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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品的
《红色档案·云南中共党员口述历史》
“今日民德的堕落，社会的污浊，政治的（同“纷”）乱，外患的逼迫，可谓达于极点了。我们青年不幸处在这怪状百出、险象丛生的环境中，虽在求学时代，也不能不互相勉励，谋个补救的方法……天下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何况我们为社会中坚的青年负有绝大的责，岂可袖手旁观呢？”
这是当时就读于省立一中19岁的赵祚传，为“大姚旅省学生励志会”的成立，而手书的宣言。
方格竹纸上，他的字迹娟秀，墨迹近百年依然清晰可辨。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从字里行间中迸发出来，到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
1903年，赵祚传出生于楚雄大姚县的一户书香门第。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中，从小赵祚传就勤学上进，懂得了忧国忧民的道理。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从未中断学业。
青少年时期，他在家乡中学就读，后来转学到昆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内忧外患的时局动荡，激发了赵祚传高昂的爱国情怀。
22岁那年，赵祚传考入由瞿秋白任系主任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来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上海，他参加了爱国团体“新滇社”，对于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略和掠夺云南，他义愤填膺，并在日记中写道：“青年的泪，应该洒在祖国的边疆，青年的血，应该流在革命的路畔。”
追求进步的赵祚传一步步向着心中的理想靠近。到上海的第二年，他前往广州，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学习。经政训班负责人王德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赵祚传与王德三回到云南，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赵祚传为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期间，他深入工厂、学校、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发展成员，足迹遍布滇南、滇西14个县。短短半年内，云南全省党员、团员，由40人左右发展到近200人。
他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农民四字经》，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语，描述了贫雇农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这是赵祚传对云南早期农民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
为了革命，他积极筹措经费，几度变卖家中财产。1928年9月27日，身为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拖着重病之身，步行回到大姚家中，拍卖家中田产，筹措组织经费时不幸被捕，这已是他第三次入狱。
入狱后，赵祚传将生死置之度外，念念不忘的仍是人民疾苦，革命的胜利。他经受了敌人的百般折磨，1929年3月，在就义前夕，分别给父亲、岳父母、妻子、兄妹、儿子留下了5封感人至深的遗书。
在书中，他对亲人们倾诉心中的坦荡情怀，叮嘱他们切莫悲伤，“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虽置诸法场又何足惜”“然为国牺牲，算死得其所”“我为主义而牺牲，为民众而牺牲”“我心很坦荡安然”……铿锵有力的话语，今日读来，依然动人心魄。
牺牲时，赵祚传年仅26岁。在回顾爷爷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时，最令赵宏感动的一句话，是赵祚传抱病工作时所说：“我的病是重的，但国家的病更重。时间不等人，救国家更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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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网
监制/胡华玉 编审/保进 编辑/陈合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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