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的两个“春天”｜深度报道

记者/郭慧敏

编辑/计巍

2021年夏令营中，抗疫牺牲者的孩子在海边玩耍

“社会记得他就在那几天，而我记得他是在我死之前的每一天，荣誉就在那几天，而我独自养育孩子是在孩子长大之前的每一天。”陈行甲把这句话写在了工作日志上，这是他从抗疫牺牲者家属那里听到的。

2020年3月18日，为抗疫牺牲者子女提供长期的教育资金支持及公益陪伴关怀的“传薪计划”正式启动。作为发起人，陈行甲要做一件与时间对抗的事——抗疫牺牲者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是“这个春天存在过的证明”，他们的遗憾应该被尽力补偿，他们的子女应该被温暖地呵护。

在两个春天过去后，截至目前，这个计划累计支持了104个抗疫牺牲者家庭的163名子女。它看见了一些改变的发生，也看见了那些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合的创伤。

中秋节前，桃子在整理寄给家属们的礼物

“每一天”

“你看，这小孩可逗了。”桃子打开一位妈妈发来的小视频，一个男孩脚下垫着小板凳，肚子顶着四周贴满黄胶带的水池，左手攥着洗碗巾蹭，右手捏着碗，翻过来又翻回去，洗完一个就转头冲着镜头笑，视频后面还跟着条语音，“桃子叔叔，我可以帮妈妈洗碗了。”语气憨憨。

也有家属把收到的礼物摆放整齐拍张照片发给他——两个蓝色书包，旁边一排彩色羊绒袜，这些都是经桃子发出的节日礼物，没过几天又“回到”了他手机的对话框里。 还有的小朋友在视频或照片里扫地做家务，或是展示着新买的小红帽。 在过年期间的一段视频里，两个小女孩对镜头说着感谢，声音跟白色雾状的哈气一块儿飘散开来。 发来这些影像，是家属们向桃子表示感谢的方式，也是他们之间保持联系的方式，琐碎又日常。

桃子是“传薪计划”的项目主管，这个计划由恒晖公益基金会联合沿海建设、澎湃新闻、赠与亚洲等公益伙伴于2020年3月18日发起，为抗疫牺牲者子女提供长期的教育资金支持及公益陪伴关怀，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支持104个抗疫牺牲者的163名子女。

“我们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替那个‘消失’的人，在家属的生命中存在。”恒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行甲介绍，在教育金支持之外，“传薪计划”还会为孩子配备朋辈导师，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支持，给孩子们提供一份强健康保险，提供营养支持，提供特长培养支持，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在大学期间提供公益组织实习、提供就业辅导以及帮助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上门探访，是他们要做的第一步。

办公室里，一张贴着中国地图的木板靠在墙上，上面插满了红色、绿色的小旗子，用来区分探访与否。每一个插着红旗子的地方，桃子几乎都去过。

“短视频里，可不是他们最初的样子”，桃子回忆起，刚接触这些家属时，一到晚上，他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出现家属分享的一看名字就觉得悲伤的歌曲，或是有人对逝去的亲人喊话，“等着我”。桃子觉得那已经不能用消极来形容，“那就是绝望”。

陈行甲也有同样的感觉。最初探访的时候，他们家里一团乱，到处都是衣服、包、撕开的食品袋，家属脸上的笑“一看就是挤出来的”，说着说着话就会低头流泪或者拉着他的手哭。他曾在三四个家庭听到过类似的话，“社会记得他就在那几天，而我记得他是在我死之前每一天，荣誉就在那几天，而我独自养育孩子是在孩子长大之前的每一天。”

这两个“每一天”被陈行甲写在工作日志里，他问自己，对牺牲者的表彰和荣誉到位之后，抚恤金落实之后，这一页就可以翻过去吗？“我觉得不行。”陈行甲说，“假如逝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机会说一句话，想都不用想，他一定会说‘请帮忙照顾我的孩子！’”

“传薪计划”的工作人员到抗疫牺牲者家中探访

“我不信你，再见”

“照顾”二字，在沉重的情绪及琐碎的生活里，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第一步最难迈出。

