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观念祛魅与边界重构：数字时代的西方元新闻话语研究

王沛楠（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载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12）的部分成果

[摘要]当前的新闻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联网和数字媒体重塑，通过对关于何为数字新闻业的话语讨论，可以站在历史的维度上重新理解互联网对西方新闻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元新闻话语的考察，梳理了新闻界近20年对互联网和新闻业关系的话语变迁。研究认为互联网带来了新闻业的杂糅（hybrid）生态，新闻界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则经历了以“技术赋权”为核心话语的参与时代，以“结构危机”为核心话语的危机时代，以“权力转移”为核心话语的平台时代和“另类路径”为核心话语的民粹时代。这反映出西方新闻业与互联网的关系体现在“观念上的技术祛魅”与“结构上的边界重构”，技术扮演何种角色和新闻业边界如何划定是理解当前数字新闻业的两大核心问题。

[关键字]新闻业；互联网；数字媒体；元新闻话语

一、互联网与新闻业的融合

虽然新闻业的历史远比互联网悠久，但当前的新闻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联网重塑，在线新闻（online journalism）和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逐渐成为新闻消费的主要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数字新闻可以追溯到1974年BBC提供的电文（teletext）服务，受众可以通过遥控器选择浏览电视屏幕上的新闻、天气和电视时刻表等信息，这被视作当前数字新闻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商业化网络浏览器的出现，数字新闻网站开始大量涌现，推动新闻业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

数字新闻的出现对新闻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它一方面开辟了新的新闻叙事方式，推动跨媒体叙事和媒介融合的兴起；另一方面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流程，使得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速度被大幅度压缩，让受众能够保持对最新信息的追踪。同时，数字新闻代表了新闻消费方式的革命，催生出付费墙和数字订阅等一系列新的媒体盈利方式。

巧合的是，新闻学研究的建制化也在20世纪末逐步成型。2000年，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了新闻学研究分会（Journalism Studies division），同时创办了新闻学领域两部重要的期刊Journalism和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由此成为一个被正式确认的学术领域。建制化的新闻学研究与数字新闻研究几乎是相伴相生的，但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对于新闻业的影响却在不断变化。Anderson认为，近20年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经历了“参与时代”“危机时代”“平台时代”和“民粹时代”四个时代的交替，代表了新闻学研究对于互联网与新闻业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其进入新闻业实践的过程，新闻业以不同的话语建构了对于互联网的不同叙事，以解释数字新闻发展的路径，体现的是以话语变迁作为划分数字新闻业变迁的逻辑。划定不同时代交替的表面上是话语的变化，但实质上体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对于技术如何渗透进新闻编辑室的观念变迁。在Anderson的分析框架中，从“参与”“危机”“平台”到“民粹”的时代划分，则是基于这种观念变迁投射在现实世界的表征。但他的研究却未能进一步阐释代表数字新闻发展历程的不同时代分别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互联网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Anderson对数字新闻的阐释框架，利用“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这一方法考察21世纪前20年内建制化的新闻研究如何理解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影响，通过梳理新闻学界对于互联网与新闻业之间关系的讨论，分析梳理上述四个时代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其对理解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影响。

二、新闻研究中的“元新闻话语”

“元”（meta-）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语，意为“……之上的”。在认识论的层面，“元”被视为对某个对象自身的解释。例如，“元分析”指的是通过整合对某一概念或问题的大量研究以理解概念或问题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元语言”则是指“谈论语言特征的一种语言”，强调对语言符号的意义和所指是语言符号本身关系的讨论。基于这样的逻辑，Carlson提出了“元新闻话语”的概念，意在将新闻业视作一种文化实践，并通过对话语的分析阐释新闻业的意义是如何被建构的。

从Van Dijk将话语分析引入新闻学的研究开始，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Van Dijk的研究路径聚焦于新闻内容本身，分析的是新闻文本所建构和反映的社会叙事。大量相关研究分析的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影响，话语变迁过程或媒介建构过程。Carlson的元新闻话语则更进一步，将学者对于何谓新闻的讨论视作一种持续不断的解释活动，通过对这类话语的分析则可以界定我们对于新闻业形态变迁的理解。

