么话说，我听着呢！”我在先生耳旁不断地呼唤他，可是他没有回应。不知刚才是恢复了意识还是在幻觉中叫我。他沉睡着，没有醒来。五个小时之后，1996年12月28日凌晨1点03分，大限降临：伟大的民族音乐家，一代宗师彭修文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了。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落幕。他启人心智、摄人心魄、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顿成绝响。他留下的巨大的缺失将如何填补？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航船将驶向何方？

2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想：先生在最后时刻叫我是有什么事要托付？每每念及，很多猜想掠过心头。有些往事在经过时光的浸泡之后，便产生无穷的回味。最难忘，彭修文先生教授我指挥课的那些时光。他给我详细指导了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和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还给我分析讲解了很多古典和当代作品的段落和乐章。他曾把自己用过的一根指挥棒赠送给我，那是一根从德国带回来的国际流行的白色指挥棒，我很珍惜地保存着。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切颇有衣钵相传的意味。可是，当年我才20岁出头，彭修文先生也正年富力强，我们对这些生活细节谁也没多想。

我跟彭修文先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还有忘年之交。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陪伴的是一位孤独的巨人，他的艺术和追求是前无古人的，他的道路崎岖坎坷，荆棘丛生。民族管弦乐事业在起步的年代就饱受争议，究竟是吹吹打打走传统的老路，还是借鉴发展，走扩编改制的新路？在民乐发展的道路上，彭修文先生是高举改革大旗的人，他坚定地主张借鉴外来文化和继承传统文化并行，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在当时，借鉴外来文化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彭修文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举步维艰，几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他无怨无悔地坚持着自己的追求，能进时则高歌猛进，不能进时则隐忍求全。他熟读史书，饱览典籍，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忧思极深。

彭修文先生常说，从事民族音乐事业必须要爱，不爱是做不了这一行的。我理解他所说的爱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发了大愿的奋不顾身的爱。因为这一行太难了，不是学好作曲“四大件”就行了，在“四大件”之外还要有丰厚的国学功底和极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即便是这些素质都具备了，还要面对一个乐器需要改进、声部尚存缺陷、表现力急需提高的民乐队。纵观这些困难，博学如彭修文先生也时常感叹道：“西方的指挥有一个完备的交响乐团，有一辈子都演不完的作品。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乐队残缺不全，作品要自己写，我这个指挥太难当了！”彭修文先生作为现代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开拓者，他所承担的压力是巨大的，他对民族管弦乐的贡献也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艺术和人格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我虽不能望其项背，步其后尘，但我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我却知难而退了。如今回想起来，觉得愧对了先生的厚爱和期望，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百年彭修文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民族音乐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纵观近百年来先哲们所走过的道路，其主流思想可归纳为：以我为主，借鉴西方；立足传统，着眼当代；改造旧制，创新发展。百年来，在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起步、改造和创新方面，彭修文先生无疑是集大成者。他承上启下，将千年以来之古韵和百年以来的新声合为一体，把中国音律与西方技法融为一炉，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兼收并蓄又和而不同，在民族管弦乐舞台上独领风骚几十年，被称为“彭修文现象”“彭修文模式”“彭修文时代”；他推动了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音乐审美，也成为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户。

彭修文先生在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作品丰厚

彭修文先生一生创作和改编的作品据统计是1000多首，其中民族器乐曲400多首，数量之大，影响之广，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民族器乐领域他无愧于第一人。他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改编古今经典，二是创作新曲。

