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赐毒酒，喝了不死怎么办？办法多的是。几千年里，仅一人幸免

赐死制度由来已久，但究竟起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史料记载中，最早对赐死制度进行论述的人，是西汉的贾谊。

据《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说：绛侯周勃被诬告谋反遭到逮捕，在狱中受尽了狱卒的凌辱。于是贾谊上书汉文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贵族大臣与小吏庶人尊卑有别，让贵族像平民百姓一样受辱于小吏，是不恰当的，将令大臣们“廉耻不行”，一旦“主上有患”，他们将“立而观之”。

所以贾谊建议汉文帝采用赐死制度，给贵族以体面，可以使大臣们“为人臣者主而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赐死制度是贾谊首创。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早在汉朝以前的先秦时代，赐死制度就被广泛应用，屡见不鲜。如：

晋惠公命里克自尽。《左传·昭公二年》

夫差将伍子胥赐剑自裁。《左传·哀公十一年》

秦昭王命白起自尽。《史记·白起列传》

总之，至少在春秋以前，赐死制度就已经被统治者广泛应用。不过从春秋到两汉之间，赐死制度的本意倒是良好的，即：给受刑者以尊严和体面。

封建时期，死囚想要一死，也不是很容易，需要承受极大的肉体痛苦与心理折磨。从肉体来说，死刑的刑种可达十多种，如大辟、腰斩、凌迟、绞、磔 、缳等，还有不列入刑典，但常被使用的，如：凿颠、抽胁、囊扑、剥皮、镬烹。反正惨状令人发指。

死后还要弃市，遭闲人围览，唾弃。

相对来说，赐死能够少受很多折磨。一般的死法不外乎赐剑自裁、毒酒自尽、帛绢自缢。死后悄悄埋葬，不被折辱。所以犯了死罪的贵族，的确希望能够得到君主赐死的礼遇。

鲁家驹对鲁昭公说：臣不佞，陷君于大难……赐之以死。

春申君对秦昭王表示：歇当死，愿赐死。

按贾谊的说法，古时候被赐死的大臣，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后才能自尽：戴着嵌有绒毛的白帽子，准备一盘清水一柄剑，在一间请罪用的房间中，向北叩头，谢君主礼遇，然后跪着用剑自戕。

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 《汉书·贾谊传》

“赐死”是君王的好工具

随着时代变迁，氏族门阀衰落，官民之间的角色互换日益频繁。赐死制度所秉持的礼遇贵族的内涵变得越来越淡了，可这种制度却一直延续着。原因很简单，它好用。

赐死，作为死刑的一种，却从来不被写入正式的刑典，为何？

首先，列入刑典后，需要制定适用的罪名，比如：谋反、谋杀等，对君主的予杀予夺是很大的束缚。通常君主赐死官员的原因五花八门，固然有谋逆的大罪，也有骄奢傲慢、争权夺势、结党营私等“讨厌”罪。甚至看着不顺眼，一句犯上就可赐死。在君王看来，赐死制度是一件非常好用的工具。

而且，如果官员犯了律法，至少从程序上，需要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层层审理、定罪，兴师动众、牵延日久，弄不好再跳出几个谏臣言官来捣乱，严重束缚了君主的任性。远不如赐死制度，一纸诏书就悄悄地铲除了异己。

另外如果写入律法，从名义上，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守，就无法显示出君王对大臣的礼遇了。

综上所述，自南北朝以后，由于氏族门阀的衰落，赐死制度更多地沦为了君主铲除异己的利器。

我们知道，赐死的主要手段为赐剑、毒酒、帛绢（白凌），剑和绢还好说，可喝了毒酒不死怎么办？这事还真不稀奇，人的体质不同，耐受的毒性也就各异，况且古代毒药的纯度也不高。

但其实这也不成为问题，关键不是你的身体素质好不好，而是君要臣死，臣必死无疑。

先说一个不肯死的：北魏孝文帝向皇后赐毒酒，可接连下了4次诏书，皇后就是不喝。结果太监们一拥而上，强行将酒灌进了皇后的嘴里。本来一种体面的死法，被他们玩得极不体面。

再说一个身体好的：晚清大臣赵书桥得罪了慈禧太后，被赐死。一大帮太监看着赵书桥喝下了毒酒，可是等了好几个时辰，赵书桥就是不死。于是太监们让赵书桥吞下大量鸦片，可这位赵大人还是活蹦乱跳。最后太监们急了，用被褥生生的将他闷死。

虽然赵书桥是一个特例，但饮毒酒后，一般人也都会在一两个时辰后毒性才会发作。有时候差役等得不耐烦，也会用绳子、被褥等，将犯人窒息。

有没有例外呢？找遍几千年的历史，还真找出来一位～唐朝的贾道冲：

贾道冲是一个宫廷艺人，经常出入皇宫，给皇室人员表演。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嘴不好。尤其喝点酒，嘴上就没有了把门的，到处散布八卦。

这样的人如果是在民间，最多也就惹人讨厌，可他散布的是皇宫的八卦，不是打死吗。果然，代宗皇帝听到一些流言，勃然大怒，下诏将贾道冲赐死。

捧着皇帝御赐的毒酒，贾道冲百感交集，没想到搬弄口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他的儿子贾直言是个孝子，不忍看着父亲受死，决心替父亲饮下毒酒。于是对使者说：求您让我父亲在死之前拜一拜四方的神灵吧。

使者觉得这要求也不过份，便答应了。就在老贾向四方叩头的时机，小贾一把从使者手中抢过酒壶，一口气喝干了。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呀，所有人都傻了。使者跑回皇宫，把情况向代宗皇帝做了汇报，代宗觉得小贾替父而死，孝心可嘉，就免了老贾的死罪，改判流放。

谁知老贾的儿子小贾，身体也是格外的好，居然没被毒死。父子二人都捡了一条命。

凡事都具有利弊两面性，赐死制度作为君主集权统治的工具，固然有其随意妄为，轻贱他人生命的恶意，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对维护政体稳定起来了积极作用。

尽管以现代人的视角，阶层固化应当受到批判。可也不能否认，从春秋至两汉时期，氏族门阀制度，是国家行政的基石；庶族平民对贵族的敬仰，是维持社会稳定所必须的。

赐死制度则在保留贵族尊严与维护法度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

唐以后，门阀衰落、士大夫阶层崛起，政治和社会活动日益复杂，然而法律制度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利用知识与特权，钻法律空子的官僚臣属们大有人在。为了维护统治，于法律之上，额外赋予皇权一种裁决手段，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必须的，赐死制度从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

但无论如何，以一人好恶定生死，都是一种落后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于文明发展中长久存在。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赐死制度伴随着清王朝，一同走出了历史舞台。

其后至今的百年中，法制建设逐渐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依法治国成为了国之根本。中国社会，终于走上了法治文明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