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凭的是什么？

10月18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重磅发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管理的成都金沙遗址同时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是四川唯一。

海报图（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据了解，“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于2001年被发现的金沙遗址，又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探寻背后的答案。

金沙遗址惊世亮相

被称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

2001年2月8日，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王国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一处施工现场横空出世。经勘探发掘，金沙遗址的分布范围约为5平方公里，存在大型祭祀活动区、建筑基址区、居址区、墓地等重要遗存，出土珍贵文物数万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于2005年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震惊海内外，被誉为“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从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不仅填补了古蜀研究的空白，甚至改写了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从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推测，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蜀国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也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的出现也将成都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左右提前到了距今约3300年左右。

此前，在“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曾表示，“从金沙遗址所形成的年代看，应该是上自商周时期，向下延伸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鱼凫和杜宇这两代蜀王统治的时期。”在史学研究领域，从前缺乏考古材料的时候，仅依赖传世文献是有局限的。彭邦本认为，“金沙遗址大量考古遗存的出土，无论为中原还是蜀地的文献记载，都提供了可印证的材料。虽然迄今没有发现直接出土的文字材料，但现在出土的材料已经能够和传世文献记载进行实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真实证据。”

据了解，20年来，学术界对金沙遗址展开了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认为：“金沙的发现拓展了对古蜀的认知。”

金沙遗址的发现

解答了三星堆文明去向之谜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表示：“金沙遗址最关键的价值是解开了三星堆的去向之谜，并为成都找到了历史根源，完善了四川先秦考古学的文化序列。”二十年来，金沙遗址聚落群已陆续发掘133个地点，发掘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解答了三星堆文明去向之谜，也将成都城市史向前推进到距今3300年左右，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历程。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显著的文化演变、吸纳与融合的态势，既有共性又独具个性。两者在祭祀文化、宗教信仰、出土器物的样式和风格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表明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星堆兴盛期和金沙兴盛期有早晚，但有年代衔接，三星堆兴盛后期，金沙已经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共同构成古蜀联盟，号称古蜀国。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和金沙考古有一些继承：黄金面具、龙的形状，神鸟崇拜等。三星堆一系列的发现和独特的创造，多数被金沙所承袭。

在此前举行的“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相关学者就探索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文化现象，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彭邦本梳理了“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的关系，通过分析三星堆与金沙大小铜人的不同发饰，甄别出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物：编发发饰族群是重要的与盟邦国人物，盘发发饰代表的是“南中”（川南、云、贵）族群，形成的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巨大的地域性邦国族群联盟这一认识，显示 “三星堆——金沙共同体” 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精神世界。

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充分体现了古蜀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堪称一流的考古发现，标志着古蜀文明的辉煌。

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船棺遗址的发现，再一次明确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金沙）文化以及晚期蜀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朱章义表示：“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王巍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曾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种类、风格，以及表现出来的独特信仰，说明它一方面特色鲜明，另一方面也被中原王朝所影响，甚至是中原王朝向更南地区扩展影响的中转站。

如同样作为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后来随着夏文化的对外辐射向全国进行扩散。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祭祀活动中最核心的玉礼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介绍说，玉文化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伸，经四川盆地走向岭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有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广西、云南及越南等洪河上游交界处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此外，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以及古蜀人广泛吸收其它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成为中华玉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成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文化见证。正如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所说：“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前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每一年都要来四川，常去的地方就是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他认为，古蜀文明是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集精神、物质、制度于一身、是川西平原土生土长的政治实体，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地方特色光彩照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8日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金沙遗址还入选了“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请关注红星新闻系列报道，明日解读金沙遗址在考古遗址、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成就和亮点。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原标题：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凭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