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清代地名研究的成就与历史借鉴

现代地名学产生之前，我国古代已经在地名的渊源研究方面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一直是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的组成部分。北魏时期郦道元《水经注》的问世，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地名学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集历代地名研究之大成，并为现代地名学的发展奠定直接基础的，则是清代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字学家们，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许多地名研究成果。

一、压抑沉闷的学术空气，导致考据学和方志编纂的空前发达，从而带动历史地名研究取得突出成就。

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力纠明代学术空疏的流弊，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准则，注意考镜源流，不泥守旧注古训，重视调查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兼容并包外来文化，掀起了早期启蒙思潮。然而，在文字狱一类文化政策的威压下，学术界由“经世”向“逃世”退化的趋向日益明显。执意揣摩八股时文以图仕进，或者在故纸堆中一味迷恋训诂考证，成了学者们的唯一可行之路。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几乎独占学术势力”，出现了“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①。考据的精密和条理化以及考据的范围之广，成就之高，超过了他们的“开山祖师”顾炎武的时代。此外，康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文网甚严，学者不敢轻言治史，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修志上来，各地修志成为－种风气。这种形势下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对旧传统的总结。在考据和编纂方志的同时，贯通古今，遍及全国的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地名，大致都作了考证，从先秦古籍到宋元方志，得到了精心的校勘、辑佚、辨伪、注释和考订。全国总志和各地区方志的修撰，使许多地名的起源、含义和历史演变更加清晰。这一切对地理、历史等相关学科的新发展没有起到多少推动作用，却使清代历史地名及地名渊源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清代学者把微观考察和枝叶剖析发展到极致。对《山海经》《禹贡》《诗经》《春秋》《战国策》《尔雅》《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史典籍的考订，用力颇多，在历史地理沿革的研究上成就灿然。胡渭《禹贡锥指》、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征》、徐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沈淑《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沈钦炜《左传地名补注》、程恩泽《国策地名考》、钱坫《新校注汉书地理志》、赵一清《水经注释》、全祖望《水经注校正》等，是其中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代表作。此外，政区地名的历史沿革，也是清代学者致力研究的一个方面。段长基《历代疆域沿革表》、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闵麟嗣《周末列国所有郡县考》《古国都今郡县合考》、叶沄《历代郡国考略》、黄本骥《郡县分韵考》、王灏《畿辅地名考》、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等，都对梳理历史上政区地名的起源和演变作了专门探讨，推进了这一研究的进程。地名（主要是历史地名）的研究，是清代许多学者治经史或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为拯救时弊而作《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由于他治学“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②，其中就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地名研究内容。《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地名研究的意义更加清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和山川险要，对历史地名的渊源考释，贡献尤著。嘉庆年间，李兆洛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综列《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的地名，按韵分编，注明历代所属的州郡及今地所在，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历史地名辞典。在这之后，致力于地名研究的，如沈垚（1798—1840），他著的《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滱南诸水考》《后汉书地名录》《水经注地名释》《元史地理志释》《西北地名杂考》等，几乎完全是地名研究著作。晚近时代，杨守敬（1839—1915）著的《水经注疏》，总结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的成果。他的《历代舆地图》由四十四组图构成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画出《左传》地名，战国图画出《国策》地名，汉以后图以各史的地理志为主，画出各朝政区和山川形势，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这是对历史地名研究的巨大贡献。

方志编纂的广泛开展，是清代地名研究获得进步的又一重要基础。清代方志的种类和数量都超越历代，除省府县外，不少乡村也编有志书。现在的清代方志有六千五百余种。方志作为一方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总汇，内容丰富，对当地的地名，也大多从地理位置、含义、渊源、沿革在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修志的材料，一是源于地方文献档案，二是实地调查采访所得，可靠程度较高。这样，大量的方志就为研究地名起源、演变，探讨命名的依据及其显示的自然或社会环境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同名异地、一地多名现象，在正史中语焉不详，借助于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所修的方志，却可道出其来龙去脉。清代考据和修志中处理地名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阐述的某些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地名起源与演变，是清代地名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纠正前人在地名书写和释义方面的疏漏，体现了严肃的批判精神，汉语同其它语言之间的地名互译，获得了新的进展。