元新闻话语的意义在于，它将话语分析的对象从新闻文本拓展到了整个新闻业自身，关注所有“关于新闻业的公开言论”，并且“定义适合的——以及不适合的——新闻规范和实践”。通过这条建构主义的路径，元新闻话语批判性地分析了新闻业内外的各种声音对于新闻实践边界的理解。元新闻话语的分析对象是整个新闻业，在讨论新闻业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关系中解释媒体、记者、受众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元新闻话语作为一种分析路径，将新闻业自身置于被审视的地位中进行分析，对于理解新闻业发展中的身份、角色和话语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元新闻话语这一视角出发，对于21世纪20年以来涉及到数字新闻的文献进行话语分析，试图从Anderson提出的数字新闻发展四阶段的框架出发，进一步讨论如下三个问题：（1）数字新闻的“参与时代”“危机时代”“平台时代”和“民粹时代”是如何界定的？（2）如何理解不同时代内部互联网与西方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新闻研究形成了怎样的元新闻话语？（3）元新闻话语的变动体现了互联网与西方新闻业之间怎样的关系变化？

三、第一阶段：参与时代的“技术赋权”话语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互联网与新闻业的第一次碰撞推动数字新闻进入到“参与时代”（The participatory era）。由于数字化的内容生产成本低廉且传播广泛，吸引了一部分用户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中来，进而催生出以博客为代表的早期公民新闻。率先报道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的新闻博客“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新闻周刊》拒绝报道这一丑闻，掌握信息的“德拉吉报道”创始人马特·德拉吉决定自行将其公之于众并引发了轰动。

博客新闻的出现使得专业的记者和德拉吉这样的业余网络写手共同在一个平台上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中，打破了二者在传统媒体时代曾经壁垒森严的界限。这使得博客是否是一种真正的新闻形式的争论甚嚣尘上。在这一时期，互联网和博客新闻的进入打破了传统新闻业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的惯习，将参与式的文化带入到新闻业的实践中。

参与式文化进入到新闻业形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公民新闻的兴起。传统新闻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专业主义为壁垒的文化，只允许经过训练的专业媒体人作为信息的生产者，使得新闻业日益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分离。但新闻博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一个更大规模且更为多样化的用户社群以同侪生产的形式协作，进而推动普通民众参与到新闻业的活动中。虽然公民新闻的概念提出之时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如何有效服务公共利益和吸纳公民参与，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公民新闻的理念有了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推动了公民新闻在21世纪初在西方社会的短暂繁荣。

依赖于互联网和博客提供的平台，博客新闻的创作者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触及广泛的受众，因此博客新闻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建立起的围栏，给予了在传统媒体时代被“禁声”的群体表达立场和观点的机会。与信奉专业主义价值的职业新闻媒体不同，新闻博客写手更多将自己视为一个松散的职业共同体，一群具有共同价值观、目标和语言的人在博客上进行自由的创作。这使得学者相信“新技术正在将权力从新闻生产者向消费者进行重新分配”。

因此，新闻界对于互联网和公民新闻的早期叙事带有一种天然的技术崇拜，“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迷思经常能够见诸那一时期对于数字新闻的学术讨论中。Gillmor更是将互联网和新闻博客视作具有民主意义和解放性的社会力量，认为“新闻业正在从20世纪的大众媒体结构向草根和民主的方向转变”。这一思潮从美国发端，影响了全球新闻业在21世纪初对于互联网和新闻业的关系的理解。

