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万年史】153 中国清代前期工业（下）

中国清代前期工业（下）

陶瓷业的制造工艺，较明代和康熙时又有进一步发展提高。明代的" 吹釉法" ，" 以径寸竹筒，截长七寸，头蒙细纱，蘸釉以吹" ，以达到釉色匀净的创造，到雍乾时已普遍推广。同时窑户之间按产品类别的分工越来越细，如青花瓷坯，不仅有画、染之分，而且边线青箍、识铭题记，也各有专工。分工的细腻，大大提高了工匠技艺，从而创造出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青花瓷。

景德镇官窑的产品，极尽富丽堂皇，官窑的一个创新，是将康熙时的" 硬彩" ，通过加粉制作，发展成" 软彩".雍正朝的软彩，色淡粉匀，达到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 的境界。雍乾时期，景德镇民营陶瓷业随着市场的扩大，发展到有" 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人".民窑生产的日用瓷器，除满足国内市场外，还接受国外订货，成为外贸的主要商品之一。此外，山东临清、江苏宜兴、广东佛山的陶瓷也很出名。广州商人还建立了广彩加工厂，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按西洋画法，施以彩绘，经烘染制成彩瓷，卖给西方商人。乾隆中期，广州的广彩加工场达到100 多个，工人总数达2 万人。

采矿业，特别是铜、铁矿的开采在雍乾时发展尤为迅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云南铜矿由康熙末的17处发展到46处。工人，" 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云南铜产量已达14674481斤，彻底扭转了清初以来铸钱用铜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的局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铁矿开采发展到93处，矿区主要集中在广东潮州、肇庆，福建政和，以及川陕湖三省边区。

与采铁相关的炼铁技术，据乾隆时人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与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载基本相似，" 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高）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其二口皆镶水石。………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液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老林中，炼铁业的技术也大致相同，" 铁炉高一丈七八尺，四面椽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中安矿石，……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火炉底有桥，矿渣分出。矿之化为铁者，流出成铁板".全国在技术上大同小异，但炉的发展已接近鼓风炉即高炉。当时冶铸业，数佛山镇最发达，佛山在明末即有" 俗善鼓铸" 之称，乾隆时，各地生铁多有运至佛山炼为熟铁，铸成成套精良铁锅，运销国内外市场，如雍正七年至九年(1729-1731 年），夷船" 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套）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至一千连者".清代的盐业，沿海各地所产海盐和山西、宁夏的池盐，均属国家专卖。

唯四川井盐许民自由开采。四川的著名产盐地，包括川北南部的西充、射洪，川南的犍为、富顺，川东的忠州、云阳以及川西的简州等共有20余处，而其中以犍、富两县最为著名。但四川井盐，除温汤白龙自涌咸泉外，犍、富等县的井都须人工开凿，生产条件十分艰苦。一般井口如碗大小，用铁爪系绳捣凿，" 每开一井，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工费甚巨，竟有凿之十余年而不及泉者".乾隆时期，开凿盐井的技术有了提高，凿井使用的工具发展到三四十种，在操作上，数贵州人技术最高，" 凿井匠作皆黔省人，偶坠物件，能以竹竿检取，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同时，汲出的盐卤利用水压原理改用竹管输送，废除了过去人挑畜驮的落后方法。生产规模也较过去扩大，例如，" 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万计".由于开凿技术的改进和市场的扩大，盐井数从雍正八年(1758年）的5994眼增加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8307眼。

这一时期，制糖业也较发达，清代初期，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开糖房的人，" 番禺、东莞、增城居十之四，阳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乾隆时，这些地区已普及到" 每冬初，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台湾的台南、凤山、嘉义蔗田面积最大。乾隆时，三县" 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制糖的发达，糖廍的资本主义萌芽尤为明显。乾隆时代的一则资料说，" 台湾俗例，要在糖廍佣工，先给廍主银子十两作定，随后仍陆续还明".雇主和佣工的关系已单纯是金钱关系。

