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件事，可能你也听说了：“小学统计家长背景将学生分为11类”。
说的是山西的某一个小学，对学生及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分11类，包括“权势垄断部门子女”、“领导子女”、“家长有犯罪前科的学生”等。
统计家长职业背景的事早已有之，见怪不怪了，但此事格外令网友们愤怒，在于这几个点：
首先，家长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权势垄断部门子女”“领导子女”的字眼似乎比“家长有犯罪前科的学生”“外地来、各种关系过来的学生”要高级得多。
看着非常刺眼。
其次，曝光后，学校说是个别班主任的个人行为。
明眼人一看右上角的“×年级×班”的字样就知道是学校统一发放的。
将责任甩锅班主任的行为令网友感到不齿。
再者，大家想起来，很多学校明里暗里都这么做，似乎要将家长进行区别对待。
美其名曰“因材施教”。
但大家都知道这太美其名曰了，于是在新闻里尽情表达自己的情绪。
他们质问，什么样的人才算“权势垄断部门子女”？
他们觉得现在怎么还要讲成分。
他们觉得这是对孩子的全面歧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他们觉得这是学校在利用家长的资源变现。
他们回想起自己被分班的经历，才发现原来早就被针对了，套路还很深。
在许许多多的议论下，有人惊呼：
单身不香吗？
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其实这里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伤害学生自尊心等问题，一些地区已经禁止调查家长单位和职务信息的行为了。
希望孩子们和家长们不再被影响。
这件事上，为什么大家会感到愤怒呢？
因为有一些学校，做了太多，太多了。
他们相信统计得越细致，施教方式越有成效。
如此逻辑下，他们想方设法提升调查的难度，突破正常的尺度。
他们让孩子把妈妈用的化妆品空瓶带来，分析母亲的收入。
毕竟在他们看来，用纪梵希的和用大宝的不是同一类人。
他们让孩子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描述家里的户型，分析家庭境况。
毕竟在他们看来，住两居室的和住别墅的不是同一类人。
后来发现调查物业费可以摸家底。
合影也可以摸家底。
办法真的比困难多。
调查家庭用车，也成为了较为隐蔽的手段。
比如画车标。
这样画的。
这样画的。
写车型。
要求写得越来越清楚。
从幼儿园开始，到一个人不再读书为止，都可能被巧妙地摸底。
一言以蔽之，学校试图对家长勾勒“用户画像”，以便进行“精准教育”。
越清晰的画像越好。
甚至得精准到门牌号。
甚至传言也要精准到学生母亲的月经周期。
就像会计对一个人的资产清查，就像医院对一个人的全身体检。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调查“家长是否是副科级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反正，在各种摸底下，家长的形象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来。
每个家庭怎么样的，每个父母做什么的，一览无遗。
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但当家长去质疑调查背后的目的时，总能被一个理由给撵回来：
“根据家长职业安排孩子学习进程。”
每个人的起跑线都不同，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家长影响孩子的教育轨迹，早被社会科学研究证实过。
这些事情，家长们也明白。
没想到的是，一些学校明目张胆地去区分家长的三六九等，似乎要明显的区别化对待。
现代教育里很少看到这些情况，所以让人格外愤怒。
应对之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一些有能力的家长想到一个剑走偏锋的方法。
自己成功的同时，“帮助”和“支持”一下孩子，这会让他远远超过同班同学，还能早早地奔向人生的康庄大道。
不再千辛万苦地挤独木桥，不再因为家长职业而被歧视和区别对待。
何乐而不为呢。
毕竟很多人这么干。
这让我想起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大手拉小手”。
原来文章里的素材很符合家长剑走偏锋这一主题，所以分享一下。
具体是这样的：
2015年，刘同学13岁，发明了“便携式雾霾污染气体快速识别和检测装置”，获得了第3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因为这个奖，他作为科技特长生，进入了当地重点中学——合肥一六八中学读书。
但该发明被发现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院长的一项科研成果高度相似。
院长刘建国正是他的父亲。
无独有偶。
2018年，刘同学再次发明了“酒驾安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申请了专利。
但这个发明也被发现与其父另一个国家专利高度相似。
两个国家专利里很多内容是研究生都没法做成的，怎么到了孩子身上就变得轻而易举呢？
不过，孩子自己觉得没有问题。
孩子的老师也觉得没问题，说这是“大手拉小手”，父亲带着孩子能更好地在科研道路上扬帆起航。
后来刘院长也回应了，说儿子是凭借高考成绩考进大学的“强基计划”的。
我相信孩子可以考个高分，但这也无法影响一个事实，那就是父亲在孩子打造的超级简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至于如今“大手拉小手”成了公器私用的代名词。
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的励志故事，显然并没有发生在神童身上。
社会竞争压力太大，名校名额太少，对于学生来说，就需要获得各种头衔和奖项。
越闪光的荣誉越好。