从当下的视角回顾“参与时代”对互联网和新闻业关系的理解，可以发现 “技术赋权”（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是其中核心的话语逻辑：互联网技术是参与的基础，参与是社会民主的保障，因此互联网技术为民众赋权，并催生出了以社群参与和社会监督为特征的公民新闻。特别是在新闻业逐渐走向专业化甚至垄断化的背景下，博客新闻的出现确实为不同社群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更多表达和对话的机会。但如果进一步审视博客新闻和公民新闻的实践可以发现，博客的作者在内容上是高度依赖传统新闻业的，公民新闻则由于参与者缺乏专业意识和持续参与的能力而难以延续。这一套话语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逐渐消失，现在已经很好见到关于“博客是否是一种新闻”这类问题的争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互联网的进入和博客的兴起引发的讨论也为当前的新闻定义重新划定了边界。

虽然公民新闻运动和博客新闻都已经不再是新闻业所聚焦的问题，但是参与式文化对于新闻业的影响则延续至今。近几年学术界关于“参与式新闻”（engaged journalism）的讨论日益增加，研究者认为它是公民新闻和互联网参与式文化在当下的延续，因为吸纳受众参与是数字媒体使命，但以何种形式参与则是伴随着新闻业和互联网关系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命题。当下，技术赋权的话语已经很难掀起波澜，但“参与式新闻”等概念的出现，则可谓是对21世纪初新闻业“参与时代”的遥远回响。

四、第二阶段：危机时代的“结构危机”话语

如果说“技术赋权”解释的是互联网如何为曾经专业新闻领域之外的人提供了入场的门票，那么对于传统新闻编辑室而言，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场危机——市场的威胁与转型的机遇并存。在2008年之前，新闻业寄希望于利用数字平台获取的利润补贴传统新闻采编的成本，但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欧美报业利润断崖式下跌则将数字新闻带入Anderson所说的第二阶段——危机时代（The crisis era）。Zelizer也认为，“危机”是参与式文化浪潮之后描述数字新闻的首选概念。

我们对这套报业衰亡的论调并不陌生。现实中，美国新闻印刷广告收入在2003—2015年期间暴跌50%，全美新闻编辑部规模缩减30%。欧洲国家的新闻业同样陷入低迷，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报纸发行量和利润在2009年以来持续下滑，整个市场规模缩减了近四分之一。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衰退，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出现是传统新闻业衰退的元凶么？学者们在这一阶段对危机话语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最初的一部分研究认为新闻业的危机来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者技术变革，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更新商业模式就可以化解危机。由于存在数字新闻这个免费便捷的替代品，受众的支付意愿开始明显下降，广告也随着读者、观众和用户进入互联网。

以《纽约时报》和《卫报》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开始推动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优先”（digital first）的理念在众多新闻编辑室内被广泛接受。2011年，《纽约时报》的付费墙正式上线，2014年其付费内容和订阅收入首次超过了广告收入；英国《泰晤士报》在2010年上线“一次性全站”(one-price-for-all)付费墙后迅速扭亏为盈；《经济学人》则通过“免费+App内付费”的混合内容形式扩大其市场占有量。这些主流大报数字化转型都在那一时期不同程度上扭转了利润下滑的窘境，因此学者认为数字化给传媒业带来的整体危机并不会波及到新闻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新闻业能够顺利度过危机。

但西方主流新闻媒体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却并没有使得新闻业的危机完全消退。一方面，过度迎合市场、追逐利润的发展逻辑忽视了新闻的公共性，使得新闻业的危机表现为制度失灵而非单纯的盈利受损；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坐拥资本与市场成功转型的背后，一大批地方媒体由于市场和利润的困境迅速消亡，使得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新闻荒漠”。从2014年至今，美国20%的小城镇和社区报纸倒闭，已经有1 300个社区完全没有地方媒体报道覆盖。这使得学者逐渐意识到，新闻业的危机不单存在于盈利的层面，而更有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

因此，对于新闻业危机时代的理解逐渐从商业层面向着结构层面转变。《比较媒介体制》的作者之一Mancini在反思新闻新闻业的危机时提出，自由主义的新闻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市场导向的商业化虽然是当前新闻业的主导性发展模式，但仍旧需要意识到存在着多元化的新闻业结构，并且它们处于杂糅（hybridization）的状态中。在Mancini看来，商业化之外寻找新的路径是新闻业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则成为学者解释这场新闻业结构变迁的主要路径。