彭修文先生的艺术道路始终伴随着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成长。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于1953年，当年彭修文先生就指挥新生的乐团，为中国唱片社录制了民间音乐的唱片。1954年他被任命为乐团的“责任指挥”，之后历任首席指挥、艺术总监。他在这个位置上奋斗了43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乐团成立之初，没有作品可演，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那时候，彭修文先生常常是夜以继日地为乐团创作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夜里写完，第二天白天就排练，当天晚上就演出了。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是彭修文先生创作生涯的高产期。为了广播电台的播出需要，同时加快丰富民乐团的音乐会曲目，彭修文先生采取大量改编经典乐曲的办法，因此，改编在彭修文先生的作品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改编的很多作品，被世界公认是艺术的精品，很多唱片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彭修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谈到改编作品的问题。他说：“当年民乐团根本没有作品可演，创作新曲又太慢，并且不能保证每一首新曲都好。因此，我就走改编经典作品的路子，这样做，来得更快更保险。其实，改编经典比写新曲更难！”彭修文先生改编的范畴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乐曲，他把目光扩大到世界范围，如欧洲名曲以及亚非拉名曲都在彭修文先生的视野里。那一时期，彭修文先生改编的作品很多都成为不朽的名曲，如《彩云追月》《步步高》《阿细跳月》《花好月圆》《翻身的日子》《达姆·达姆》《四小天鹅舞曲》《美丽的梭罗河》《月儿高》《将军令》等。这些作品也是民族管弦乐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其艺术价值是不可复制、难以超越的。

《春江花月夜》（古曲，彭修文订谱）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修文

此为1978年彭修文率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访问西德的珍贵录像，由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张大森为琵琶领奏。《彭修文作品集》中收录了此版本曲谱。

彭修文先生非常重视发掘改编民族民间音乐，他站得比前人更高，看得更远，他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例如他在20世纪50年代改编的《步步高》《绣红鞋》《落花流水》等乐曲，原本都是自娱自乐的广东音乐小曲，经过彭修文先生精心的改编和配器，赋予这些乐曲新的生机，使其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大雅之堂，一时间风靡全国。这些改编曲使大众重新认识了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而且这种新风新曲新形式，成为新中国的一种新风尚，鼓舞和滋养了几代人的爱国心和音乐感，这是彭修文先生的一大贡献。

说到民乐合奏形式的创新，不得不追溯到20世纪初期，由民族音乐家郑觐文先生创建的大同乐会。当时，也改编了一些民歌和传统乐曲，但是流传下来的极少，即便是被后人称道的《春江花月夜》，在编配上也是简单的声部对比，近乎大齐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的著名民族器乐改革家刘天华先生的传世作品是十首二胡独奏曲，另外还有三首琵琶曲，一首小合奏曲。在我们的传统音乐中，江南丝竹、河北吹歌和广东音乐，这类小型合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合奏音乐。彭修文先生是开创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第一人，他把民乐队中的声部对比以及声部融合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他巧妙地借鉴了西方管弦乐队的音响组合跟合奏的理念，使民乐合奏形式焕发出从未有过的表现力。

2

配器精妙

彭修文先生是公认的民乐配器大师，可惜他没有留下一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配器法”的著作，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他生前我曾经跟他提起过，请他写一本《民乐配器法》。彭修文先生听到我的话后，面色凝重地说“还不到时候”，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他似乎不想谈这个话题。如今回想，他的一生都在埋头于创作，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写书的事。好在，他留下了很多不朽的音乐作品，他的最经典的配器手法都在作品中。多年之后，我才理解彭修文先生对写配器法的态度为何不热心。那个年代，民乐配器法是一片空白，没有先例可循，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行，彭修文先生也不例外。民乐队的音色究竟怎样整合才好，一切尚无定论！因此，民乐队的配器是五花八门，大多都是靠经验，并无公认的理论。

在民乐队的配器上，彭修文先生是一枝独秀。他的配器艺术引领了属于他的那一个时代，这是海内外所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在风格多样化的今天，当我们聆听彭修文先生的作品时，仍然认为他创造了民乐配器艺术的高峰。在他的笔下，民乐队能展现出惊人的色彩和表现力。他创造性的音色组合来源于他对乐器演奏法的透彻了解，以及对音色的敏感和深刻的理解。现在很多民乐合奏的作品技法很复杂，但是听起来浑浊而又缺乏色彩。大部分原因是把西方乐队的原则按照音区横移过来所致。西方乐队音色统一，便于踏板式的写法，而中国的民乐队属于高度色彩化的组合，需要有针对性的思维，不能照搬。过去彭修文先生呼吁专业学作曲的人多给民乐写作品。从实际情况来看，专业作曲写民乐作品，还需要对民乐队有专业的了解才能胜任。如果对民族乐器的了解还停留在书本上，完全按照西方配器法的原则来写民乐，是写不好的。有不少专业作曲家写的民乐作品在旋律和结构上都很好，唯独配器写不好，效果平淡，问题就出在简单照搬和对乐器不熟悉。

