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时代里传出中国之声

作为共和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与新时代建设的步伐共振，铭刻在无数人记忆中。

作者｜ 郭帖

编辑｜ 丁宇

时代的声音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的齐越，进城之后见到的第一位听众，就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专程来到台里，一见面就激动地拉住齐越的手：“感谢你们！是你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传给我们。”

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都是听着广播，一字不漏地将重要文件抄录下来，再交给地下党组织印发出去。

时代赋予了广播特殊的意义，《理想照耀中国》系列短剧之《播音员》，讲述的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的故事。

齐越是播音时使用的名字。他的本名叫齐斌濡，1922年生人，1942年进入西北大学外语系，学习俄语。在当年，这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专业”——俄语系学生既会受到额外的“政治关注”，毕业后又不好就业。但是，他的学弟牛汉说：“当年在我的心目中，凡学俄语的无疑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绝不会有一个盲目学俄语的。”

大学时期，齐越便有着引人注目的气质。战乱年代，穷学生们往往衣着马虎，但齐越总是衣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腋下夹着厚厚的讲义和书籍，走路时背脊挺直、步伐沉稳。当年有人对牛汉说，“他（齐越）这副外貌形象（包括动态）最能代表俄语组学生的精神风格。”牛汉感觉这话里虽略带嘲讽，“却也准确地概括出俄语组学生的时代特征”。

当时，齐越总是不爱说话，不苟言笑，很少有人看出他在播音上的天赋，唯有几个俄语组朋友，感受过齐越在朗诵俄语诗时的力量与魅力。他音域广阔，声音丰厚，具有极佳的声音条件。更难得的是他在朗诵时投入情感，他有时一边朗诵，一边流泪，极佳的感染力令他的声音能“落到人的心灵上”。

直到1945年12月末，他的这份天赋才被外人发觉。在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文艺晚会上，齐越朗诵了普希金的《自由颂》。多年以后，他的同学还能回忆起那种震动：“好像要把房顶掀翻了！”

齐越于1946年毕业，同年10月投身革命。1947年8月16日起，正式担任电台播音员。在他就职的那一天，当时的口语广播部领导梅益握着他的手嘱咐：“这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岗位，你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男播音员。我们的广播代表党中央发言，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

从那时起，齐越的声音与新中国建设的步伐共振，铭刻在无数人记忆中。

解放前夕，他在仅有一个小时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的播报；开国大典之时，他在天安门西北侧城楼上进行实况转播；建国后，他又陆续播报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彭总身边》《巍巍昆仑》等名篇。1980年，他参加对反革命集团公审会，担任宣读证词的播音。

创作《播音员》这集时，导演姚铂希望选择一个让观众有代入感的视角，去表现播音工作中的齐越。他和编剧张显，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齐越的同事、中国播音艺术家葛兰身上。

为了筹备剧本，姚铂和张显多次采访了葛兰，并惊异于她过人的记忆力。由于历史图片资料的匮乏，《播音员》剧组很难弄明白当年演播室的具体模样并进行还原，但葛兰能够将当时每块地毯的颜色图案、每个人的位置等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帮助剧组完成了准备工作。在她的叙述中，齐越在播音工作中的状态也逐渐清晰起来。

1951年，葛兰刚刚踏入陌生的播音主持行业，她对同事、前辈齐越的观察与深入理解，恰是一双帮助观众了解齐越的眼睛。葛兰入行时，29岁的齐越已不再是大学同学记忆中不苟言笑的模样。他总是笑嘻嘻的，乐意将自己的播音经验，分享给每位播音同事。

身教比言传更有力。齐越会当众念听众寄来的信件。若是碰上不了解的人，难免会觉得这个人在“自夸”。但对于他来说，“齐越”是播音名，听众的信并非寄给齐斌濡，听到的声音也并非齐斌濡的声音，而是党和人民的声音。老一辈播音员起播音名，正是明确这份责任。

葛兰也见证过齐越念《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的场景。他几度哽咽，停顿、重复、又停顿。观众感受到的悲痛，是齐越播音技术上的，也是他全情投入所致的感染力。齐越念过许多通讯稿，他总能念得有声有色，令观众想听、爱听。他有一句名言：“播音要玩真的。”播音员用真实的感情对待每一篇稿件，并将这份真传达给观众。