清代对地名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是考据和地方志编纂中的一项重要收获，尽管他们“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作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③，失却了经世致用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却不自觉地做了现代地名学研究的铺路石。前边所述的考据著作与地方志，就是这个方面著述的代表。一地多名和同名异地现象，是清代学者深入探讨的重点，为今天地名演变及地名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一地多名，大多是某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保留到史志或人们生活中的结果，年代久远的居民地更是如此。“同实异名，古今随变”，清人对地名的这种社会现象，在考据和方志中作了广泛的论列。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东晋商北朝侨置州郡县引起的一地多名以及同时并存的同名异地现象，给予了较多的注意。钱大昕指出：“至南北朝侨置州郡，而舆地又一变，由是名实混淆，观听眩睯。建康也，而有高阳、广川；襄阳也，而有扶风、京兆；广陵也，而有雁门、辽西；既以客户而杂主。寿春也，而称为睢阳；合肥也，而称为汝阴；沙羡也，而称为汝南；更以假号而夺真。宋、齐、梁、陈沿袭于东南，元魏、齐、周效尤于西北，而其端实自典午启之”④。洪亮吉考定松滋县名演变过程后指出：“总之，瓜分豆剖，以侨户占实土之名，以后起变厥初之号，遂至一县之名也，而领之者四州（扬、豫、荆、司），统之者五郡（庐江、安丰、松滋、南郡、南河东）”⑤。基于这种情况，洪氏作《东晋疆域志》，为清除地名混乱作了细致的工作。钱大昕在论及洪氏此举之“四难”时说：“一则侨、土之名目多复。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杂处襄阳。豫户多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汉沔，而或在滁中；扬之义城、松滋乃处荆部，徐之郯、朐、利城曾托海庐。太原、上党、魏郡、广川地异名同，总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谓千回百改，巧术不算者也”⑥。正因为一些学者以类似的研究作为经世的门径，才得以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苟非由今日以推诸古昔，明其地之远近，名之同异，人士且南朔之不辨，奚以达其形势、利病之得失缓急哉？”李兆洛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他“尝纵横为图，自沙漠以迄岛屿，以水道纬其经界，以极度准其里差，率明简有法。复取诸史郡县分隶韵书，以今为本推诸前代，或地名皆同，或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与今昔增损有无殊异，皆列其疆域广袤所在。至其字为韵书所无者，则以古音读与今方言次于其部。不出户庭，而时代之迁嬗，裔缴之荒辽，源流具在，其绝舛弛何如哉！”⑦这些以考证地理沿革为首要目标的著作，实际上也深入探讨了政区地名在各朝代的演变。

清代地名研究中涉及较广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名异地现象，它反映着相对稳定的地名与它所指称的、随着时代变化的个体地域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历史地名中尤为普遍。清人对此作了积极努力，并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

王棻的《仙居旧志辨误》，在辨析历史上仙居县政区设置沿革及县治所在之后说：“自古立县之制，必在人烟稠密之乡，今县治所在，古名盂溪，其烟户当必甚盛。唯当东晋之时，或不及西郭墙耳。至开皇废县之后，迄唐高宗上元，已历八十余年，故治之户口或经乱而骤衰，盂溪之人烟则滋生而愈盛，故其时重立县治，稍从而东，迁治于此。而当时筑城仅周六百余步，则犹不及今时之盛也。乃后之人不知盂溪为村镇之名，即今县治所在，而以荒僻之盂溪坑当之，宜其愈辨而愈误，愈附会而愈支离也”⑧。缪荃孙为刘葱石《贵池沿革表》作序时写道：“至若地名同异，最易混淆。贵池为邑，汉前无闻，《汉志》始著石城之名，至隋乃改秋浦。而隋以前书，有曰石城太守李崇者，则燕之石城也。有曰刘胡逃至石城者，读胡注《通鉴》，知为竟陵之石城。若但求诸《南史》，其上下文言贵口，言寻阳，又安知不可混淆也？至于石头城亦尝曰石城，去今池州尤近，更难辨识。隋以后有侨置南豫州时，有治南陵县时，苟不详考，漫然读史，未有不河汉者”⑨。这样严格地辨别同名异地现象，在清代地理、历史著作及地方志中颇为常见，表明他们对名实关系的探索，已经达到相当细致的程度。