但是，新闻业的结构变化伴随的是价值观上的阻力，从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对于“没有政府的报纸”和“没有报纸的政府”的论断开始，西方的新闻业通常被视作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保持距离并监督政府是新闻业的职责所在。虽然有学者在新闻业危机之初就已经提出了政府资助新闻业的方案，但直到近几年，政府出资扶持地方新闻业才在欧美国家广泛推进，“扶持模式”成为应对新闻业结构危机的主要出路。由于新闻不仅是商品，同样是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公器，因此这种“去商业化”的发展路径可以说是对过往西方新闻业高度商业化的矫枉过正。

从危机时代的元新闻话语可以看出，对于危机的理解经历了从市场导向的盈利危机到观念导向的结构危机的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年以来新闻界对于“危机”这一概念的普遍调用在一开始将其简单视为盈利危机，并没有准确把握危机形成的实质。新闻业的结构危机被概括为政治上的党派主义、经济上的商业模式转型、伦理上的信任下滑和职业层面的专业主义价值冲击，这种结构性的危机是全方位的。结构危机的话语影响了西方新闻业的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价值，甚至进一步波及到新闻教育领域，引发了“新闻学院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的讨论。

新闻学的危机话语从金融危机发端，不仅涉及到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更是深层次地剖析了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但结构危机话语更多是从新闻业内部讨论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判断与行业边界。在Anderson看来，编辑部商业模式崩溃的罪魁祸首不是竞争加剧，而是数字平台发展形成的集中市场力量。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崛起，新闻业开始面对一个更加强大、却完全陌生的对手——数字平台。

五、第三阶段：平台时代的“权力转移”话语

从数字媒体发展的历史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来标记媒体平台究竟是何时进入新闻业的。但在近10年的时间里，研究者和新闻从业者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诸如脸书、谷歌这样的数字平台巨头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脸书、谷歌、苹果在一开始都是以特定的目标和运营领域（社交网络、网络搜索或数字硬件）为基础，但现在却成为整个数字空间的基础设置和关键节点。这种逐渐“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展趋向是理解平台时代新闻业的基础。

平台是理解数字媒体发展的一种重要隐喻，它强调数字媒体作为一个内容生产和信息交流的连接空间存在。相比于单纯的内容或服务提供商，平台更强调用户、技术、内容和商业模式的融合，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垄断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垄断资本主义对于互联网发展的要求。平台媒体和由此产生的平台新闻业，主要指以聚合式、社交性和个性化的方式向用户推送新闻的新闻与其他各类信息的平台，这种新闻生产和分发方式，改变了用户对传统新闻严肃呆板的刻板印象，提升了用户的新闻消费体验。

从脸书2015年推出第一款新闻产品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以来，包括苹果的“苹果新闻”（Apple News）、推特的“时刻”（Moment）等平台媒体的新闻产品陆续上线。这些平台都允许记者和新闻机构直接在平台上生产内容，同时对于流量和广告收入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成。这一场平台媒体进军新闻业的变革，将新闻业的核心矛盾导向了硅谷与传统新闻编辑室的冲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会来承担新闻业转型的代价？当脸书和谷歌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信息发布的渠道，而是掌握了受众能够看到什么的主动权，传统新闻业的权力结构是否已经被撼动？谁又会从受众的注意力中获得回报？

