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的形成，后期为何存在弊端？

知人善用，这四个字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团体中都显得极为重要，在历史上汉武帝和汉景帝在用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要了解汉武帝的人事行政思想，

首先应该先了解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当我们了解文、景二帝的人事行政思想、在位时的人事行政发展、他们在位时的人事行政问题与缺陷以时，由此了解汉武帝人事行政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文、景二帝的人事行政思想与在位时人事行政的发展

西汉是建立在秦朝的废墟之上的。鉴于秦朝的前车之覆，汉初皇帝在管理上有一些重要改变：在决策上，减省刑罚，减轻赋税和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在用人上，

对儒生的态度有根本性转变

：由秦朝的消灭转变为利用，广开选拔人才之路，广开言路，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继承了秦王朝的行政管理中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如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中央集权、人事行政中的官僚制和严格考核制度、行政实施中的以法行政等。

这些举措为汉武帝的人事行政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汉武帝的人事行政思想，

必然要研究文景二帝的人事行政思想与其在位时的人事行政发展

。这是文景二帝的人事行政思想、文景时期人事行政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剔除一部分官僚队伍中腐败的集团成员

汉朝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就非常注重军功，因军功授封了许多官员，军功集团的队伍也逐渐壮大，军功集团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军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进而将势力逐步扩大到朝堂之中。

秦朝的速亡给人们留下来诸多令人反思的问题，同时也让刘邦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刘邦试图依靠宗亲势力来维护得来不易的汉家天下，遂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为了进一步维护、巩固刘氏家天下的局面，又与众大臣相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

在分封之初，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但随着诸侯王势力的壮大，逐渐威胁到了朝堂。

汉文帝时期的无为而治，加之文帝的“仁政”

，致使朝中军功集团的势力不断加强，滋生腐败。汉文帝在进宫之时，连夜以“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汉代第一代军功集团大多封爵，但没封地可封，享受京官待遇，吃喝玩乐，汉文帝立即下诏，命令其回到自己的封国。

景帝时期，对官僚队伍也做了一些调整，以周亚夫为首的汉初军功集团势力逐渐强大，难以控制，

景帝便首先剪除了悍臣周亚夫，为之后的武帝继位铺平了道路。

文景时期，通过“令诸侯之国”“罢太尉官”、下狱周亚夫人事调整，封建亲子，剔除了一部分腐败的军功集团成员，将重要机构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强化了皇权的统治。

再三强调人事行政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刘邦是农民领袖转化而来的布衣皇帝。他之所以能够战胜西楚霸王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皇帝，与他善于用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景二帝是继刘邦之后两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帝、景帝受到刘邦的影响，也十分重视人事行政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汉文帝还是代王时期就经常虚心纳谏。文帝认为，

造成言路堵塞的原因是秦朝的法律规定对议论朝政的人治罪

，臣民便不敢进言，因此他下令废除了秦朝以来“诽谤妖言罪”的律法，并且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汉代选拔人才为官的察举制度，始于文帝时期。文帝曾两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文帝即位时，朝廷中的将相皆是旧功臣，朝廷缺乏活力。汉文帝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即位后并没有打压旧功臣，而是对有功者论功行赏，加以笼络。

同时，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于是，他在位期间先后任周勃、陈平、灌婴、张苍为相。他认识到周勃才能不及陈平时，便接受了周勃的请辞而专任陈平，这说明汉文帝以才取士。在选拔和任用人才上，汉文帝除重用老臣宿将外，还不断完善选拔人才的标准，选拔出了一批学富五车的良才。

文、景二帝时期的人事行政问题与缺陷

皇帝难以在人事方面大刀阔斧改革

汉朝是马上的天下，但不久之后，统治者也深感不能马上治之，为使汉朝皇家长治久安，选拔统治人才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而后的文帝、景帝也多次下诏举贤良之士。

但皇权虽至高无上，随着诸侯国和军功贵族的崛起，在制定国策和用人上，受到了许多制约。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朝堂之中

，开国大臣和军功集团势力强大，

一方面是传统的治国思想的根深蒂固

，开国大臣和外戚的用人标准也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加之占据中央政府的主要是外戚和世袭勋贵，多数不学无术，尸位素餐。诸侯势力强大而皇权较为羸弱，皇帝难以在人事行政方面进行改革。

不重视民间的人才，造成人才流失

西汉前期，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平民们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新贵，当这批人成为开国大臣后，他们的子嗣也沿袭了他们的富贵和荣耀，国家政权也逐渐演变为贵族政治。汉初，虽然摧毁了世卿世禄制，但为了巩固统治，逐渐又走上了世卿世禄的“老路”。

尽管封建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在“退化”，这种“退化”也会使得西汉前期用人上很难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其在用人上很大程度局限于现已有的新贵及其子嗣，并且选拔人才的方式也略显单一。

早在秦代，入仕便需要有一定数额的财产。

如韩信即因家贫，“不得推择为吏”。汉初亦然。在景帝后元二年以前，家资在十万以上的人才能做官。十万钱，这是一个中等人家的资产。换言之，在景帝后元二年之前，基本上是中等人家的子弟才能入仕为官。

后元二年五月，景帝诏令减为四万。数额虽然大为降低，但仍有财产的限制。这无疑助长了贪夫长利的现象。

由此看来，文景时期用人带有一定的贵族特权性

，不注重从民间吸收人才，轻士的用人风气甚至一直延续到武帝时期，在这种用人情况下，士人阶层很难有更好的进身之阶，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选择隐于山林，以逃避朝堂，这必然会导致一批人才的流失。

执政期间未能建立经常性的人事制度

文景时期是汉朝向武帝时期过渡的一个阶段，但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尚未形成经常性的人事制度，

汉代自文帝时期，开始实行察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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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在位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样的察举只是临时性的，并且没有时间、人数、范围的规定，无法形成经常性的人事制度。而自汉初以来，官吏入仕基本上仍承旧制，以军功、任子及吏道为主要途径，

存在着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求贤不得其真的严重弊端。

文、景二帝并未对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没有将人事制度形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