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高仿与造假：谁来为假画买单？

第3322期文化产业评论

作品真伪一直是艺术收藏中的热门话题。无论仿作还是高清扫描版，都无法全方位复现原作笔触、色彩和情感。但市场并未把这些精致复制品拒之门外，仿作们不仅登堂入室，还卖出了高价。高价购买复制品究竟值不值？名画仿作能创造升值神话吗？

作者| 马钰坤

编辑| 田佳宁

来源| 时尚芭莎艺术

正文共计4629字 | 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张大千《莲花》（仿石涛），黄纸水墨，166×74.3cm

名作高仿，水涨船高？

毋庸置疑，珍藏于 卢浮宫的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是无价之宝，其“山寨”画也身价惊人：近日，佳士得巴黎在网上拍卖了创作于17世纪早期的《赫金蒙娜丽莎》（Hekking Mona Lisa），成交价高达29万欧元。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追随者《赫金蒙娜丽莎》（Hekking Mona Lisa），布面油画，79.5×47cm，约17世纪早期

其实此前，《蒙娜丽莎》的仿作也曾多次拍出过高价：早在1995年，曾为法国皇室收藏的《弗农蒙娜丽莎》（The Vernon Mona Lisa）在苏富比纽约以55.2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2019年1月，一幅创作于17世纪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以169.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同年11月的苏富比巴黎，另一幅“山寨蒙娜丽莎”以61万美元高价售出……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追随者《弗农蒙娜丽莎》（The Vernon Mona Lisa），布面油画，74.3×59.1cm，17-18世纪

△列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板面油画，77×53cm，约1502-1506年

“仿冒”《蒙娜丽莎》何以实现高价？毕竟长久以来，复制品都处于鄙视链底端，艺术市场向来推崇独一无二的真实性，谁都愿意购藏真迹原本，以寻求巨大投资潜力和高额升值空间。

△列奥纳多·达·芬奇工作室《普拉多蒙娜丽莎》（Prado Mona Lisa），板面油画，76.3×57cm，约1503-1516年

△《艾尔沃思蒙娜丽莎》（Isleworth Mona Lisa），布面油画，84.5×64.5cm，16世纪早期

究其原因，还是神奇的“蒙娜丽莎光环”在起作用。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相比，藏家当然对那些艺术巨匠的名作更感兴趣，因为原作艺术价值已有了市场和学术的长久认证。

但真迹却只有一幅，且大多在博物馆或收藏大家之手。对藏家而言，即便无法拥有原作，得到一幅精致复制品也还算是慰藉。在这种层面上，伪作也凸显了真品的持久吸引力。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追随者《施洗者约翰》（Saint John the Baptist），板面油画，60×44.4cm，约16世纪早期

△列奥纳多·达·芬奇《施洗者约翰》，板面油画，69×57cm，约1513-1516年

由此，达·芬奇和其他文艺复兴大师的精致仿作始终魅力不减：2019年7月，出自达·芬奇另一“粉丝”之手的《施洗者圣约翰》以41万美元的高价拍出；拉斐尔的仿作同样价值不菲，“山寨”《圣母子像》在2018年的佳士得纽约以5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拉斐尔的追随者《圣母子》（The Peruzzi Madonna: The Madonna and Child），板面油画，60.3×44.1cm，约15-16世纪

△拉斐尔《圣母子》（Small Cowper Madonna），板面油画，59.5×44cm，约1504-1505年

名家仿名作

当然，不是所有山寨都能成为市场宠儿，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印刷品和粗制滥造的地摊货，就算被冠以再响亮的名头，也毫无收藏价值。因此，除原作光环外，复制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也是收藏的重要考量因素。

△凡·米格伦《以马忤斯的晚餐》，布面油画，115×127cm，1936-1937年

作伪可能是证明这一点的最极端案例。尽管它历来为藏家们所深恶痛绝，在艺术上却并非一无是处。造假也是门技术活，为了模仿去世已久的艺术家，作伪者必须有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艺术史知识，要知道达·芬奇会不厌其烦地在作画前打八层白底；要懂树木年代学，了解胡桃木被砍掉50年后就分辨不出年代……

△凡·米格伦《基督之首》，布面油画，48×30cm，1939年

就像臭名昭著的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一样。

他被称为史上最牛造假者，其复制的《以马忤斯的晚餐》（The Supper at Emmaus）骗过了最资深的维米尔学者的眼睛，在1938年以52万荷兰盾高价售出；仿作《基督之首》（The Head of Christ）在1941年以47.5万荷兰盾的价格被荷兰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收藏；还因其伪作太“真”，导致维米尔的真迹《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被长期冷落，认为是仿制品而非原作。

△凡·米格伦《弹琴的女人》（Woman Playing the Cittern），布面油画，58×47cm，1930-1940年

而且米格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伪作中加入了相当多的创造性。一般而言，评价复制品，核心判断标准就是“它与原作有多像”，一开始就是以原作为基准的。