有些奖项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进得去名校。
实际上，如果细数新闻案例，你就会发现，直接把国家级专利成果送去中小学参赛的事还真不少。
段同学连续三年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获奖成果横跨物理学、计算机存算一体和人工智能。
靠着科创奖项，他还成为感动重庆的十大人物之一。
但后来人们发现他的研究成果与其父亲——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段书凯的专利高度相似。
陈同学凭借结直肠癌基因敲除研究获得创新大赛三等奖。
但他第一天去实验室做的事情是上网搜了搜什么叫基因，第二天也在思考什么是基因。
后来人们发现他的研究成果更可能来自于父母的论文，而他的父母都是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还有更为简单粗暴的。
两名李同学，亲姐妹，打造了一个“喝茶抗癌”的项目，怒夺创新大赛三等奖，项目需要她们进行动物抓取、称重、小鼠药物注射、肿瘤测量等操作。
但后来被发现研究成果得益于父亲——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前院长李红良的帮助。
在这件事上还有着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学生怎么拿得到进行动物实验所必须的《实验动物专业技术考试合格证书》，又怎么完成博士生才做得到的实验呢？
认可李同学论文的武汉科协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应：“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实验，并按照程序申报。”
言外之意，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学生就是能力逆天，大家不要羡慕。
随着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子承父业”成了一个极度讽刺的贬义词。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继承者们因为创新能力特别夸张，所以被寄予厚望。
以至于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诺奖得主就隐藏在小学里。
孩子们像扫地僧一样，偶然现身科技竞赛，轻描淡写地展示他们惊为天人的研究成果。
《论翼龙骨骼结构与灭绝原因的联系》 《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朗伊尔宾1号冰川不同海拔梯度环境对北极罂粟生长的影响》 《一种人工编码的DNA防伪自动印泥基于响应型纳米粒用于抗癌药物的选择性释放》 《基于螺吡喃-双色团的力致多色转变材料的制备和应用》 《南极半岛一种新的抗辐射微生物的发现及其生理生化特性研究》 《基于同步辐射技术对提高镁合金硬度的热处理过程的研究》 《甲状腺髓样癌特异性敏感标志物降钙素的ECL比率检测研究》 《二氢杨梅素调节肝脏脂代谢及细胞外基质生成的作用研究》 《苯并（a）芘对稀有鮈鲫p53信号通路影响的分子机制》
看看这些获奖论文的题目，试问，一般人怎么可能去北极、南极考察？试问，一般人又怎么拿到翼龙骨骼结构进行分析？
高校教师都不一定申请得到相关的实验机会。
我随便找了一张全国青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获奖图，普通人能把研究名称断句断顺了都算厉害的。
我愿意相信获奖者们确实做过了实验，但总归超出了常人的认知。
2012年，就有专家诚恳地说：
“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能获得一等奖的项目，90%以上都是由于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科研院所的介入和指导。”
“介入”这个词，颇值得玩味。
现实很直白。
学校要求调查家长的身份，精准识别各类家长；
家长为了帮助孩子减少竞争，拿出自己的资源拔苗助长。
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
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一个现象，资源向一些大牛集聚，机会向一些家庭集聚。
这种情况不断发生，难免不禁令人担忧。
大家介意一些教师对于富人家的孩子谆谆教诲，对于穷人家的孩子爱答不理。
这让原本有天赋的普通学生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
大家还介意一些竞赛得主手握多个奖项，保送名校后跳到社会科学专业，不再做那些复杂的实验。
与之对比，
很多学者还本着“笨拙的纯真”在做研究：“硕士生在实验室过柱子熬到凌晨三点攒数据；博士生肝论文通宵第二天组会被老板骂哭”……
看着无不令人动容。
然而摆在面前的诡异现象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经常有人发问，努力、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知道答案为何，还是拿黄国平博士论文里的“感谢”来宽慰一下自己吧。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苦，才将这份博士论文送到你面前。”
“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再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起码要相信“我们都有美好的前途”这句话能在自己身上实现，才对得起不断激情后退的发际线。
其实，也只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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