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晋时期东北亚地区民族迁徙谈谈古代民族大融合

汉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群体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作为民族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族迁徙的方式所进行，东北亚地区作为众多民族群体活跃的地区，明显地反映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趋势，民族群体之间的这些行为，都需要以民族迁徙作为铺垫。

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群体的迁徙深刻地影响了地区的历史发展，各民族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丰富的历史。

一、匈奴东进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迁徙与演进

1.匈奴与东胡的互动

匈奴与东胡，作为早期存在于长城以北的两大民族群体，其之间的互动，对于草原地区民族群体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末之时，匈奴力量尚弱，东胡为其东边强敌，月氏为其西边强敌，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曾在月氏部落联盟中作为人质。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后，匈奴的进入了一个扩张发展的时期，但东部的东胡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东胡瞅准匈奴内部混乱，转而集结兵力向匈奴施压，准备东矿长领土，因此发生战争。

冒顿击溃东胡后，东胡部落联盟随即解体，匈奴遂解决其东边的威胁，开始向南、向西扩张，西伐月氏，南并楼烦、河南王，南渡黄河重新夺取“河南地”，形成了中原王朝以北庞大游牧行国。

匈奴击败东胡部落联盟后，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辽河流域，统治了东北亚西部地区，形成了“遂侵燕、代”的局面。整个东胡部落联盟的解体后，东北亚地区西部的民族群体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匈奴迁入此地，东胡也逐渐分化形成乌桓、鲜卑。

2.中原汉族群体在东北亚地区的迁徙与影响

匈奴击破东胡后，大批匈奴人迁徙入东北亚地区，左方诸王、将游牧于东胡故地，匈奴与中原政权的边界由原本的只存在于“河南地”而延伸至中原王朝的东北部上谷至辽东等边郡。

西汉初年，被封于汉王朝东北部郡县的异姓诸侯王接连反叛，加上匈奴频繁入寇，造成了东北亚地区郡县极不稳定的局势，在战乱频繁的情况下，大量居于此地的汉族群体被迫离开郡县，逃离出塞。

受封于东北亚地区南部燕、代之地的诸侯王，反叛西汉王朝失败后，往往逃入匈奴，这些人往往率领其亲信部曲，逃离出塞，进入匈奴所统治地区避难，跟随这些燕地王将逃离塞外的汉族群体应当有一定的数目。

匈奴寇掠汉边时，并非只是抢劫财物，还带有人口掠夺的性质，在西汉初年，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匈奴入寇相对频繁，对于汉族人口掠夺的情况十分严重，外加因政治斗争失利而逃亡出塞的汉族王将所率领的汉人，形成东北地区由塞内迁徙至塞外的一股民族迁徙的浪潮。

西汉初年，东北亚地区长城以内的汉族群体在战乱等历史背景下除逃入匈奴外，也东出辽东郡，向东北亚东南部的朝鲜半岛地区迁徙，尤其是齐地汉族群体的迁徙，开辟了一条自中原腹地直达朝鲜半岛的迁徙路线，而且这一迁徙路线具有长期性、普遍性。

二、西汉中期以降东北亚地区文明发展与民族迁

1.汉匈战争与匈奴的西迁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经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以后，府库充裕，国力强盛，内部压力有所缓解。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经济已经十分繁荣，粮赋充实，战争所需要的粮草谷物已十分充裕，另外，对于草原游牧政权作战最需要的战略物资马匹，此时也十分充裕。

汉武帝心理的雄才大略，使中原王朝一改被动防御、和亲送礼的对匈政策，开始主动集结军队，驻扎边塞，由此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草原各国长达十五年的全面战争。

在中原王朝一连串的军事打击下，匈奴中、右部向北收缩，对于西汉边郡的威胁减弱，匈奴左部成为了匈奴向南的“突出部”。汉武帝策划以漠北为作战区域，打击实力仍存的匈奴左部与已北迁的匈奴单于的力量。

卫青率大军从定襄北出，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卫青所率汉军与匈奴单于相战，单于遁走，霍去病所率汉军与左贤王相遇，大破其部。

漠北之战及之后的东伐朝鲜，是为汉武帝打击匈奴左部的两大重要战略，自此之后，匈奴势力逐渐退出东北亚地区，匈奴草原民族政权失去了对于东北亚的控制，匈奴的势力范围整体向西移动。由于匈奴人往往随其王将来回迁徙转移，诸王将失去对于东北亚西部地区的控制后，大量匈奴人离开东北亚西部地区。

2.中原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开拓与汉民族的迁徙

汉武帝时期，匈奴远遁，中原王朝位于东北亚地区诸边郡的安全形势逐渐好转，但由于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征伐，导致社会基层民众的力役税赋负担较为严重。

尤其是中原王朝位于东北亚地区的郡县，即遭受匈奴常年的骚扰，在汉匈战争中又成为西汉军队对匈奴作战的战略基点，居住在东北亚地区诸郡县内的汉族群体为躲避沉重的赋税往往逃离迁徙入卫氏朝鲜。