截至2020年4月7日，基金会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平台数据及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出了454位与抗疫相关牺牲的人，包括医护人员、警察、基层干部和公益人。陈行甲判断，这其中50岁以下的人可能有大学还没毕业的孩子，由此预判出有215个家庭是他们可以去帮助的。但项目发起后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家庭报名。“没办法，我就发动全国志愿者帮我找这些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们有的是当地公益组织带头人，有的是企业家，这才拿到的电话。”陈行甲说。

一个个电话号码汇总到桃子手里，平均下来，他一天要联系七八个家庭，“为什么平白无故帮我？”“你们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家都这样了，你们还来骗人”……类似的质疑常常从电话里传来。

最多的一天，桃子联系了24个家庭。从早上9点开始打电话，一直到下午6点多，其中16个家庭当即同意并完善了资料，还有几个答应准备材料，剩下的人拒绝了他。电话那头，各地方言生硬地把他“推开”，大部分他听不懂，但感觉像骂人似的。

“这个过程对我打击很大”，桃子说，但打击并非来源于被骂，而是关于社会的信任度。

王宁是桃子劝了六个月才加入的，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疫情期间连续工作三十多天，因劳累过度去世。2020年6月，王宁通过了桃子的微信好友申请，但在桃子将项目介绍发过去之后，他却连发三条消息拒绝，“诈骗太多了，我不信你，再见”。

之后，每隔几天，桃子都会再联系王宁，有时候转去项目进展或是陈行甲的文章，有时候一遍遍发项目的证明性材料，包括他的身份证、工作证以及基金会的法人登记证书。发到再没东西可发，桃子跟他说“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了”，对方依旧不回。但嘴上说着“没办法”，隔一两个月，桃子又重新开始发，就好像刚联系上一样。

12月份，桃子跟同事开会讨论是否要关闭报名入口时，又问王宁考虑得怎么样，王宁终于回了条消息，“怎么报名，需要交钱吗？”，“免费”。

后来去王宁家探访时，桃子才知道王宁之所以这么抗拒，是因为妻子去世后，曾有企业打来电话，说可以资助孩子上学直到本科毕业，但没过多久，企业又打电话说效益不好，资助的事儿就算了。再加上妻子的抚恤金很久没到账，王宁不再信任何捐助。“要不是桃哥你一直坚持，我肯定也不相信你们。”王宁说。

慢慢熟络后，他跟桃子聊起许多关于妻子的事：周末在乡间小路骑自行车，妻子坐在后座上紧紧搂着他的腰；每天晚上，在邻县上班的妻子都会赶回家照顾他，叮嘱他少看手机多喝水；为了妻子上下班方便，他还用积蓄买了辆小轿车给她。妻子走后，亲戚劝他把车卖了，但王宁不肯，“这是她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这一幕幕，都刻在桃子的脑海里。

桃子说自己的共情能力像是天生的，哪怕家属短短几个字，到他这儿都能变成画面。有一次，他给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奶奶打电话，对方说正在选墓地，“当时我就受不了了”，桃子眼前迅速涌现出满眼绿色的墓园，头发花白的老人踱着步，抹着眼泪左看看右看看。

这种“共情”，也把他拽进了“漩涡”。项目启动两个月后，走到单位楼下，桃子开始害怕，他怕拨通那些电话，怕更多的画面和故事“跳”出来。他开始失眠，再加上心绞痛，整宿睡不着，只能起来刷手机和抽烟，每天要抽三四十根。晚上睡觉他也不敢锁门，“我怕万一有个闪失，别人进不来”。

那段时间，他也不由自主地暴饮暴食，刚吃完饭，还没走出餐厅门又想吃，于是换一家再吃，有时他一天吃六七顿。严重时，他不得不停掉工作两三天。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当密集的电话约访结束后，他的自我调整也开始奏效，桃子感觉自己又“回来了”。

“传薪计划”办公室里的地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示着探访的进度

“走动”

“亲戚要怎么才亲？走动起来才亲。”这是桃子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看来，电话都是“面儿”上的东西，远远不够，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家庭，必须走进它。