合奏艺术对配器是很依赖的。民乐合奏形式要发展壮大，最终必须拥有自己的配器法则。彭修文先生的配器精妙，其重要原因是他了解民乐，他的灵感和音思都直接来源于民乐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件乐器都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声部与声部之间的融合与对比美妙绝伦，乐队整体透彻而又辉煌。要学好配器，最好能学会演奏几种乐器。如果不会演奏，靠看乐器法配器，虽然也能配得合理，却很难配出创造性。彭修文先生不仅是指挥家、作曲家，还是演奏家。有一种说法是：只要会弹琵琶，会拉二胡，就了解了整个民乐队。因为，琵琶的演奏手法在弹拨乐器里是最丰富的，涵盖了所有弹拨乐的技法和表现力；二胡在拉弦乐器中技巧最丰富，涵盖了所有的拉弦乐器。彭修文先生不仅是琵琶演奏家，也是二胡演奏家，他演奏的二胡独奏曲《在草原上》、担任琵琶领奏的《春江花月夜》还录制出版过唱片。基于这样丰厚的乐器演奏经历，再加上他对配器法的特殊兴趣，造就了他在配器领域里出类拔萃的成就。

中国的民族乐器种类丰富，个性突出，音色差异很大，适于独奏而不适于合奏。中国民族乐器中基本没有中低音乐器，好像中国的乐器都是为独奏而发明的。因此，要组成民乐队面临音色太杂、声部不齐的缺陷，这是发展民乐合奏艺术最大的困难之一。要把音色差异很大的各个声部整合起来，演奏当代作品，奏出时代强音，其中困难是很大的。彭修文先生是第一个在整合民乐队的音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深知，西方管弦乐配器法不能照搬到中国的民乐队上。例如，中国民乐队中的拉弦乐器组的高胡和二胡声部，看起来是同类乐器，其实音色差异很大，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管弦乐队的一提琴和二提琴的写法，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件乐器。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乐器的音色是不融合的。即便是在理论上可以形成八度关系的段落，而实际演奏出来的效果未必能够形成群体感。因为，民乐拉弦乐器的有效音区并不宽，高胡在第三把位上的音色已经很尖锐狭窄了，并不能发出小提琴那种宽广明亮的效果，这就是很多民乐合奏作品听起来混沌无力的原因之一。民乐队中胡琴声部的音色暗淡，发音筒小，音量偏弱，整个拉弦乐声部都不给力，这是民乐队的弱势。面对这些困难，在配器的时候必须要透彻地了解每一种乐器的演奏法，扬长避短，还要具备超高的创新意识。

彭修文先生很多光彩照人的配器，都不是书本教条所能带来的，全靠他的经验加创造力。例如在《彩云追月》这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乐曲中，单一音色和混合音色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甚至整个乐队组合出了新的从未听到过的音色。在《月儿高》这首大型合奏曲中，弦乐组就没有使用高胡，完全以二胡音色为主，效果却非常震撼，这是大胆创新的思维。在《丰收锣鼓》的抒情乐段的旋律音区恰恰在高胡和二胡八度结合的有效音域里，旋律的性质似乎也是激情荡漾，若按书本的配器原则应该不会放弃弦乐组高八度上的重复。可是，彭修文先生却将高胡与二胡同度演奏，突出了二胡甜美的音色，简直令人陶醉！这些细节体现出彭修文先生作为配器大师对音色细腻而又深刻的理解。