此外，制茶、制烟、造纸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闽北制茶，仅" 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江西瑞金盛产烟草和制熟烟用的茶油，乾隆时，吸引了福建漳、泉等地的商人" 麇至骈集，开设烟厂" ，从城市到乡村，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造纸业在三省边区老林，有" 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雍乾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手工业行会组织。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会组织本身有的还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有的则已发展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会组织。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长沙衬铺业的行规规定，" 带徒，三年一进一出，毋得滥规，违者认罚" ，" 倘年限未满，同行不得雇请".广东佛山石湾陶瓷业的行规规定，" 每店六年教一徒，此人未满六年，该店不准另入新人".但也有较为进步的行会组织，如乾隆时广州丝织机行的" 西家行" ，是同资方" 东家行" 相对的工人组织。而象佛山熟铁业、绫帽业中的行会，则是，其" 首要职能已成为解决东(资方）西(工人）之间的矛盾，调整东、西之间关系" 的行会组织。

3.嘉道时期手工业生产的萎缩

清代的手工业尚不能脱离对农业的依存而独立发展，其政治力量则更其脆弱。和农民相似，手工业者一面受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一面受专制封建国家的压抑与统治。乾隆盛期，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官僚、地主阶级消费的推动。这种消费也造成了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然而，支持这种繁荣的基础，归根结蒂是地租和由田赋转化的政府地方性开支。乾嘉之际，这样的基础已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而开始动摇。嘉道时期，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银外流，这一基础显得愈来愈不稳，以至出现上下交困，经济全面衰退趋势。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在面临社会总购买力下降和封建盘剥层层加紧情况下，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丝织业由于嘉道年间灾荒频仍，生丝价格成倍上涨，而成品价格因购买力薄弱而上不去，以致商人无利可图，机户罢机，织工生计日微。嘉庆九年(1804年），苏州在一场大水灾后，因" 年饥，织工多废业" ，遂致丝织业一蹶不振。南京，也因" 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减" ，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出现了" 机坊大坏，失业尤多" 的景象。江南的棉纺织业，由于牙行制的强大，不仅手工工场难以发展，而且相当多的家庭手工业者在牙侩商人欺压和高利贷盘剥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如嘉定的布行、布庄，往往" 将低银小钱收买布花"，" 挜派低钱，假称输税，以十折八" ，甚至有牙侩" 拦截通津桥港，用强拉买，贱价轻戥，并串同奸匠兑换七八成色银，及挜搭假银者".这种使用低钱的诈取方式；自明末直至清代依然如故。其根本原因是，牙行须领牙贴，具有官商身份，小生产者畏其垄断权而终不敢反抗。

国家让利政策的收回和军事镇压，是造成工业萎缩的一个直接原因。如云南的铜矿开采，康熙时，国家除" 十分抽二" 外，余听发卖，同时" 严禁别开官硐" ，以使商民" 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雍乾以后，国家收回了余听发卖政策，代之以官府给价收买。由于官府给价苛刻，每使商人亏本，如云南铜矿，官府收买价往往低于成本6 钱至7 钱。广西回头山等处铜矿，" 十分内以二八抽课，余铜八分，照定价每百斤给价六两八钱收买" ，所给铜价" 实属不敷" 工本。在湖南，弓家岭等处铜矿，" 先抽二八沙税，炼出铜铅，照例二八抽收，所有余铜，每百斤给银十二两收买供铸" ，商人无利可图，以致弃置而报荒。生产规模的萎缩，导致铜产量急剧下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铜产量14674481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降到了10574916斤，减少近30％。此外，如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许多由厚资商人出本，颇具规模的炼铁厂、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工场，经过白莲教起义之后，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破坏，至道光初，在卢坤作调查时，山内手工业已远非昔比。

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然经济，也对工业横加摧残。如安徽黟县禁止开煤烧灰，" 境内田少山多，贫民惟借樵采，每日负薪易米，以资口食。若烧石灰，尽用煤石，则卖柴者少，贫民生计更绌"。福建沙县禁止水碓用于工业生产，是因为水碓" 斩断平流，大伤县脉"。道光时，闽阳崇、瓯宁禁开茶厂，理由是，" 田不加辟，而岁多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江西新城(今黎川）嘉庆十年(1805年）《大荒公禁栽烟约》中，" 雇工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农家妇女，饁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嘉道时期，各种因素的虬洁，使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倒退，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手工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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