对李莹家的探访是由陈行甲和桃子一起去的。2020年8月，在小区门口，李莹笑着迎上来，但陈行甲看见的却是疲惫——她身上的白色T恤已经发黄，长发简单在脑后绑成一团，前额还有不少碎发，“那个笑是硬挤出来的，她看上去特别憔悴”。

李莹的丈夫是一名警察，疫情初期在岗位上猝死。去探访的路上，李莹在前面带路，陈行甲注意到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上楼的时候也踉踉跄跄，双腿像是不一般长。李莹家在三楼，一开门站在门口的婆婆就拉着陈行甲的手哭，方言里夹杂着一声又一声“谢谢”。

李莹家客厅很宽敞，但阳台晾满衣服，光透不过来，衬得屋里暗暗的，沙发上衣服、包随意堆着，茶几上满是水果、小零食和吃完没来得及收拾的包装袋。客厅正对着两间卧室，一间是李莹卧床的公公，另一间则始终关着门。落座以后，李莹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有婆婆止不住地哭，激动时声音提高上来，这时一个高个子男孩从关着门的卧室里冲出来，边嘟囔边往厨房走，“菜刀呢，我是个废物，我是废物”，转悠一会儿没找到后，又回了房间。

李莹解释说那是自己的儿子。以前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几乎都由丈夫负责，丈夫一走，儿子就“性情大变”，暴躁易怒，有时候还动手。听到这儿，李莹的婆婆摩挲着自己的手臂，又抬头反复摩挲脖子，“看看，这都是他打的，他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算个人”。

陈行甲提出想跟孩子聊聊，李莹拒绝了几次后，半搂半推着儿子出来，“伯伯和叔叔来看我们了，快打招呼”，男孩不开口，眼神恶狠狠地四处瞪。陈行甲上前跟他说话，“小朋友，刚才是在看书还是玩游戏啊？”男孩还是不开口，陈行甲又问了一遍，男孩突然骂起脏话，吓得李莹赶紧架着他往卧室走，胳膊和腿都在哆嗦。回了屋，李莹打开网络游戏，按了开始键，男孩这才安静下来。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孩子心理出了问题”，陈行甲从李莹家出来，马上联系了精神病医院的朋友，组建专家组对他进行了会诊。诊断结果显示，男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担心精神病院的环境会对男孩造成不好的影响，陈行甲在医院旁边租了一套房子给男孩和家人，还答应负担全部治疗费用。

“主心骨”的离开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还有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有天晚上，桃子刷朋友圈，看到邹畅发动态说：“下班回到家，孩子说饿，我一生气把他们给打了，打完自己也蹲那哭”，配图是白水煮面条，那是三人当天的晚餐。桃子“自掏腰包”给邹畅打过去1000块钱，对方推脱着不要，桃子只能说：“诶呀不是给你的，给孩子补营养。”

邹畅的丈夫是当地卫生院的村医，疫情期间在岗位上突发脑溢血去世。后来，桃子的同事去邹畅家探访，才知道邹畅婆婆拿到抚恤金之后，把她和两个孩子赶了出来，她不得已带着孩子们外出打工，每月工资两千多，房租占去了一半。聊完天，工作人员请邹畅一家吃饭，小男孩面前摆了一盘肉，还没等别人动筷子，他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邹畅也才三十刚出头，她该怎么承受这种痛苦和压力。”桃子说。提起探访所见到的种种情景——止不住眼泪的年迈母亲、不得不打工养家的妻子、总是问“爸爸是因为我不听话所以不要我了吗”的孩子，每一幕，都让桃子心疼。在他们所了解的抗疫牺牲者中，有约百分之九十是男性， 因此， 陈行甲希望“传薪计划”能充当“娘家人”，陪伴孩子的同时，也给这些母亲更多支持。

第二个春天

“爸爸，好想再跟您说说话，未曾开口已满眼泪花，多想挡住您远去的步伐，您的辛苦，我还没报答......”这段被朗诵的文字名叫《放心吧，爸爸》，由母亲和一双儿女完成，结束后，母亲攥着大儿子的手，额头又跟小女儿顶在一起，马尾辫和耳环一齐晃动着。