Anderson认为，如果我们聚焦于传统新闻编辑室与平台媒体的冲突，会发现它是一个（本地）准垄断被另一个（全球）垄断所取代，亦即从地方报业到脸书的转变。学者将其概括成为一种“权力转移”或“权力重构”的过程。它所带来的硅谷与传统新闻编辑室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用户流量归谁所有。不论是最早的双重出售论还是数字时代的付费墙，传统新闻编辑室掌控着直接从读者手中获取收益的权利，并且能够通过对订阅量等数据的监控了解媒体的市场状况。但在平台媒体进入之后，这些数据开始逐渐成为了平台的“私产”。数字新闻博客Mashable的首席数据科学家Owusu认为，由于脸书等平台媒体垄断了所有的用户数据，传统媒体无法了解自身生产的内容的效果，因此评估自身长期价值的能力收到了限制。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项研究显示，入驻脸书“即时文汇”的72家美国媒体中有38家（54%）没有在“即时文汇”中发布任何一篇报道，而是力图将用户导流到自己网站中。这说明平台和传统媒体之间的流量争夺早已悄然展开，虽然传统新闻业寄希望于将受众拉回自己的页面，但平台媒体凭借着对于用户高度的黏性占据主动。

第二，流量驱动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大量“标题党”（clickbait）和病毒式的内容。这种内容形态对于以高质量严肃新闻立足的传统新闻编辑室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如果没有充裕的资金作为保障，优质新闻的生存空间会被不断压缩。取而代之的是以“标题党”为代表的病毒式传播，赫芬顿邮报（HuffPost）和嗡嗡喂（Buzzfeed）就是其中的代表。嗡嗡喂通过制造病毒式的娱乐内容吸引了大量受众分享和互动，有研究表明，嗡嗡喂63%的标题都是专门为病毒式传播设计的“标题党”，它充分顺应了平台时代信息流量依赖于社交媒体分享和平台流量驱动的特点，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转发和关注。

数字平台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平台新闻业，一方面与传统新闻业抢夺受众和流量，另一方面改变了严肃的高质量内容生产在新闻业中的主导地位，推动数字新闻业由新闻编辑室主导向着平台和算法主导转变。伴随着脸书、谷歌和苹果等平台巨头在新闻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新闻业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不再是可以开拓市场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的乐土，而是正在蚕食掉自己生存空间的数字利维坦。对于数字平台的角色日益重视，正说明学术界和业界从以自由市场和竞争为代表的视角向着以机构权力和垄断的视角理解数字媒体的转变。

六、第四阶段：民粹时代的“另类路径”话语

平台时代新闻生产“权力转移”的直接后果，就是它改变了传统新闻业主导下的专业主义文化，进而重新结构化了新闻生产的边界。特别是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势力在西方国家再次兴起。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之下，曾经乌托邦式的对于互联网和新闻业关系的理解正在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政府、新闻编辑室、个人写手和社交媒体机器人相互竞争的话语空间。Bennett在分析这种复杂的网络化信息生态的时候提出，数字媒体环境的信息生产不再是一个由新闻编辑室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传播过程，信息网络中的边缘群体也可能对议题框架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但Anderson进一步发问，当传统的“边缘”力量进入新闻生产中，特别是这些边缘群体以明显的反民主方式行事时，新闻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这些边缘群体就是在近几年快速崛起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以及他们建立的“另类媒体” （alternative media）。一些学者将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兴起归咎于社交媒体，但事实上社交媒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是整个数字信息环境的组成部分。Chadwick沿着Mancini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杂糅媒体系统”（hybrid media system）的概念来解释当前的媒介环境，这个系统既容纳了老牌的主流媒体，也催生出了赫芬顿邮报或者嗡嗡喂这样的数字媒体、维基百科这样的众包媒体和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形成了主流媒体之外的一大批“另类媒体”。

在这样的系统中，右翼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能够自主创造具有“病毒性”的信息和数字迷因（digital meme），利用社交媒体和另类媒体的渠道在整个社会中扩散，进而模糊了新闻和舆论之间的界限。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瑞典右翼民主党还是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都试图利用这种杂糅媒体系统绕过主流媒体的限制，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直接传递给选民。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政治家体现出对于主流（建制化）媒体强烈的敌意，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主流媒体会扭曲甚至污名化自己的观点。因此，传统新闻编辑室所奉行的专业主义价值在这一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特朗普斥责整个美国主流新闻业都是“假新闻媒体”，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领袖贝佩·格里洛则长期抨击本国记者在制造假新闻来诋毁“五星运动”。