在《理想照耀中国》之《播音员》一集中，也展现了广播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作为信息不发达年代传播最迅速的媒介，广播成为祖国与前线战士之间的桥梁。齐越曾收到过一封来自朝鲜战场的听众来信，信中夹着一枚由缴获的美军降落伞布制成的书签，上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他们在抗美援朝前线听到广播里高昂又亲切的声音，感受到了跨越了冰雪和硝烟的力量。这枚书签是志愿军战士给齐越的回礼，也承载着初心与使命，光荣与信仰。

在剧中，主创人员经过艺术创作，设计了一个新的延续。齐越（汪涵 饰）将书签送给了同事葛兰（杨采钰 饰），象征着将播音工作的使命传递下去，继续在新时代发出中国之声。

对话汪涵：一次回望高山的过程

导演姚铂能感受到，汪涵在饰演齐越这个角色时的信念感，声音和形象都立住了。“他站在那里，就像是那个样子。”

齐越念《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播音员》里的重头戏，演员需要几度哽咽，最终情绪达到高潮。姚铂一度有些担心这场戏的效果，但真正拍摄时，全场工作人员都被汪涵的表演感动，“连拍两条都是完美”。

汪涵说，拍这场戏时他想起了已故恩师路英。27年前他在播音班学习时，路英也曾念过这段名篇，曾向他们多次提起齐越、葛兰、丁一岚这些名字。如今，他对这些前辈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博客天下：这次饰演齐越老师是什么感受？

汪涵：我们是90年代学的播音，我当时的老师路英老师，也是年龄很大了，跟齐越老师差不多是一辈人。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提到齐越老师、葛兰老师、丁一岚老师。所以这些名字，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已经种在了职业的这片土壤上。

我是个主持人，不是演员，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有机会能够去饰演齐越老师。他的精神、他的作品我们一直会看到。他在我们职业中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当你愿意极目远眺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你职业的远方有一座等待你去攀登或者去靠近的高峰。

我快到50岁了，也有20多年的职业生涯，突然有一天让我去触碰身后的丰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次扮演，不如说是通过导演、剧本、服化道，能够让自己更接近属于那个年代的芳华，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

博客天下：有一段齐越念《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戏，您演得特别好，能说一下您当时在想什么吗？

汪涵：其实我那一刻，内心的情绪是想到了我的授业恩师路英老师。路英老师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语音、语调，就跟我现在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齐越老师是很像的。

那一代播音员的动人之处，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的时候，所带动的内心的情绪，那种嗓音、那种状态。

路老师也给我们播过焦裕禄，我把那个时代的东西跟自己糅在了一起。那一刻，我并没有觉得是齐越老师一个人在播，而是那个时代所有的播音员、那一批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整个群像站在我的身后，把力量一点点注入到我的身体里面，就是这种感觉。

博客天下：您如何理解齐越以及前辈播音员的信念感？

汪涵：任何时候他都强调坐在话筒前责任重大，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岗位，进入到你的战场，进入到你的办公室，进入你的实验室，或者像我们拿起话筒，那一刻就没有了你，只有了责任。

回去以后，我也跟我的很多同行，包括播音主持研究会的同行说，为什么老一辈都有播音名？我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其实是因为那个名字不属于你，是属于播音组、电台，写给你播音名的信你都不能拆。那一下，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职业，包括自己跟这个职业的关系。

齐越有句台词，他跟葛兰说：“坐在话筒前，葛兰就不是你自己了，而是代表的党和人民。”之前在播音主持研究会开会的时候，我也觉得现在的播音员，还有主持人更应该加强学习。因为整个市场也好，整个环境也好，让除了新闻播音员以外的大量的主持人，把自己和所谓的艺人、明星、公众人物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不能忘掉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属性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汪涵也好，或者其他的播音员、主持人也好，当你拿起话筒的时候，那一刻你真的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哪怕你在综艺节目里面，你传播的那种快乐，你传播的那种喜悦，它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台阶上去做关于快乐的诠释？

博客天下：《播音员》拍摄给了您特别大的感触是吗？

汪涵：我觉得这次的扮演，包括台词里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次职业认知上的提升。我们这一代人所谓的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都不配跟“道义”二字发生连接，我们可能更多还是想着自己。可能偶尔那种特别大型的晚会，会感受到使命感。但不会像齐越老师那代人那样，每一期节目都觉得每个字出去就是责任。我们现在太快了，一期节目下来，可能都不太会过脑子的。他们对职业的理解、珍视、责任感比我们强太多了。

