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相濡以沫

父亲出院时，主治医生预计他的生命只能维持五、六天。他回家后，硬是坚持了3个多月，只是越来越衰弱，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清醒时，母亲攥着他的手，说这说那，两人都没有听力了，而此时此刻，心灵的互动无需用声音传达；父亲不能言语，回应只能是眨眼睛，再就是眼角的泪珠儿。父亲昏迷的时候，母亲总把脸挨着他的脸，许久，许久……母亲81岁生日那天早晨，92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俩走完了63年的婚姻。

父亲走后，母亲常常默默面对三年前钻石婚庆那天，裴世澄教授（父母的学生）写给他俩的那副对联：

相濡以沫渡时艰，逆境里熔铸钻石品格

携手同行育俊彦，阳光下书写人生华章

一

1950年中期，国家经济建设提速，对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母亲从兰州女师毕业，被省教育厅选调参加中学师资培训。培训结束，母亲被分配到新建的兰州第三初中任教。在省会工作，与娘家同城，当然是很理想的。这时，父亲调到天水县（现在的麦积区）担任县一中校长。母亲毫不犹豫随同父亲离开省城，到地处荒郊野外马跑泉镇黑王寨山下，只有初一年级三个班学生的天水县一中。母亲的教学生涯从此开始。以后，父亲走到哪里，她到哪里。“文革”结束前夕，父亲到甘肃省供销社农副二级批发站工作，母亲立即离开条件较好的酒泉一中，来到一所破破烂烂的、中小学一揽子的“戴帽子中学”。父亲调到远离市区、位于夏官营镇的兰州37中，母亲二话没说，立即随行。多少年来，母亲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活舒适不舒适，自己喜欢不喜欢要去的地方学校，跟着父亲走，是她无怨无悔的选择。

二

父亲母亲是一对典型恩爱夫妻，也可以说是一对“非典型”师生。父亲比母亲大11岁，年轻时经常被问及：“你们是师生关系吗？”父亲每次回答：“不是”，母亲有时会说：“是”，各执一词都有理由。父亲学中文，母亲教数学，两人先后在四所学校共事20多年。父亲对母亲的爱护，更多体现在对她业务和文化学习的倾心关注和严格要求上。母亲对父亲的尊重，很大程度来自学习经历。在父亲的指导下，母亲数学课教得很有名气，教案经常被拿去观摩，公开教学更是家常便饭。西北师大物理系教授刘亚枬回忆：“余老师（60年前）给我们教授平面几何，她备课认真，讲课也很有条理，把几何学中的公理、定理讲得十分清楚，使欧几里德几何严密的逻辑系统和演绎推理思维深深映入我们的脑海。她还给我们讲古埃及先民在尼罗河畔运用几何原理测量大地的故事……”

曾任兰州市委宣传部长的吴懿中女士告诉我，1982年，市委决定把我父母从酒泉调来，好几所学校得知消息，都到她那儿争着要我母亲。吴部长说：“你母亲是名师，又是你父亲的高徒。”

母亲退休了，父亲还给她布置“作业”，每天用毛笔抄写规定篇目的唐诗宋词和古文。母亲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和收藏奇石的爱好结合起来，给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三

2001年夏天，我从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前夕，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了几天。这是老两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游首都。学生们的接风宴上，有人讲起一件34年前，发生在酒泉中学（以下简称酒中）大门口惊心动魄的一幕。

他说的是母亲干过的唯一“猛”事，巧的是,那天全程我在场：1967年的夏天，派性争斗接近白热化，一天天刚麻麻亮，造反派把父亲从家里拖出。母亲迎着雨点般的拳脚，拉我紧紧跟上。跟到校门口，只见一辆已发动好的卡车冒着青烟，突突地响着。他们把父亲拖上车，不知往哪儿拉，把已经攀上车槽的母亲蹬下车来。眼看车就要开动，母亲跑过去抱住车头，又被他们硬扯拉开……母亲猛然钻到车下，说：“你们先碾我吧！碾过再拉走陈世勇！”看着温婉的母亲拼死抗争，我吓蒙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天已大亮，街上人渐渐多起来，保护父亲的师生闻讯赶到，一次精心策划的绑架失败了。

