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老鼠，竟然灭了一个国家

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一个大舞台，晚明时期的各方势力轮番登场，上演着朝代更迭的戏码。在这个舞台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草根起义家李自成、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相互对峙，在这种群雄割据的大场面中，我们被这三位“主角”所吸引，浑然没注意藏在角落中的小老鼠，它才是影响一切的关键角色。

1644年三月，农民军耀武扬威地跨越居庸关，突破了明朝最后一道屏障。李自成得意洋洋，因为他并未遭到居庸关守军的抵抗，守将唐通见到大顺军的旗帜后，立马开关投降，十分痛快。由于在突破居庸关时节约了力量，李自成并未休整，一鼓作气地朝着京城进发。

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各位都很清楚。大顺军兵临城下，在内应的帮助下，不费吹灰之力夺下京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以身殉国。

按理说，哪怕是在国力衰弱的末代，皇城的禁卫军的战斗力也不该如此低下，让李自成入城如入无人之境。实际上，当时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已是一座被瘟疫侵袭过的鬼城。这场瘟疫始于崇祯六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

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这场瘟疫爆发的地点越在山西兴县，沿着大同、潞安的显露传播，逐渐覆盖了中原西北，向东方蔓延。崇祯十四年时，瘟疫已传播到大名、顺天府。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多地区都出现了“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情况。直到北京城被攻陷的前一年，瘟疫蔓延到京城。

为什么史学界断定这场瘟疫是鼠疫呢？

根据明人的描述，当时的老百姓称瘟疫为“疙瘩瘟”，而这种瘟疫的病状正是淋巴结肿大。从传染速度及“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死亡率来看，只有一种传染病能造成这样的效果——鼠疫。当时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场给百姓带来比战争更多死伤的瘟疫，竟始于一只微不足道的老鼠。

瘟疫传入京城四个月，每天京城都会有上万人死于鼠疫的并发症，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出殡的车马拥堵在城门口，有五成居民直接死于鼠疫，大街小巷中连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四处玩耍的顽童都不见了。如果这样的场景不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组数据：

崇祯十六年，总共有二十万户口是京籍的居民死于非命，而当时北京城里在籍的居民约为八十万。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于鼠疫。在迷信的古人眼中，瘟疫是瘟神降下的天灾。当时，有好事者称在京城中见到了勾魂的白衣人。于是，每个晚上，老百姓都会敲击铜盆，希望能赶走勾魂的“白衣人”。朝廷自顾不暇，自然没空理会老百姓的荒唐行为。一时间，京城变成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老百姓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虽说朝廷无法消弭群众的恐慌，但崇祯也出台了一些治理瘟疫的政策。同年七月，驸马巩永革向崇祯汇报了疫情，崇祯立即作出指示，从国库中拨款两万两，让巡城御史负责收殓尸体，同时派太医院诊治病民。然而，病患和死尸太多，崇祯拿出的那点银子无疑是杯水车薪。在瘟疫面前，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都会遭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朝堂上的大臣，也没能逃过瘟魔的侵袭，一个接一个地倒在鼠疫面前。

起初，宫中每死一个大臣，大臣的家属就会得到四千钱的抚恤金。到了后来，死的大臣越来越多，崇祯连抚恤金都发不起了。可以想象，当时驻扎在京城的禁卫军怎能逃过这场浩劫呢？虽说当时京城中的明军号称十万，但在这场瘟疫过后至少九成丧失了战斗力。根据明朝遗民张怡所言，大顺军打到城门口时，能够爬上城墙与敌军对峙的士兵，只有不到一万人。不论是士兵、长工还是小贩，京城的大街上连乞丐都见不到了。

形势十万火急，守将不得不低三下四地求老百姓守城，然而用了五六天时间也没能召集足够的人手。无奈之下，崇祯只能将宫里的太监派出去，让他们穿着盔甲拿着武器登上城楼。大顺军抵达北京时，城墙上每五个城垛仅有一名“鸠形鹄面，充数而已”的守军。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守将拉来凑数的，根本没有战斗力。这些仅剩的士兵，每天能拿到一百文钱的军饷。这点钱在荒年只能买些清汤寡水。守军根本无法填饱肚子，更别提与大顺军玩命了。