汉武帝后，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地区设立郡县，促使大批汉族群体迁入朝鲜半岛地区，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又促使中原地区的汉族群体迁徙入东北亚地区。

三、魏晋时期东北亚地区民族迁徙与政权发展

曹丕代汉后，东北亚地区辽东诸郡县依然为公孙氏政权所领，为稳定后方，曹魏政权与公孙氏政权保持较好的关系，公孙氏政权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曹魏政权在东北亚地区的藩属。

公孙渊袭领辽东时，曹魏处于与蜀汉、东吴两方交战的状态，无力北顾辽东，公孙渊遂联通孙吴，力图发展，孙权也趁此发展其在辽东的势力，以此牵制曹魏，公孙渊与孙权的交往，威胁了曹魏在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魏明帝景初元年发兵讨公孙渊，公孙渊遂彻底决裂与曹魏的臣属关系。公孙渊自立后，引鲜卑进攻曹魏在东北亚地区的郡县，威胁北方诸边郡的稳定。

公元238年，又遣司马懿讨公孙渊，此次征讨，曹魏做足充分准备。司马懿绕过辽遂，直取襄平，围公孙渊数月。但曹魏平定公孙氏后，并未大力发展东北亚地区诸郡县，由于战乱及迁徙政策，反而造成了东北亚地区汉族群体的流失。

在公孙渊被斩后，东吴军队与曹魏军队在辽东交战，掠夺人口。魏齐王曹芳时期，又将大量汉族人口迁离东北亚地区，但并未对东北亚南部地区郡县进行有效的治理，反而外迁人口，屠杀降卒，这些举措对于东北亚地区郡县发展十分不利。

宇文部进入东北亚地区后，并未进入中原王朝的郡县内，活动于辽西塞外，鲜卑宇文部迁徙入东北亚地区后主要活动于老哈河流域。进入辽西地区后，宇文部就面对来自鲜卑段部与慕容部较为激烈的竞争，段部大致活动于宇文部以南，慕容部则活动于宇文部之东，在辽西地区成鼎立之势。

永嘉之乱后，慕容部收纳流人，逐渐发展，鲜卑宇文部自阴山徙至辽西，进入东北亚地区后，遂与鲜卑诸部相争，但仍活动于塞外。最终，宇文部为慕容部所并，在鲜卑慕容部政权的统治下开始其汉化过程。

鲜卑段部在东北亚地区发展较早，由于前期与王浚结盟，成为东北亚地区较强的鲜卑势力，但鲜卑段部诸统领大人，皆以武力国，四处征伐，百姓无法获得较为安定的环境，众多人口及汉族士人皆就慕容部而离段部，在慕容部逐渐崛起的背景下，段部最终为慕容部所合并。

大量居于中原的汉族群体进入东北亚地区，依附于鲜卑慕容部所处的辽西棘城地区，遂使慕容部的人口大量增加，慕容廆将各地流民分郡安置，安定百姓，这也促进了中原文化向鲜卑群体中的传播。

东晋十六国时期，东北亚地区鲜卑诸族进入中原后，逐渐建立其中原王朝式的政权，以“统一天下”为目的的决策方式，致使诸鲜卑部族上层领袖转换为帝王统治者，为实现此目标，鲜卑政权摒弃了以迁徙游走、兼并诸部、掠夺郡县的发展方式转而以安定流民、发展农耕、占领郡县的发展方式。

魏晋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地方政权主要是在内迁入郡县内的塞外民族群体所建立。在建立其地方政权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经历更为深刻的汉化过程，一些游牧民族群体在其部众首领的改革下，脱离原本的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定居。

两晋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原本主要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汉族群体大量外迁，东走辽东、南下江南、西入河西，东北亚南部的幽、平二州成为汉族群体的主要迁入地之一。在这一民族迁徙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

总结

汉晋时期的六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王朝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建立了一个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统一王朝。

汉晋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各民族群体在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进入新的地区，这种迁徙促进了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随着交流的频繁、深入，一些民族群体在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东北亚地区作为中原王朝与草原各国的争夺区域，爆发了长久的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居于东北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群体因双方势力的消长而不断发生迁徙活动。在塞外游牧民族群体进入塞内的同时，一些汉族群体也向塞外迁徙，在游牧民族战争的掠夺下，汉族群体被迁徙至游牧民族的邑落之中。

魏晋之时，中原地区有过短暂的统一，但随即便陷入长期的分裂之中，在中原地区战乱纷争的时期，东北亚地区成为中原汉族群体躲避战火的世外桃源。

从东汉末年开始，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迁徙入东北亚地区，居于东北亚地区郡县之内。这些迁徙入此的汉族人口不仅增加了边郡的劳动力，东北亚边郡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大批中原士族迁徙入此，使边郡地区的文化得到了发展。

汉晋时期，东北亚地区民族迁徙使得地区内民族构成、演化逐渐多样，同时民族的迁徙引起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东北亚地区的各民族开始杂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互动逐渐加深，各民族在杂处的同时逐渐由民族的“多”演变为文化的“一”，即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