在研究疆域沿革的过程中，清人对郡县镇的命名规律作了一些阐述。钱大昕指出：“盖自黄帝划野分州，至秦更为郡县，而舆地一变，郡县之名多因山川都邑”⑩。洪亮吉认为：“又有古今方名可以类推者，汉县类皆以山水得名，今无为州北境有襄河与全椒县界，则汉襄安之名，盖取襄水安流之义可知”⑪。俞樾指出：“古无所谓镇也，镇之名实起于古之镇将。……以是言之，今以巡检司所驻之处为镇，本于宋之监镇，实元魏镇将之遗”⑫。

某些地名，在长期使用中，其字面意义逐渐被熟视无睹，进而代之以书写简便、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表示。对历史地名而言，由于流传年代久远，或因学者们据以考订的文献印刷错漏而以讹传讹，更容易产生地名书写上的谬误。清代考据学的空前发展，使他们发现了大批文献中的地名差错，并采取各种方法纠正。因而有徐善《春秋地名考》等问世。其余诸书中类似的错误，也得到了较好地匡正。这种严肃的批判精神，对地名及历史、地理学研究很有裨益。

语言的差异，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巨大障碍，清代已比较重视少数民族语或外国语同汉语的互译，在涉及边疆和域外问题时，尤其如此。在《大清一统舆图》中，“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国语、蒙古语、托忒、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而其大略，则必拉，河也；色禽，河源也；鄂谟，大湖泊，亦湖也；阿林，山也；达巴汉，岭也；噶珊拜商，堡也；和屯，城也；昭，庙也；哈剌，省城也；珠克特亨，庙也；多罕，桥也；戈壁，大漠也；林木窝集，也曰柏兴，曰斯科，若中国之言郡邑也”⑬。陈澧称赞李恢垣《汉西域图考》，“方言译语，侏离啁折，同地异名，同名异文，靡不贯串”⑭。乾隆年间编成的《西域同文志》，则从当地各民族语言的角度，考证了新疆和青藏的地名。道光初年，萨英额著《吉林外记》，用近一卷的篇幅，阐述地名的语种、语义、由来及当地的地理状况，是晚近有较高价值的地名学文献之一。

清代地名研究涉及的这些方面，至今仍是地名研究者继续探索的领域，如果把当代的理论创造建立在科学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这种理论无疑是有生命力的。

三、清代地名研究给我们的借鉴

清人治学虽重于考据，“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⑮。然而，正确对待史料，讲究科学的治学方法，不迷信古人，具有批判精神，却是促使他们取得地名渊源研究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钱大昕指出：“读古人书，当寻其条贯，未可执单词以为口实”⑯，“须识其义例”⑰。邹汉勋认为：“夫知古者期以用于今，知今者期以稽于古，知古而不知今则为拘儒，知今而不知古者则为俗士。今古之不相为通，凡有数端：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为丛杂难据。学者询能采具正史地名，代为之图而记之，读史之助，亦通古今之关键也”⑱。对待民间传说与旧方志，清人也是谨慎分辨其正误的。钱大昕《跋<云间志>》写道：“吴淞江入海之口曰黄浦，相传以春申君得名，予尝辨之，谓即古之沪渎，黄与沪声相转也。吾邑西南三十里有黄渡镇，吴淞江所经，土人亦指为黄歇渡处。考郑亶《水利书》，本名黄肚，世俗传春申之迹，皆出后人附会。此志南宋人所修，有沪渎江，无黄浦，益信吾言之不妄”⑲。这种治学的严谨与批判精神，足可为后世效法。

史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是地名研究的门径之一，也是弄清名实关系的可靠手段。邢澍认为：“舆地之学，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阅书多矣，非身履其地参互考验仍不能也。州县有志，皆聚一乡之士为之，而边隅诸志往往率陋乖牾，无可采者；他方之好事者附会载籍，影响臆决，又恒不得实；岂非职此二者故与？”又指出：“余尝谓学问之道，博与通相资，而固与陋相踵。吾乡人士患在沿习俗说，而不遵信傥论。州城外万寿山有南宋人所撰碑，读之可知宋时城郭界址及河渠迁徙情形。与众人言，多疑而不信，信者唯一二人”⑳。在当时的学术空气中，注重实地调查的科学态度尤其难得。