反倒是那些被崇祯赶鸭子上架的太监，在守城时发挥了一丁点作用，给大顺军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如果没有这群太监，大顺军的进京之路会更加畅通无阻。

有史料称，当时在城墙上守城的明军，赖在地上不肯起身，军官用鞭子猛抽才能让士兵爬起来，可是这个起来那个又卧倒了。以前读到这段史料时，总觉得明军怠惰，全无士气。今天看来，或许这些士兵都是些病入膏肓的将死之人，能爬上城墙已经非常难得了，想让他们与大顺军拼命，无疑是天方夜谭。

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点：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一个瘟疫肆虐的鬼城，难道农民军不会被瘟疫感染吗？

专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大顺军入城的时机非常巧，他们刚好避过了瘟疫肆虐的高峰期。根据专家的分析，当时明朝蔓延的鼠疫主要有两种，分别为腺鼠疫和肺鼠疫。大顺军入城时，腺鼠疫已经逐渐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逐渐转暖，未能大规模传播。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之间的区别。

按照字面的理解，鼠疫的传染源是老鼠，实际上，这种瘟疫是由老鼠身上寄生的跳蚤传播的。由跳蚤传播的鼠疫杆菌，就是腺鼠疫。相比于腺鼠疫，肺鼠疫就比较可怕了，这种鼠疫是由腺鼠疫变异而来，患有肺鼠疫的患者往往会胸部剧痛、吐血。肺鼠疫并不是由动物传播，而是通过飞沫传染。由于肺鼠疫无需老鼠跳蚤作为媒介，所以它的传播更加迅速。不过，肺鼠疫只能在低气温的环境下传播，因此经常发生在冬季。

每一种传染病，都有其机理。腺鼠疫流行到一定程度，便会随着传染源的消失（人与老鼠大规模死亡）而平息下来。在此期间，大顺军攻入京城，被鼠疫赋予的天时帮助，短暂占据了这座城市。可想而知的是，如果李自成早一段时间攻打京城，大顺军也会被鼠疫消灭。

如果没有战乱，或许明朝还有机会解决这场瘟疫。不过，当时的明王朝面临外虏入侵，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紧迫形势，朝廷不得不将精力放在辽东防务上。为了筹措军饷，朝廷又不得不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以至于社会矛盾激化，老百姓揭竿而起。在外患的基础上，朝廷又要面对内患，于是又要剥削老百姓征收军饷，陷入恶性循环中。

笔者猜测，虽然李自成的军队并没有直接受到鼠疫的大规模侵袭，但他的军队中一定有小部分人感染了鼠疫，并在军队中缓慢传播。否则的话，为什么李自成号称的“百万之师”被清军打得节节败退呢？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顺军也感染了鼠疫，为什么与大顺军交战的清军逃过一劫呢？莫非满族人的身体里，天生具备防御鼠疫的抗体？

显然这是不成立的。

这个问题，一度困扰史学界很长时间，直到欧洲学者揭开了这个谜团。欧洲人对鼠疫非常有发言权，早在十四世纪，欧洲地区就爆发了“黑死病”，在这场浩劫中，超过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人们，将这场灾难记录到文字和壁画中。几百年后，学者对这些文字和壁画进行研究，发现鼠疫极少感染一种人——骑兵。

为什么鼠疫不会传染给骑兵呢？

据说是因为腺鼠疫只能通过跳蚤这种节肢动物传播，而跳蚤比较讨厌马的骚气。骑兵与马为伴，身上自然会有马的气味，所以他们躲过了鼠疫的侵害。我们知道，满人擅长骑射，八旗兵主要由骑兵组成，因此他们逃过一劫，免于鼠疫的传染。不过，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也不高，因为跳蚤也会在马上寄生，所谓跳蚤讨厌马的骚味，只是无稽之谈。

明军也好，大顺军也罢，他们虽然在这场纷争中一败涂地，但他们绝不是最惨的。饥荒、瘟疫、战乱，1640年左右的中国，在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江山社稷破落凋零，老百姓叫苦不迭。有一组数据称，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非正常死亡的老百姓多达五千万人。

参考资料：

【《明史》、《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