四

还有件事，令从酒中“牛棚”出来的老者至今对母亲心怀感念。那时，“牛鬼蛇神”出入行走必须挂起两尺见方的胸牌，胸牌上写着各自的罪名。1966年夏天被关牛棚，父亲的牌上先写的是“黑帮分子”，后来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去干活、睡觉，胸牌可以离身，其他时间必须带着。有个老师被学生押解着带黑牌去理发店，街上的小孩子看见后，围过来啐唾沫扔石子，弄得他十分狼狈。母亲知道这情形，怕父亲上街遭罪，向群众专政指挥部提出，她要给父亲理发。得到允许，母亲捏惯粉笔的手，第一次拿起推子剪刀，因为不会理，只得推光了事。父亲成了光头，学生再架“土飞机”欲撕拽头发已无“抓手”。见状，“牛棚”的众“牛鬼”纷纷请母亲理发，而且都要求理成光头。牛棚一片“秃”，街头少了“活报剧”，大家保住了被拔剩下的头发。

五

父亲问题由“走资派”升格为“叛徒特务”（他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先关在看守所，后又拉回学校“牛棚”严管。有一天，所有老师和专政对象们混在一起掏粪，母亲乘看守的学生不备，偷偷递给父亲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相信你。”条子被看守截获，送到军宣队，母亲立马被拿下，开始无休止地批斗。声讨她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把特务分子和党与群众相提并论，图谋建立攻守同盟，对抗群众运动，等等。当权者把母亲单独关押一间封起窗户的黑房中。家里只有13岁的妹妹和11岁的弟弟（我已在农村插队），一家五口分隔四方。

六

那些年，父亲干的是特重体力活，吃的却是每月28斤粮的“脑力劳动者”供应标准。弟弟妹妹身体发育都在提速，处在对食物需求猛增的年龄。怎么保证父亲吃饱，是母亲的“第一要务”。“割资本主义尾巴”后，一切交易都被灭绝，除了粮本那点供应指标，一点粮食来源都没有，油肉供应以两为标准，聊胜于无。几次眼看快揭不开锅了，我从生产队回来束手无策，不得不蹭火车到千里以外的兰州，从亲戚家弄些玉米面背回来救急。更多的日子全靠母亲绞尽脑汁地安排稠稀、弄瓜菜代；最没办法时，她只好从自己口中一点点省下给服苦役的丈夫，省给身边的一对儿女。眼看要就陷入绝境，我意外地疏通了一个秘密购买高价粮的渠道，一家人才免于饿垮。无论多么匮乏，父亲没有因为食物而亏欠身子，首功属于母亲。

七

学生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老师是班主任。父亲干教育几十年，只在酒泉中学校长任上兼过一年班主任，带的是66级高中毕业班。这一级不得不在中学度过8年时光的学生，因为“文革”，成才路遭遇大面积的塌方。12年后再恢复高考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走不进考场。而父亲带的那个班可以说是个例外，30年后形成了“孤峰”似的人才高地———两名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名省级优秀教师，多名市、县级优秀教师；有知名地方史专家、法律专家、高级法官、优秀民营企业家；还有多才多艺的地方党政官员、央企总部领导、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学们只要有机会，就来兰州看望我父母。用他们的话说：“陈校长和我们谊兼师友，这份珍贵的精神营养，50年来一直滋润着双方。”

他们说自己的老校长时，谁又能忘了我母亲呢？恢复高考那年，后来的“封疆大吏”和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就住在我父亲找的房子里复习了一个多月。那间房离我家不过几十米，方便我母亲来回给他们补习数学。至于上门找我父母补习的同学就更多了……

父母的人生华章在校园写就，他们对学生的大爱深情，远远超越了校园岁月。而无数弟子的敬重爱戴，同样超越了校园岁月，成为父母永远的精神财富。

八

1990年代初，我在高台县委任副书记，分管政法。我抽空随父母回过一次酒泉，想陪老人好好转一转。不巧，刚到酒泉第二天县里突发案子，我不得不匆匆离去。我走后，酒中和酒泉师范众多校友在长青花木公司生态餐厅聚会欢迎我父母。原高三（二）班的周谦仁回忆那天：“陈校长喝高了，伴着同学们用筷子敲击汤盆的节奏，唱起秦腔老生。他忘情，大家陶醉，多人酩酊。只有余老师一直以专注的眼神，欣赏着陈校长表演，面带着微笑，像善良女神。”学生敬重我父母的，不仅是他们的学问人品，还有他们的爱情。

陈新民，散文家，就职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有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诗歌发表于《美文》《中国作家》《中华辞赋》等报刊。曾获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赞化杯”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三等奖、中国记协党报副刊作品一等奖。

来源： 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