为了和所谓的“主流”（建制）媒体力量对抗，这一批“另类右翼”政治家建立了大量与所属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媒体——“另类媒体”，其中的代表就是以支持特朗普为基本立场，大量炮制阴谋论信息的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这些“另类媒体”被认为是对其所提倡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文化、宗教）观点在主流媒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看法的直接回应，但其生产的内容包含着大量阴谋论、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脸书等社交媒体的信息推送系统无法有效地区别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的信息，这就使得另类媒体炮制的虚假信息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促成支持民粹主义的用户更多地获得相关信息，从而形成一个封闭而极化的意见社群。

“另类媒体”的出现与“另类右翼”在民粹时代的崛起密不可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Chadwick所描述的杂糅媒体系统和社交媒体信息推送的技术对此类信息的助推作用。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了另类媒体与民粹主义的关系，试图解释曾经处于边缘的另类观点如何在数字媒介环境的推动下进入主流话语中，进而改变了传统新闻业与政治的关系。如果说传统媒体发达的时代新闻编辑室与政治家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在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民粹主义政治家则试图以“另类”的路径打破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合法性，并与传统新闻业争夺话语权。面对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愈演愈烈，数字新闻的民粹时代将以怎样的面目收场，仍然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七、技术祛魅与边界重构：互联网新闻的历史反思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改变着新闻业的结构与观念。从博客新闻兴起带来“技术赋权”话语，试图推动新闻业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变革，到新闻业逐渐意识到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商业结构和价值观念上的威胁和冲击，进而意识到了数字媒体的实质上带来的是新闻业的“权力转移”和民粹主义价值为代表的“另类路径”的崛起，对于数字新闻及其相关概念的元话语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了新闻业与互联网在20年时间里的交织、融合与冲突。

从整体结构上来看，Chadwick的“杂糅媒体系统”是对互联网和新闻业关系的精确概括。这种杂糅性（hybridity）体现在生产关系的重构与新闻业边界的重新划定上。早期互联网带来的门户网站、网络论坛、即时通讯（IM）和搜索引擎等功能的边界完全被打破，使得当前数字平台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包含了曾经界限分明的各类功能，进而形成了具有杂糅性和异质性的信息环境。概括而言，西方新闻业与互联网的关系体现在观念上的技术祛魅与结构上的边界重构。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西方新闻业对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态度经历了文森特·莫斯可所描述的从数字化崇拜到技术祛魅的过程。早期对于博客新闻推动民主和草根力量崛起的“迷思”逐渐被对脸书这样传统新闻业边界之外的数字利维坦吞噬新闻业恐惧所取代，这正回应了“赛博空间是由创造意义的文化和赋予其力量的政治经济所共同组成”的判断。从“参与时代”个人博客写手的兴起，到“民粹时代”当前有组织的“另类媒体”内容生产，也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窥见数字新闻生产领域商品化和结构化的一步步加深。

另一方面，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及其背后的数字文化“入侵”新闻业也在不断改变着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参与时代的新闻业边界工作理论主要是为了区分职业内部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和“不专业”新闻工作者以及对职业群体内部失范事件展开的分析，而平台和民粹时代的新闻业则需要面对更为广泛的参与群体。究竟谁是新闻业的“局内人”，这一边界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受到新的参与者的挑战，Entman等认为未来的数字新闻业将是由平台、算法、大数据、另类媒体和社交媒体机器人五大要素共同构成。但传统新闻编辑室是否视其为自己的同侪？这些令记者和编辑们陌生的局外人又将如何进一步改变新闻业的结构？这将是当前全球数字新闻业充满争议和活力的实践中需要不断被审视和反思的问题。

2021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第27个年头，赶上了信息化浪潮末班车的中国利用互联网实现了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数字新闻业所面对的观念祛魅和边界重构也同样在影响着中国的新闻业。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创业浪潮兴起，以“自由、自主和商业成就”为核心的创业神话打破了互联网作为“草根参与”平台的想象，推动了自媒体人这一群体的兴起；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智能推送信息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信息，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模式和受众对于何为“新闻”的理解。