在场一位妻子听完这段朗诵后哭花了妆。她回忆起丈夫，在武汉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候，从不让她出门，总是在自己工作间隙买好生活必需品送回家，又回忆自己在失去丈夫的日子里，不管走到哪，都会带着两人的合照，就好像丈夫还在身边陪着。“其实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很想很想他”，她用纸巾胡乱抹了一把眼泪，接着又说：“但我觉得，他可能就在看着我，所以我会默默告诉他，我做得很好的，你要放心。”

这是夏令营晚会上的一幕。2021年7月份，恒晖公益基金会在深圳举办了“传薪计划”夏令营，把全国各地的家属接到临海的温泉度假酒店，度过了七天六晚。过程中，一些改变悄悄发生着。

在桃子的印象里，佳明是个乖得让人心疼的孩子。佳明的父亲是村里的支书，疫情期间在村口值守时因车祸去世。此前探访见面时，不管桃子问什么，佳明都会先看一眼哥哥，得到允许才会回答，回答起来也只是笑笑、或是“嗯”、“啊”。朋辈导师梁山对佳明的第一印象也是乖，线上见面时，他穿着白色T恤，小平头，自我介绍非常简短，“我叫佳明，小学六年级”，之后几乎一直是梁山“单方面输出”，跟他聊篮球、NBA和王者荣耀，佳明的反馈就是点点头，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来夏令营的第一天，面对梁山、桃子和其他小朋友的招呼，佳明只是礼貌回应，之后的几天在梁山的陪伴下，在绿草地上拔河，在沙滩上踩下小脚印，把捡回来的贝壳粘在画板上画画……他好像有些“打开”了，不再只是站在家人身边，而是跟几个同龄伙伴结成“死党”，在酒店二楼围成一个圈打游戏，边打边交流战术，“到这边来，先救我”。

改变好像又没有发生。有天晚上，桃子下楼布置第二天的会场，路过泳池，看见四个上了年纪的家属背对泳池坐成一排，身后是驻唱歌手在表演，小孩在泳池里面扑腾着。桃子远远看见四个人像是在交谈，但又都低着头，只有肩膀偶尔抽动，第二天，有同事告诉桃子，昨晚看见四个家属正在泳池边哭。

“有一些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桃子的朋友圈里，家属的日常分享越来越多，但也还有家属关于天命不公的抱怨。也有的孩子就只是“好”了那么几天，一位家长跟桃子反馈，说孩子从夏令营回来之后的一周表现特别好，主动做作业、干家务，“但这段时间又不行了，吵着不上学”，桃子叹了口气，说：“日子还长着呢，这不是一年半年能解决的。”

夏令营结束以后，有几天佳明情绪明显很低落，哥哥问他怎么了，他嘟囔着“梁山哥哥回北京了”。之后，佳明每隔几天就会给梁山发消息，坐校车去上学啦，老家的房子开始装修啦，或是奶奶在家时被屋顶掉落的东西砸到了头......

每当听到家属们分享这些微小而琐碎的日常，梁山、桃子都会觉得踏实和安心。对于这些遭受巨大创伤的家庭来说，没有什么比日常的点滴的汇聚更重要的了。他们希望这些点滴能持续下去，慢慢弥合那个被突如其来的疫情豁开的伤口。

在“传薪计划”中，这些家庭被称作“这个春天存在过的证明”。在一篇文章中，陈行甲写道：时间是有掩埋的力量的，当灾难过去，历史的一页翻过，那些悲壮无畏的牺牲或被慢慢淡忘。在他看来，“ 传 薪计划”的意义就在于：抗疫英雄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牢记和传承，他们的遗憾应该被尽力补偿，他们的子女应该被温暖地呵护。

现在，“传薪计划”已经走过了第二个春天，在今年夏令营的涂鸦环节中，一个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小朋友在T恤上写道：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时，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陈行甲、桃子、梁山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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