△约翰内斯·维米尔《窗边读信的女人》（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布面油画，83×64.5cm，1657-1659年

但米格伦另辟蹊径，从不简单复制大众熟悉的维米尔成熟期的作品，而是在深入研究画家不同时期风格的基础上，选择作品稀缺的、深受卡拉瓦乔影响的青年时期作品进行再创造，画出了一幅幅令人信服的“沧海遗珠”。

△凡·米格伦《读信的女人》（Lady reading a letter），1935-1936年

△约翰内斯·维米尔《读信的女人》（Woman Reading a Letter），布面油画，46.6×39.1cm，1663年

也因此即便在东窗事发后，米格伦赝品的待遇也与真迹一般无二，甚至能堂而皇之地参加展览：2014年《基督之首》在美国展出时，安保费高达19万元人民币。

其画作之所以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无疑是因为米格伦对维米尔的个人偏好、构图方式、配色风格、运笔技巧了然于胸。那些逼真到极点的伪作和真品极其相近，它们以一种深刻的领悟，近乎完美地汲取了原作对艺术独一无二的贡献。

△《洛神赋图》（局部），绢本设色，27.1×572.8cm，宋摹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国的“山寨”书画也不少。大多目前可见的传世名画，原作早已不存，博物馆收藏的均是后世摹本，“书圣”王羲之就无一件真迹存世，现存的均为仿品或摹本。此外，很多皇帝也是书画发烧友，就像宋徽宗赵佶，不惜重金开设了宫廷画院，以网罗丹青珍品和书画名家。

△《洛神赋图》（局部），绢本设色，26.3×641.6cm，宋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在绘画学习中，他十分重视古人“格法”，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两幅名画“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现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居寀《芦雁图》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捣练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绢本设色，52×148cm，宋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徽宗赵佶临摹《捣练图》（局部），绢本设色，37×147cm，宋摹本，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而从投资角度看，最具市场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临摹前人杰作是中国传统画家学习的必经之路，因此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书画全能选手赵孟頫，仗着皇族之后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模仿过智永、颜真卿、米芾的书法。

△赵孟頫《二羊图》（局部），纸本水墨，25.2×48.4cm，元代，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赵孟頫《幽篁戴胜图》，绢本设色，25.4×36.2cm，元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例如智永墨迹《真草千字文》就曾被他多次临仿，自称摹写过不下百幅。现传世两幅：一版藏于上海博物馆，一版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字迹均典雅秀美，具备极高的收藏价值。

赵孟頫还是王羲之的超级迷弟，临仿其作品几近成瘾，对《兰亭集序》一帖精研极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行书临兰亭序卷》就是其晚年所作，点画刻意精心，行笔端稳清劲，笔法精良，乃博物馆珍品。

△赵孟頫《七绝诗》册，纸本行书，34.7×35.3cm，元代

△赵孟頫《临兰亭序》卷（局部），绢本行书，27.4×102cm，元代

造假的沃土

由此，仿作之所以能实现高价，不仅有原作光环加码，其本身艺术价值和仿写者声名同样重要。强强联合，高价自然无可争议。

△冯承素摹《冯摹兰亭序》卷（局部），纸本行书，24.5×69.9cm，唐代

一方面其诞生得益于名家对前人风格的探索，因此大多并非照搬原作，而是有一定的创造性；即便是不掺杂任何个性的副本，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如今的数字复制，而是因其年代久远取代了早已遗失的真迹，成为了博物馆“座上宾”。

△传褚遂良摹《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局部），纸本行书，24×88.5cm，唐代

△虞世南摹《虞摹兰亭序》卷（局部），纸本行书，24.8×57.7cm，唐代

但这些仿作只是艺术复制品的冰山一角而已。就市场规模来看，更多的艺术复制品走的还是中低端“亲民”路线，为商业赢利而制作，实用价值远大于收藏和投资价值。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局部），纸本设色，184×72cm，1936年

显然，仿真字画满足了公众“附庸风雅”的愿望，推动了艺术传播，是于社会有益的市场方向。但现实是，复制却扰乱了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是书画市场造假现象尤为严重：齐白石一生约作画两万多件，但仅在北京，每年百余场拍卖会竟处处可见“齐白石”。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局部），纸本设色，220×95.5cm

在暴利驱动下，造假者完美践行了与时俱进，照相扫描和书画专用着色技术等科技造假手段层出不穷，足以骗过内行，为鉴定设置了高难度障碍。造假、售假、拍假的行业现实就像一颗毒瘤，动摇着艺术市场持久繁荣的根基。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局部），纸本设色，220×95.5cm

由此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定义恶意造假与艺术复制？原作知识产权该如何维护？艺术复制产业又该由谁监督？这些问题都是规范复制品市场、推动其良性健康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毕竟，艺术收藏不该为假画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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