立足于对西方新闻业二十多年以来关于数字新闻的元话语分析，能够帮助中国的新闻业立足于杂糅媒体系统的概念理解当前的新闻生产与受众互动过程，进而摆脱传统/数字、新闻/信息、主流/自媒体等二元概念，尝试接纳数字新闻业对于传统新闻生产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并借此为中国的数字新闻业发展逻辑提供具有更具想象力的解释框架。

参考文献

[1] CARLSON D. The history of online journalism[A]. Kawamoto, K. (Ed.).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C].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31-56

[2] ANDERSON C W. The state (s) of things. 20 years of journalism studi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J]. Comunicazione politica, 2020, 21(1): 47-62.

[3] JONES D R. Meta‐analysis: weighing the evidence[J]. Statistics in medicine, 1995, 14(2): 137-149.

[4]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4): 349-368.

[5] CARLSON M. Gone, but not forgotten: Memories of journalistic deviance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J]. Journalism Studies, 2014, 15(1): 33-47.

[6] ROBINSON S. The mission of the j-blog: Recaptur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online[J]. Journalism, 2006, 7(1): 65-83.

[7] ANDREWS P. Is blogging journalism?[J]. Nieman Reports, 2003, 57(3): 63

[8] BRUNS A. News blogs and citizen journalism: new directions for e-journalism[A]. Prasad, K. e-Journalism: New Media and News Media[C]. New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101-126.

[9] STEPP C S. When everyone's a journalist: a seismic shift, thanks to the Internet[J].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2004, 26(6): 62-63.

[10] GILLMOR D.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M]. Sebastopol: O'Reilly Media, Inc., 2006

[11] LOWREY W, LATTA J. The routines of blogging[J]. Making online news: The ethnography of new media production, 2008: 185-197.

[12] 胡翼青. 自媒体力量的想象: 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 新闻记者, 2013 (3): 6-11.

[13] FERRUCCI P, NELSON J L, DAVIS M P. From “public journalism” to “engaged journalism”: Imagined audiences and denigrating discour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9), 1586–1604

[14] ZELIZER B.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 journalism, and crisi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65(5): 888-908.

[15] GRUESKIN B, SEAVE A, GRAVES L. The story so far: What we know about the business of digital journalism[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6

[16] VAN DER HAAK B, PARKS M, CASTELLS M.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Networked journal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6: 2923–2938

[17] 王辰瑶..反观诸己: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J]. .国际新闻界, 2018(8)：25-45.

[18] MANCINI P. What Scholars Can Learn from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 127–136.

[19] 史安斌, 王沛楠. 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话题的全球访谈[J]. 新闻记者, 2019, (02):37-45.

[20] PLANTIN J C, PUNATHAMBEKAR A.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 platforms, and politic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2): 163-174.

[21] 史安斌, 王沛楠. 传播权利的转移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脸谱网进军新闻业的思考[J]. 新闻记者, 2017 (1)：20-27.

[22] CHADWICK A.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 POSTILL J. 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 a global perspective[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8, 40(5): 754-765.

[24] SCHROEDER R. Digit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A]. Schroeder R. Social theory after the internet: Media,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C]. London: UCL Press, 2018: 60-81.

[25] 文峰.“非主流”的成功:欧洲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传播实践[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3):132-140.

[26] HALLER A, HOLT K, DE LA BROSSE R. The'other'alternatives:political right-wing alternative media[J].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2019, 4(1): 1-6.

[27] FLEW T, IOSIFIDIS P. Populism,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20, 82(1): 7-25.

[28] 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 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9] 白红义,李拓.“边界工作”再审视：一个新闻学中层理论的引入与使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2):147-156

[30] ENTMAN R M, USHER N. 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deology, power and 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 298-308.

[31] 陈楚洁.“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J].新闻记者,2018(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