我觉得这次把《播音员》拍完后，可能会更有底气去跟那些20多岁刚入行的年轻主持人们去说，我们的祖师爷，我们一代一代播音员是怎样的，我们要更加珍视这份职业。

对话姚铂：平淡细致地讲故事

由于留存下来的资料太少，要准确还原当年的播音环境并不容易。拜访播音艺术家葛兰时，姚铂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年过八旬的葛兰，记忆力极佳。她会慢条斯理地将往事与细节一一娓娓道来，让听者心生亲近之意。这是那一代播音员共同的气质，“像一条大河缓缓流淌”。

平淡细致成为了最终的拍摄基调。在创作过程中，姚铂与编剧张显共同打磨剧本，力求“每一句台词都有据可考”，删改了原剧本中较戏剧化的片段，静静地去叙述这个故事。最终，片名定为《播音员》，“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博客天下：在考据历史细节方面，剧组做了哪些工作？

姚铂：《理想照耀中国》要求“有原型一定要真实”。我跟编剧张显，力求做到每一句台词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齐越是有史学家在研究的，哪怕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我们也要尽可能找到一个最主流的版本来展现。

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美术，如何还原那个场景。1951年播音间的资料非常少，有很多照片把播音间、录音间搞混了，而且都是黑白的，还有角度问题，地毯没拍到啊。我当时还问葛兰老师，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墙壁的颜色？地毯铺的是什么图案？桌面什么颜色？

博客天下：见到葛兰老师时，她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姚铂：从小我就听到父母提起葛兰老师，见到本人之后发现老人家脑子非常好。她已经80多了，所有的回忆都是有条有理的，而且很多细节她都能记得起来。她特别的平易近人，非常好交流，给你的感觉就是一条大河缓缓流淌。

博客天下：在30分钟内讲述完齐越的故事并不容易。您会通过哪个角度来讲述？

姚铂：《播音员》涉及两个时间段的故事，以葛兰与齐越的关系变化来串联。葛兰这个角色的核心是，她作为一个18岁刚刚进入播音行业的人，让观众代入视角，然后对广播产生兴趣，逐渐了解这个职业的职责。她和齐越会有一个从误会到加深理解的过程，来阐述播音主持的意义所在。

其实，我们最一开始想象的剧本，会更加戏剧化一些。比如，葛兰犯错了发生了矛盾等。但是后来发现不合理，葛兰一直都很认真，她入行后很快就明白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决定，就静静地去讲，不要很激烈，让戏剧内核更温婉一些。我觉得他们那代人的气质，就是都特别有修养，跟人说话慢条斯理，有条不紊。

博客天下：拍摄过程中，哪场戏最令您印象深刻？

姚铂：有两场戏。一场是听众听“焦裕禄”播报后的反应。我们的镜头会从录音室出来，出来之后会有军人在听，有农民在听，有工人在听。拍军人在听时，来了很多群演，都是小年轻，身体形态气质都比较像现代青年，由于时间紧，只能让他们先换上衣服看看。但衣服一换，往那儿一坐一排，整个人感觉就不一样了。执行导演给他们讲了一段焦裕禄的故事，大家都很认真地听，年轻人认真听故事的时候，眼睛里单纯的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再让他们调整形体，最后拍出来，他们完全跟两个小时前不是一个质的感觉。当时那个场景，金色的光透过窗户，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做在大堂里面，很有诗意。

另一场是齐越播“焦裕禄”的时候，他需要哽咽、停下来、再播、最后到播不下去……我们其实是有担心的，因为汪涵老师毕竟不是职业演员。但特别神奇的是，汪涵老师拍了两条都是完美的，非常惊艳。他演完这场戏后，他也在自己的情绪里，我们让他安静地待着。

博客天下：拍完《播音员》，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姚铂：像我们做影视行业的，也是在传播。这部戏是让我觉得更有一种责任感。剧里说，你收到的信不是你自己的，是你站在这个位置，你在传播信息，观众喜欢的是你背后的这个信息。我之前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的创作，会更自我一点。但现在会觉得，我们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剪辑共同创作出来的东西，它的出发点应当对观众有意义。你想给谁看，你想告诉他什么，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