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缅怀心理学大师阿尔伯特·班杜拉

人必须要拥有一种自我效能感，才能应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阻碍和不公，走向成功。

——阿尔伯特·班杜拉

7月28日，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与世长辞，享年96岁。班杜拉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作为心理学界的一位巨人，他的离去是整个学术界的巨大损失。这里分享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陈晓萍教授撰写的有关班杜拉的几个小故事，作为我们对这位巨匠的缅怀。

文/陈晓萍（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之前几个世纪的总和。与之相对应地，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组织形态的变化、科技的发展更新、企业成长壮大的速度可能也是最快的。有趣的是，作为研究组织和组织中人的管理学者，我们发现如今在管理学领域中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大多起源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早期（1960—1990）。那是一个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刚刚诞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这些理论日后不仅成为管理学者所依赖的研究基础，也成为解释实际管理现象并指导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管理理论也许是促进企业运作不断发展、进步，从而使整个人类经济不断全球化、不断提高效率的幕后英雄。

可是这些经典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重大的问题。该书的编纂者肯·史密斯（Ken Smith）和迈克尔·希特（Michael Hitt）两位教授带着这个问题，邀请经典管理理论的原创者，如提出社会认知理论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目标理论的埃德·洛克（Ed Locke）、高阶理论的唐纳德·汉布里克（Donald Hambrick）、心理契约理论的丹尼斯·卢梭（Denise Rousseau）、非理性承诺升级理论的巴里·斯托（Barry Staw）、资源基础理论的杰伊·巴尼（Jay Barney）、战略五力理论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交换成本经济学理论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 on）、体制/制度理论的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等等，进行回忆，并娓娓道出自己提出理论、检验理论、完善理论的历程和故事，为未来的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描述了真实的理论创造 路径 。

有意思的是，阅读这些理论创造背后的故事，似乎比理论本身更有味道。首先，这些故事被讲述者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触手可及。其次，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很独特，有强烈的个人和时代色彩，因此读起来总觉新鲜，没有乏味之感。再次，因为我们已经熟悉这些理论，而且它们的提出者的大名也如雷贯耳，现在从书中发现他们的一些“隐私”以及出名之前的状态，一方面觉得理论本身更为亲切，另一方面对自己未来成为理论家也更充满希望。最后，在读完所有故事、掩卷遐思、抽丝剥茧之后，又发现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其实还是存在相当多的共同之处的，因此感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比如，在班杜拉叙述自己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之来龙去脉的一章里，他首先指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可以通过观察、模仿习得知识、技能和行为的。这个理论现在看来平淡无奇，而且我个人几乎对该理论中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的泛滥运用心生厌倦。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行为主义理论和控制理论盛行之时。这两个理论强调外在环境的强化机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且认为研究人必须观察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而且人脑就像电脑一样，只要研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就行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提出个体存在主观能动作用（human agency）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需要相当的勇气。班杜拉能够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理论，并且通过各种实证方法提供确凿无误的证据，是因为他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告诉他，如果个体没有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有他自己的存在。

班杜拉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偏远的农村，那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中学只有两名教师。学生因此就需要通过自学去掌握课程内容。班杜拉的父母重视教育，就让他暑期出去打工赚钱，积攒上大学需要的学费。有一个暑假他去了一个家具公司，学会了一些手工技能。另一个暑假他去了修复阿拉斯加高速公路的一个基地，整天与之相伴的都是一些形迹不端的逃债者或受了处分的官员和军人。这些人在业余时间从不读书，不是赌博就是酗酒。他回忆说，如果是环境造就个体的话，那么他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他自己痛恨那样的生活，总是寻找逃离的途径；第二，在任何生活的日常/ 正常轨迹中，总会有偶然事件的出现，这些偏离常态的偶然事件其实就是机遇，而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班杜拉认为正是那样的生活经历，才使他对人生的了解更为全面，也更坚定了他摆脱那种生活的信念。他之后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来又进入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学业后，就去了斯坦福大学从教至今。

他因此提出社会环境与人之关系的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人被环境控制（imposed），第二种是人可以选择环境（selected），第三种是人去创造环境（created）。很显然，这三种形态的转变就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显现的过程。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几个要素其实体现的就是这些状态的转变机理：从模仿他人（social modeling）开始，这个模仿甚至可能包括语言的模仿（verbal modeling）和思维方式的模仿（cognitive modeling），其后果是被环境控制，成为环境塑造出来的人。可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去克服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达到自己的目标，以实现选择环境和创造环境的状态。这个自我调节里面包含很多环节，在其理论的细节中均一一进行了阐述。而在达到目标状态之后，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对生活的应变能力。班杜拉做了无数的实验室实验，也做了很多实地研究以及培训项目，不断挖掘和补充该理论包含的变量之间的每一个连接，最终把社会认知理论发展成一个可以解释、预测并改变人类行为的伟大理论。

而关于“偶然”在生命轨迹中的重要作用，班杜拉的故事更为精彩。他成为心理学家是一个偶然，因为他原来打算主修生物学，但那天他到学校太早，要上的英语课还没开始，他便随手翻了一下课程表，发现有一门心理学课程已经开课，于是他就注册了那门课，结果就与他未来的职业相遇了。而他在读博士期间遇到他的另一半也纯属偶然。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却迟到了，于是被安排在下午打，结果就碰上了在他们之前打球的两个女孩。他和其中一个女孩一见如故，立刻就确定了伴侣关系。虽然偶然性这个因素在社会认知理论中并没有被清晰地定义或强调，但对于班杜拉要回答的宏大研究问题（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说，也是解释人可以摆脱日常轨迹、把握命运方向的一个角度。

本文节选自《经典管理理论是怎样炼成的？》，载《没有空白》，陈晓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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