“彭修文手记”系列公益课程 第9期 《丰收锣鼓》

研究彭修文先生的配器艺术，一定要特别关注弹拨乐组的写法。彭修文先生多次说过：“弹拨乐组是最难与其他声部融合的，也是最有色彩的声部，这是西方管弦乐队所没有的。因此，写好弹拨乐声部，整个作品也就成功了一半。”彭修文先生把弹拨乐组的织体写得合理而又富有创造性，这得益于他对每一件乐器透彻的了解。彭修文先生把西方配器法中木管、铜管、弦乐三个看似跟弹拨乐毫无相同之处的功能和思维，都巧妙地集中在弹拨乐身上，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弹拨乐组不是仅仅承担节奏音型，而是旋律、和声、复调全能的声部。他写出的弹拨乐的织体是符合乐器特点的创造性的写法，也是充满复调思维的。他不但写活了弹拨乐，而且使作品富有戏剧性和交响性。

彭修文先生的弹拨乐编制也很有特色：两把柳琴有非常重要的色彩作用；琵琶仅用两把，不像很多民乐团琵琶一大排，他讲究音色的平衡和乐队的整体感。中阮至少用四把，大阮两把，扬琴两台。其他色彩乐器如三弦也用得非常巧妙。彭修文先生在弹拨乐器组改造上的重要举措是把阮的四度定弦改为五度定弦，这样就使得中阮、大阮在演奏和弦上更加方便，音色也更好地融入乐队。特别是要求中阮一律改戴假甲演奏。这一改变，使中阮的音色柔和了，演奏技巧也丰富了：弹、挑、扫、拂、轮、摇、滚，跟琵琶技巧融为一体，成为弹拨乐器组浓郁而又坚实的中低音声部。

《图画展览会》

（〔俄〕穆索尔斯基 〔法〕拉威尔配器 彭修文改编）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修文

“彭修文手记”系列公益课程 | 第39期 《图画展览会》

彭修文先生在改编穆索尔斯基作曲、拉威尔配器的《图画展览会》中有弹拨乐绝妙的一笔：在第一个《漫步》段里，彭修文先生用扬琴独奏和弹拨乐组的合奏，代替了原作中的小号独奏和铜管组的合奏，这真可谓神来之笔！本来，这是改编的一大难点，因为中国民族乐器中没有跟西方铜管乐器相似的音色。民乐队这一劣势被配器大师彭修文先生转化成为优势，他放弃了简单的模仿，采取以我为主的创造性的改编，从而写出了全新的境界。所有熟悉《图画展览会》这部作品的人都觉得彭修文先生改编的《漫步》和其他很多段落，比西方管弦乐配器的版本更有韵味！

在民乐队中，唢呐是很难融合的乐器，但它却是唯一强大的管乐器。为了让唢呐尖锐的音色融入整个乐队，彭修文先生采用多数量来降低个性，形成声场。同时他又运用经过改革的中音唢呐和次中音唢呐来扩大声场，以加强声部的融合度。在彭修文先生的作品中，唢呐被运用得和谐而又合理，例如在《将军令》《丰收锣鼓》等作品中，唢呐声部写得气势恢宏，壮丽辉煌。将唢呐用作和声声部，也是彭修文先生的创举。他在写法上、训练上，克服了唢呐音准难控制、音色尖锐等问题，成功地将其融入乐队。

彭修文先生是学贯中西的管弦乐大师，他对西方管弦乐队和中国的民乐队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因此，他能创造性地借鉴西乐的优点，补足民乐的缺陷。他从来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不露痕迹、以我为主地创新式借鉴。彭修文先生常说：“民乐队缺少中音声部，因此，乐队缺乏纵深，这是影响民乐队表现力的。”因此，他非常重视中胡、中阮和中音笙等乐器的写法，尽可能地扩充和发掘乐队的纵深。在乐器改造方面，他最早使用中音芦笙，后来又使用了排笙、中音喉管和低音喉管这些改革的乐器，以加强乐队的中低音声部。

