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红：南越国印玺堪称广府篆刻典范

■古仙旧题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

■广州重修五仙祠记碑 北宋政和四年（1114）

■明 广州“归德”城门石额

■立面效果图

《广府金石录》正式出版

历代广府地区对金石研究也不少，尽管清代之前少有专著，但入清后金石著述颇丰。例如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汪兆镛《番禺金石志》、《岭南金石拓本》等。而日前由高旭红、陈鸿钧著的《广府金石录》正式出版，该书首次收录了王阳明为湛若水的父亲湛瑛撰书的墓碑，全面地梳理了1911年以前，遗存在广府地区的多达800余种金石文献。

著名学者王贵忱评价此书，“图文并举，兼有考略，多有超迈前人者。”作为作者之一，岭南文史专家高旭红接受收藏周刊专访，深入分享了广府金石遗迹的特点与影响。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金石遗存品类多，数量丰

涵盖广府文化之不同时期

收藏周刊：广府金石遗存首先有哪些显性特征？

高旭红：时间跨度长，种类丰赡。广府金石遗存品类多，数量丰，涵盖广府文化之不同时期。本地区出土金石遗存，时间最早者可溯至先秦时期。从数量看，碑刻尤富；从年代看，唐前较少，宋始大增，明清及民国时则极为宏富。从种类看，则有宫署、宗教、学宫、官衙、祠堂、行业会馆、谕示、禁约、摩崖石刻、园林景观、墓志铭表、钟鼎彝器、玺印、玉器、镜鉴、泉币、兵符、砖瓦、封泥、陶文、简牍等多种，尤以宫署、墓志、宗教、祠堂、景观类为夥。

收藏周刊：从本土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广府金石遗存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高旭红：秦汉以来，广州先后有南越、南汉、南明三个地方封建政权（史称“三南”政权），南越国、南汉国宫署和墓葬，历代官府、学宫以及祠堂书院、行业会馆等多集于此，政治类、经济类、官署类、学府类的金石遗存丰富，与广府区域地位及历史发展脉络相契合，地方特色亦颇明显。

南越国、南汉国金石遗存最具代表性。南越国宫署出土之“万岁”瓦当、木简、陶文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玺印、铜器等，皆为南越国时期遗珍。南汉时期则有出土于康陵之南汉高祖刘龑墓志《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出土于南汉昌华苑遗址之“芳华苑”铭文铁花盆等，皆为南汉国珍贵金石遗存。民国时期，为纪念南明绍武帝而立的《明绍武帝臣冢记》《明绍武君臣冢重修碑》，则记载南明绍武王朝于广州建都之短暂历史。官衙金石遗存，有元代《广州市舶提举司残碑》，明代《理问所重修记》《重修理问所记》等，尽显广府作为岭南政治中心之地位。

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宗族制度发展成熟，民间建造祠堂祭祀祖先活动极普遍，各姓祠堂、合族祠、家族书院数量众多，遍布各处。其祠堂碑记数量较多，多有广府家族礼制、谱牒等内容。如白云区红星村宣抚使祠《亭冈黄氏祠堂之记》、越秀区流水井何家祠《庐江书院碑记》、惠福路青云书院《梁氏先贤千乘侯家庙碑记》等。

南越文王墓铜鼎为文化相融合之例证

收藏周刊：广府地区古来多文化交融，通过金石遗存是否也能看出来自不同文化的痕迹？

高旭红：南越文王墓出土了九件有铭文的铜鼎，包括越式鼎及汉式鼎，其中一件汉式铜鼎，盖上刻“蕃禺，少内”，腹壁处刻“蕃，少内，一斗二升少半”；一件越式铜鼎，盘口墨书“蕃禺□”；一件越式铜鼎，口沿内刻“少内，蕃，一斗一升”。铭文中“蕃禺”为广州古称，秦汉时为南海郡郡治。“少内”，乃汉时管理宫廷内库房官，战国秦国即置有此官职。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两款铜鼎为古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之例证。

广府人兼容、务实的特性，使各大宗教于此间广泛交流传播，并实现中国化发展。道教观庙，如南海神庙有唐代韩愈所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详述岭南节度使孔戣连续三年亲祀南海神之事，“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宋元丰二年（1079）所立之《重修天庆观记》，则载三佛齐（范围在今苏门答腊岛一带）地华迦罗捐资修建天庆观之经过，证当时广府与东南亚商贸往来之情形。宋政和四年（1114）五仙观刻立之《广州重修五仙祠记》，则为现存最早记载广州城以五羊得名由来之碑刻。

买地券显南汉书法水平

收藏周刊：金石遗存，对广府书法发展反映几何？

高旭红：广府书法艺术之渊源，上可溯先秦，至汉代成熟。南越王宫遗址、南越文王墓及其他秦汉墓器物铭文甚夥；魏晋南北朝、隋唐书法，则多体现于石刻、砖文、镜鉴中，如隋代《王夫人碑》《宁贙碑》《刘猛进碑》《徐智竦碑》，唐代《许夫人碑》《唐故顺政郡君许夫人墓志铭》《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堪称典范。南汉书法承袭汉唐圭臬，康陵《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光孝寺东西铁塔铭，以及几方南汉买地券等，尽显南汉时期书法艺术水平。

宋元时期，广府书坛再开新境，以药洲石刻、广州天庆观钟铭、铜壶滴漏刻铭、张弘范残碑等为其代表。

明清时期书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大放异彩，从摩崖石刻及各类碑石书法中可见其受金石学影响颇深，如东皋关帝庙钟鼎铭、“归德”城门石额、越秀山《镇海楼记》、白云山《粤岳祠记》、海山仙馆之尺素遗芬等。

汉代之前篆书居多 明清篆隶行楷各体兼备

收藏周刊：能否梳理不同时代，不同类别金石的书体特征？

高旭红：以书体论，汉代之前篆书居多，如：出土于广州南越文王墓，有“王四年相邦张义”等字的青铜戈铭，出土于广州区庄螺岗秦墓的“十四年属邦工□蕺丞□□□”青铜戈铭、出土于广州西村秦墓、烙有小篆“蕃禺”之漆奁。南越国时期及汉代，则以隶书居多，如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之木简、石刻。隋唐宋元时期，以楷书居多，如广府现存几方隋唐墓碑、南海神庙及药洲遗址中宋元石刻。明清及民国，则篆隶行楷各体兼备，如广雅书院几方碑刻。在类型上，青铜彝器、镜鉴、泉币、兵符、玺印、砖瓦、封泥、碑石之额首文字，以篆书居多，木简、墨书上文字以隶书居多，普通碑刻则以楷书、行书居多。

收藏周刊：如果从书学价值上谈，您认为如何？

高旭红：广府金石所展现之书学价值，实可供人赏鉴。真、草、隶、篆、行等书体兼备，如南越国、汉代印玺之精美，堪称广府书法篆刻之典范。五仙观之宋代《古仙旧题》，一碑具三种书体，其草书，笔走龙蛇，意态横出，堪称岭南书法史上的狂草名品；苏东坡《六榕》、米元章《九曜石诗》、陈白沙《浴日亭追次东坡韵》、伊秉绶《粤岳祠记》、康有为《石君星巢墓志铭》等，皆为名家书迹，可资耽翰墨者赏鉴。

高旭红

字潜光，号半半堂主。任职于广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吉林延吉人，祖籍安徽寿县。研究方向为金石学、诗词、岭南文史。著有《广府金石录》、《药洲石刻》、《越秀碑刻》、《五仙观金石》、《五仙观历代诗词文赋选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