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腾讯华为做外包：有大厂的名，没发财的命

有一种打工人的羡慕，叫做“大厂”。

最近，腾讯拟向不少于3300名正职员工奖励240万股股票，人均34万；不久前，华为再次为天才少年开出了201万元的年薪，刚毕业就能拿到近17万的月薪；本月，京东也突然宣布对员工实行涨薪，从原来的一年14薪涨到16薪......

真是年少不知大厂香，错把青春插稻秧。

但是，在深圳有一群比大厂员工更庞大的群体，他们顶着大厂的“名”，做着大厂的工作，还可以享受大厂的伙食，却没有大厂的“命”。他们就是大厂的“外包员工”。

所谓的外包，就是企业为减少负担，把一些非核心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来完成，这些工作往往是阶段性、辅助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由于不是与大厂签订劳动合同，与正式职工相比，这些外包人员更像是大厂没有编制的“临时工”。

在深圳，这些大厂“临时工”们，有的希望逆风翻盘；有的则选择逃离，也有的原地躺平，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大厂的“螺丝钉”。

工牌是带颜色的

接触过外包的打工人都知道，大厂外包是一份令人“纠结”的工作。

成为大厂外包，意味着能跟优秀的同事共事，既能学习到大厂先进、系统的工作流程和方法，也能拓宽自己的行业视野，以及得到一份相对体面的薪资收入，甚至还能拥有一跃龙门转正的机会，尽管机率比较渺小。

但外包终究不是正职。外包更像是“流水线”工人，工作重复且单一，没有什么职场成就感，接触不到核心方法与技术，想要获得足够的成长完全凭运气。更重要的是，外包不像正职有全方位的保障，被辞退通常一个通知就完事。

在成为腾讯外包前，李翔旭是深圳一家小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虽然是普通本科生，但他努力的工作也赢得了老板三年加薪2次的认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止一次动过离开的念头。

在互联网行业，时时刻刻都有人为了进入BAT这样的大厂而争得头破血流。当腾讯外包公司向他伸出「腾讯外包产品策划」的橄榄枝时，李翔旭动心了，不外乎腾讯素有「产品经理的黄埔军校」之称，具备成熟的方法论。

他坚信哪怕自己是个边缘的外包员工，也能“沐浴”在腾讯的产品之光之下。“去！反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工资，是李翔旭心理上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转正后14k，是比原来多了一些”，但比起腾讯正式员工呢？他也不知道，但两者的差距肯定没法比。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按照刘强东几年前在采访时说的：“如果京东把员工合同外包，一年可省17亿，但这种钱不该赚。”

可见，外包的劳动力有多“廉价”，同工不同酬，往往是外包抱怨的重要原因。

工牌，则是第二道坎。大厂工牌一直是互联网人低调凡尔赛的必备神器。不管你在深圳的科技园，还是北京的中关村，你都能在下班路上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厂工牌。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这丑丑的工牌，比衣服包包上的LV、GUCCI字样还要昂贵与高级。在淘宝闲鱼上，还有卖山寨的大厂工牌，满足一些人打扮门面的需要。

但在大厂，没有哪个外包会拿着自己的工牌炫耀。腾讯正职的工牌是蓝色，而外包员工则是绿色的。蓝色工牌基本能在腾讯大楼内畅通无阻，但绿色的工牌则有着很多“禁地”。在接过那抹绿色后，李翔旭在确定名字没写错，就马上塞进了口袋中。

尽管在去之前，李翔旭从网上了解到外包，更是大厂里的“二等公民”，但他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努力不去在意这些细枝末节。毕竟学东西才是正事，比起工牌的颜色，他更在意能否在腾讯外包学到东西。

相比于李翔旭目的性极强的“投怀送抱”，方谚则是形势所逼。去年因为疫情失业后，大专学历的方谚在候选岗位中，选择了工资最高的华为外包测试岗，月薪12k，成为了一名专门给华为找BUG的打工人。

由于之前的工作经验，他本以为测试岗可以准点下班的活儿。但他似乎也忽略了，华为“名声在外”。入职后两周，他笔记本上永远划不完的代办事项，让他明白：工资高，原来是有原因的。

即便是被迫“入坑”，但方谚对传说中的华为正职员工有着羡慕。每当华为员工分配完需求从他身旁走过时，他的目光总是被吸引过去，然后再瞥回自己的笔记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性。

“华为是正职的甲方，正职又是外包公司的甲方，外包公司又是自己的甲方，说到底，我是华为的丙方。”

作为一名丙方，方谚在大厂与外包之间，认清现实，找准定位。

螺丝钉不需要思考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每个大厂正式员工，几乎都有着一颗想要改变世界的内心。而大厂的外包员工，不需要想着改变世界，只要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交上来就行了。