《彭修文作品集》第一册“出版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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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修文先生不但能把各种差别很大的音色整合起来，而且善于把每一种单一音色发挥到极致。他常在一部合奏作品里突出一件独奏乐器，以彰显中国民族乐器的个性美。例如在交响诗《流水操》里古筝独奏的运用，把高山流水的古韵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作品中，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整个作品画龙点睛的一笔。在合奏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里的管子独奏，把诙谐欢快的情绪推向了顶点。20世纪70年代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编钟，彭修文先生立即将其用于乐队，为此创作了编钟与乐队《梅花三弄》。在这个作品中，编钟并没有被简单地当作展示品，象征性地敲打几下，而是将其音色点点滴滴地融入清澈的和弦背景中，营造了玉洁冰清的意境，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境。彭修文先生总是创造性地使用乐器。编钟本来是大型古乐器，可是在这部作品中却轻轻地敲击，适当地点缀，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出编钟清丽典雅不为人知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初，“埙”这件远古乐器刚刚被复制成功，彭修文先生以他敏锐的思维，立即将其用在幻想曲《秦·兵马俑》的慢板乐章中，以表现夜深人静，士兵们在瑟瑟的寒风中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呜咽声，这一笔可谓泣鬼神，动天地。这也是“埙”第一次被用于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中。

彭修文先生是无可争议的民族管弦乐大师，他卓越的配器艺术，使民族管弦乐的合奏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3

指挥经典

在世界近代交响乐团进入指挥时代的时候，中国的民乐团才刚刚起步，指挥人才严重匮乏。缺乏指挥人才跟缺乏作品一样，对于乐团来说都是事关生存的根本问题。彭修文先生在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起步阶段，一人同时担起了这两个决定命运的重任，他既是指挥，又是作曲。彭修文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大量浏览和精研西方管弦乐作品，对指挥艺术和交响乐团的演奏艺术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他在努力保持民族风格的同时，又把西方交响乐团演奏上的整体性和戏剧性注入民族乐团中，大幅度提高了民乐团的表现力。当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引领潮流，就得益于彭修文先生的作品和他经典的指挥艺术。

《乱云飞》

（根据现代京剧《杜鹃山》唱段改编）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修文 京胡：姜克美（1992年）

长久以来，民族乐器的演奏强调风格性，突出个性化，这给合奏艺术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去个性，求整体，彭修文先生付出了长期不断的努力。他的每一次排练几乎都是基础训练课，他一招一式地教给乐手们该怎么演奏。弹拨乐组的弹、挑、扫、拂、轮、摇、滚他都细致规定，尤其是弹拨乐器演奏和弦音时，都要统一技法，因为不同的演奏手法会有不同的效果。彭修文先生在训练弦乐声部时细致到弓法、指法、揉弦，甚至滑音、装饰音他都亲自示范。因此，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弦乐声部整齐统一，音色优美通透，强弱幅度很大，极富表现力。彭修文先生精通每一个声部的每一件乐器，因此，他对乐队的要求极其严格，他的艺术理念必须被贯彻到乐团所有的位置，直到整个乐团能够高度统一为止。他在去个性化的同时，又塑造出新的集体意识，使人既能感受到合奏艺术的震撼，又不失民族风格的情趣。

彭修文先生不断追求新音色、新组合，不断开拓乐队的演奏层次和强弱张力。他丰富的肢体语言，清晰而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以及独到的音乐处理，给人全新的视听感受。即便是演奏世界名曲如《图画展览会》《卡门组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等人们熟知的作品，他仍然有自己的诠释，有不同的速度感和句法；演奏《春节序曲》《瑶族舞曲》等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作品，他也能给出全然不同的感受。彭修文先生的指挥艺术是世界一流的，海内外乐迷不仅对他的作品十分喜爱，对他的指挥艺术同样着迷。香港媒体称“彭修文先生本人就是票房保障”。

彭修文先生是按照世界优秀乐团的标准来打造中国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中国的民乐团跻身于世界优秀乐团之列，为此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彭修文先生的指挥艺术和他的作品培育和滋养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成长，他是中国民乐指挥中唯一能和西方知名交响乐团指挥齐名的杰出的指挥家。

（未完待续）

音乐会

“致敬大师·纪念彭修文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一：《最后的乐章》

2021-12-04

“致敬大师·纪念彭修文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二：《大家 大师 大格局》

2021-12-05

“致敬大师·纪念彭修文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三：《“彭氏乐队”的坚实基石》

2021-12-06

“致敬大师·纪念彭修文诞辰90周年、逝世25周年”之四：《大师的足迹》

2021-12-07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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