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明之乱中文人的生存状况

“广明之乱”历经十年之久，文人备受煎熬，有的四处避难，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有的依然为功名四处奔走，然而，曾经为权贵掌控的科举现在又被战争扰乱，科举之途难于登天，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更是难以实现。

黄巢本人是一个有着儒家思想的盐贩，在动乱过程中，他曾对文人施行过宽容政策。军中的谣言应该不会是其他将领或者小兵小卒示意散播的，而是黄巢本人下达的命令，以歌谣的形式在农民军中传播，这样可以使农民军易于接受并执行。

另据计有功《唐诗纪事》载，王铎把守憧关抵御黄巢时，黄巢曾派人传话给王铎:“令公儒生，非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这可以理解为黄巢对儒生领兵抗敌的轻视和自己必胜的自信，也可以看到黄巢对文人的一种惺惺相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者的一种同情和怜悯。

黄巢首先是一场动乱的领导者，他需要有德望的文人来投靠自己，以增加其发动起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提高自身的声望，让人们接受其建立的政权。因此，对那些不服从、顽固抵抗自己的文人和朝廷大臣，在劝降不通的情况下，他仍然会不留情面地予以杀害。

周朴，是一个面对死亡威胁，也不愿入仕，宁可与寂寞为伍的文人。周朴曾隐居在福建。福建沦落后，黄巢“求处士周朴，得之，谓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斩朴。”

关于周朴的生平，两《唐书》均没有相关的传记，故很难考证。据《唐才子传》载，周朴在篙山过着隐居的日子，与诗僧贯休有往来。“本无夺名竞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贵。”“高傲纵逸，林观宇宙，视富贵如浮云，蔑硅璋如草芥。”

正如其诗《桐柏观》云:“欲识蓬莱今便是，更于何处学忘机”，当时福建观察使杨发、李诲先后欲召其置幕中，他均避而不往。由此可见周朴虽是隐士，在当地具有极高的名望，黄巢需要这样的人来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威望和号召力。

但是，周朴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最终使黄巢毫不吝惜地将其杀害。周朴死后，“远近闻之，莫不流涕。”

方干有诗《经周处士故居》怀周朴:“愁吟与独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伤害感情的，长久的站立在钓鱼的地方，只能听见许多鸟儿的啼叫，往远处看去还可以看到鲜嫩的青草，高大的树木直耸云霄，我常常站在这个地方，恨自己不能实现抱负，埋怨君主不给机会。”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占领长安后，残酷地杀害了百余名朝廷官员。这些官员多是在嘻宗离开长安西奔蜀地而息从不及的文官。仅因一首嘲讽诗，造成一场大屠杀，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不放过，制造了一场文化的恐慌，给文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广明之乱”中，叛变朝廷加入叛军一方，人皆知之的文人当数皮日休，“像皮日休毅然地参加到黄巢农民起义队伍中，并旗帜鲜明地继承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以诗反映乱政的诗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皮日休，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山，咸通四年离开襄阳鹿门漫游，五年春自寿州游江左，至九江取解。六年，得江州之贡，计偕入京，居永崇里。

七年，应举不第，于是回寿州州东别墅，编《文数》，并于当年至扬州拜渴令狐绚，常州渴杨假。八年，赴京应举中第，遂留京师。九年离开京城东游。

十年，应辟入苏州刺史崔璞幕，与陆龟蒙结识，两人相互酬唱。十五年，迁太常博士，与久困名场的吴融有酬唱之作。乾符六年在黄巢军中，广明元年黄巢军攻占长安后，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为黄巢制作截语，不称巢意，被杀。

从皮日休的行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前期(咸通四年前)一直生活在鹿门山，而后奔波于举场，直到咸通八年中第。在四处进渴名流权贵的过程中，也使得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是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记录。

《三羞诗》其三序云: 这里讲述了自己写作这首诗的原因，真实的记录了当时严重的灾情，该诗又云: 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毫无遮掩地进入眼帘，这让生活无忧的诗人产生深重的愧疚感，以及无能为力的无助感。

从皮日休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关心民虞，却苦于自己无法改变这种处境，因而写下《三羞诗》等一系列反映民众生活艰辛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农民暴乱前夕唐王朝统治下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对朝廷政治腐败昏庸无能的有力控诉。

他认为战争是取天下以民命夕，是对百姓的残害，在《三羞诗》其二中说道:“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间里，怨气成山谷。

谁能听昼擎，不忍看金链。”诗中饱含了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自己无可奈何的悲哀，以及渴望战争结束的迫切心情，“吾有制胜术，不奈贱碌碌。贮之胸臆间，惭见许师属。”(《三羞诗》其二)。

在《鹿门隐书》中他说道: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一鞭一痕将当时为官者的本质暴露无遗。其《原谤》还提出:“尧舜是一位大圣人，但是民间百姓仍然有对其诽谤的，后来也可以延伸至看天下，也有很多不认同尧舜行为的人，这也能说明百姓扼制他的吭，摔打他们的头部，羞辱这人并要驱逐他，他的后果是为了族的声望，所以不为甚矣。”

可见，皮日休认为，如果君主昏庸无能，民众可以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惩罚。当时的朝廷被宦官田令孜把持着，嘻宗皇帝只是一个傀儡，政治统治腐败，这足以让民众揭竿而起。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正好符合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加入农民军的队伍，可以施展抱负，救民于水火。

不仅仅是农民军中有叛变朝廷的文人，在军人哗变中也有叛变朝廷的文人，如吁能之乱中的张荣，《资治通鉴》卷255记载:吁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吁能，为之谋主，为草书檄。关于张荣的生卒年和事迹均不见记载，故无从考证。

文人的叛变朝廷或出于不得已，或出于对朝廷的失望，或为了施展抱负，结果事与愿违，结局凄惨。在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动乱中，他们怎么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从“广明之乱”的进程、爆发的原因，到涉及唐末社会的几个重要层面，旨在对“广明之乱”有一整体把握，阐明晚唐文人所处的政治文化处境。

关于唐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如安史之乱、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政治事件或现实对文学的影响，学界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讨论，但是，同样对唐代政治和文化影响巨大的“广明之乱”，学界的关注显得不够充分。

不过，近年来，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唐末农民起义对唐末文学变迁之间的关联，现有成果有的是从整体上来描述的，也有从局部切入的。

唐末，军人哗变、农民起义以及藩镇间的相互攻夺等各种战乱此起彼伏，其中，“广明之乱”对唐政治的破坏最大，是整个唐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开始，对文人的影响巨大。

文章梳理“广明之乱”对唐末文学的影响，试图通过分析唐末文人在战乱中的生存选择、他们的心态以及他们的诗歌，结合唐末史实，研究唐末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变化，进而窥探唐末文学衍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