我们只听说这个世界需要螺丝钉精神，从没听说过世界需要螺丝钉去思考。

自嘲“华为丙方”的方谚，曾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在优秀的华为人身边工作，多多少少也能学到一些技能提升自己。可当他在工作中遇到盲点，挪动椅子想要寻求身边的正职员工解惑时，对方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地说：“尽快做好交付就行，这些你没必要知道”。

哪怕知道对方没恶意，但方谚依然觉得这种滋味不好受，好像自己并不被视为这个集体里的一员。在这样的工作面前，只有正确与效率，没有指导与成长。

但方谚不是一无所获，做久了，他也学会了大厂必备生存技巧——“甩锅”。

他曾目睹由于流程失误，外包同事与正职员工的甩锅大战。后来有外包老人跟他说：“外包背锅没有对错，只因为他是外包而已”。

虽然这样的例子，方谚并不是经常碰到，但自那以后，自己还是会在工作的同时留个心眼，以便别人追责前随时自证清白，“不是为了甩锅，而是怕锅突然甩向自己。”

同样抱着来大厂镀金的李翔旭，起初确实兴奋于腾讯的流程化，“写需求文档都有清晰规范的格式，终于不用瞎摸索了”。但在工作上手后逐渐失去了新鲜感，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流水线。腾讯员工与他交流最多的话就是：“照着模板做下这个，XX点之前给我”。

听久了，李翔旭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好像成了机器人，而非跟他一起解决问题的大活人”。

但他深知，这就是外包必须要接受的现实，想要解决问题，单凭自己的外包身份是解决不了的。他曾因为工作原因，需要看下产品需求池，文档弹出的提示却很扎眼：无法访问。即便正职给他开了权限，但他每次碰到相同的权限问题时，依然要先跟外包公司的“驻场管理”申请，管理员再向腾讯申请。

这样的流程短则数小时，长则数天。“这时候，正职有没有空理你以及愿不愿意理你，真的得看运气”。有时他碰到紧急事项，正职刚好没空，就只能原地抓狂。

“在大厂，一切按规定办事，谁也避免不了。”李翔旭只能这样宽慰自己。

已经在大厂开过眼界，体验过大厂生活的李翔旭，开始思考自己还愿不愿意做一颗听话的螺丝钉，而摆在他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转正登陆企鹅岛，要么离开这“北极地”。

不想转正的外包，不是好外包

大厂转正，对于每个外包来说，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盼头。

一般来说，腾讯外包会分为“S/A/B/C/D”五个档来进行考核打分，工作积极主动的李翔旭常年保B争A，是转正的“种子选手”之一。但他却在快满2年的时候决定：离开这座围城。

“关于转正的猜测是没有尽头的，转正逆袭的榜样当然是激励，但又凭什么是我呢？还不如学到经验就走人”。

从鹅厂离职后的他，现在成为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条赛道。深圳从此少了一个外包人员，多了一个产品经理。

同是大厂外包，李翔旭选择转身离开，而方谚却选择主动躺平。

在华为，外包打分是按ABCD来打分，方谚经常能拿到B+。但这个评价这与工资挂钩，与转正没有关系。他跟李翔旭一样不纠结转正，因为他相信即便有也轮不到他：“华为外包圈子现在特别卷”。

在他入职前，外包员工的学历基本是普通本科与大专，可当他进去之后，211、985、硕士也越来越多。更别提在外包之上还有OD，一个薪资待遇、地位仅此于正职的职位，相当于外包plus，这个群体的整体学历和能力更是高了一个台阶。

方谚深知以自己的学历与资历，即便跳出去也很难再找到一份跟华为外包测试一样，既对口薪酬又合适的工作。外包虽然辛苦和枯燥，但更高的薪水，就是用来买断他的成长感和归属感的。

当然也有在大厂“镀金”成功的，例如给腾讯干了两年设计外包的蒋东明。如今他早已跳槽去深圳某大型电商公司担任高级UI设计师，拿到了2万的月薪。

谈到腾讯的外包经历，蒋东明表示一个好的“老师”有多重要。在入职之后，带他的腾讯员工很负责任，经常跟他探讨设计理念，分享一些大厂的设计资料，并没有把他当成“外包”。这让蒋东明的设计水平在短短两年内有了很大提升，在另一个大厂实现了“曲线转正”。

外包，真的不好吗？

说实话，外包的存在圆了很多打工人的“大厂梦”，也帮助不少人成功“镀金”，但坊间也有很多关于大厂外包的不好评价，例如：没有上升通道、没有福利没有保障、脏活累活全干、干电池人等等。

其实，不管是正职还是外包，是派遣也好，是“临时工”也罢，我们无需妖魔化“外包”，它终究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产物，说到底也只是一份工作罢了。

大家都是来搞钱的，选择不同而已。

备注：

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文|S 图|Vennp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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