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方法的结合，是清人进行历史地名研究的有效方法，现代的地名工作者，仍需具备这几方面的素养，不可偏执一隅。地名是语词中的专有名词，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指代个体地域的功能，因此，必须尽可能考虑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有利于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清人在历史地名的字形、语音、古今名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显示了卓越的才华。比如，在考证历史地名方面卓有成就的钱大昕等人，都是经学或语言文字学家，他们对地名的考释，熔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的方法于一炉，从多种角度论证分析，这就比单纯依据某一方面的材料考证准确得多，从而减少了片面性。

边疆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实际，促使清人对边疆和国外的研究得到加强。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黄沛翘等编《西藏图考》，王树楠《新疆图志》，张穆撰、何秋涛校补《蒙古游牧记》，萨英额《吉林外记》等，不同程度地对我国边疆地名的源流、沿革、含义等作了解释。西方近代制图方法传入后，康熙、乾隆时期先后编绘《皇舆全图》，标注地名的数量和精确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乾隆年间在天山南北测量时，刘统勋随队考验纂录沿途山川地名，编成《皇舆西域图志》，记述了当时新疆全部以及甘肃嘉峪关以外的疆域地名的演变。适应认识外部世界的要求，陈伦炯《海国闻见录》、魏源《海国图志》、陈士芑《海国舆地释名》等著作，进行了外国地理和地名的初步研究。适应时代要求，积极开拓新领域，至今依然是地名研究者的任务。

培养对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清人早已注意的问题。孙诒让说：“至于人名、地名及历算计数之文、官牍俗冗之语，虽无关文义，而一字之讹，辄成巨谬，尤宜详审校勘。其写手误书省别字，亦即逐条改正”。把地名知识的普及教育融会到语文、地理、历史教育中去，是清人为我们留下的有益启示。姚炳奎《拟教初学者通舆地之学条例浅说》指出：“看书于险要及州县名，均宜撰为歌括也。险要之恐易忘，州县尤难悉知。初学者有歌括可诵，虽或见嗤大雅，实属便于记忆。但纂言时，要使形险塞要即寓于州县句中，方不徒记州县之名而已”。在教学中做好地名教育工作，至今仍然大有可为。

如果没有统治者严重压抑下形成的考据之风，不可能设想清代出现如此众多的历史地名考释著作。纭纭学子几百年的努力，对相关学科新思想的发展没有多少推动作用，然而，这却是建立我国现代地名学所能够依靠的基石之一。清代饱学之士对古籍的考释和整理，免去了我们探求地名演变过程中的许多麻烦。地方史志中大量关于地名起源、含义和演变的记述，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他们在史料的运用以及语言、历史、地理等方法的结合方面，尤其值得称道。诚然，清代依旧处在地名研究的传统阶段，学者们大多局限于个体地名的静态研究，对区域地名群体产生、演变、分布的一般规律的探讨，还很少涉及。运用地名研究成果去揭示一定区域的某些自然或社会特点，还有待于今人去探索。在完善地名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历史的经验不可忽视，对我国传统地名学研究取得空前成就的清代，更是应当这样。

注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④⑥⑩ 钱大昕：《东晋疆域志》序，《潜研堂文集》，卷24.

⑤ 洪亮吉：与宿松文学书，更生斋文甲集，卷1.

⑦ 毛岳生：《地理韵编今释》序，休复居文集，卷1.

⑧ 《柔桥文钞》，卷6.

⑨ 《艺风堂文集》，卷5.

⑪ 洪亮吉：跋新修《庐州府志》后二，更生斋文甲集，卷3.

⑫ 俞樾：王同伯比部《唐棲志》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8.

⑬ 汪士铎：《大清一统舆图》后跋（代），汪梅村先生集，卷9.

⑭ 陈澧：《汉西域图考》序，东塾集，卷3.

⑮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编三。

⑯ 《秦四十郡辨》，潜研堂文集，卷16.

⑰ 秦三十六郡考，潜研堂文集，卷16.

⑱ 《贵阳古城地图记》序，斅艺斋文存，卷5.

⑲《潜研堂文集》，卷29.

⑳ 《武阶备志》序，守雅堂稿辑存，卷2.

孙诒让：《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籀庼遗文，下。

《沅湘通艺录》，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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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编：《地名学研究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笔谈小组搜集整理，如文字识别录入偶有差错，请见谅。非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