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米勒：在解放军队伍里，娶日本护士为妻，惊动了林彪和罗荣桓

1949年，解放军四野的部队里，一位德国男医生与一位日本女护士结婚了。消息传出去，战友们都很吃惊——两位分别来自法西斯国家，却在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成为了八路军战士，大家在被“惊动”的同时，为他们送上了真诚祝福。甚至，四野的林彪、罗荣桓都感觉特别新鲜，特地给他们送了结婚贺礼。德国男医生的名字叫汉斯米勒，日本女护士的名字叫中村京子，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相识，在人民的军队里相知，在革命的战火中相爱，最终成为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德、中日人民友谊的终身伴侣。

1. 汉斯米勒：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因反法西斯来到中国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因为有犹太血统，中学毕业后，他便不能再待在德国了，父亲为他联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院，巴塞尔在瑞士与法国、德国交界处，他学习用功刻苦，于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的前半年，汉斯米勒看到一位中国学生被无端扣押，气愤地前去警察局询问，被推了出来。第二天，警察局就发来通知，要求他半年之内必须离开瑞士，并送来了让他出境的证明。

写完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考试，汉斯米勒不知自己该去哪里，有人劝他去南美行医，但有个同学却对他说：“如果你想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那就去中国吧。”这话让汉斯米勒反复考虑了好几天，并最终下定决心去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此，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买到了去法国马赛港的船票，之后又辗转前往香港。

一个外国人，只身来到中国，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加入抗战的队伍，在香港停留的日子里，汉斯米勒打听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为自己加入抗战找到了希望。当时，正好有一批支援抗日战争的医疗物资需要运往延安，是600个医疗箱和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流动车，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汉斯米勒跟随护送这批医疗物资的同志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汉斯米勒见到了红色政权的领导人，被安排到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参加了八路军。一个月后，随印度医疗队到达太行山区。这期间，汉斯米勒看到了八路军的与众不同——大家都很“穷”，缺吃少穿，但没有人因此而搞特殊，官兵一致、斗志昂扬，心里装着的都是老百姓。而他到达太行山区，白求恩大夫去世仅仅几天时间，他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就连毛主席也称白求恩大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也更加坚定了他参加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汉斯·米勒和妻子

2. 中村京子：有件小事，让我感觉自己选择八路军是选对了

中村京子是1945年来到中国的，当时，她只有15岁，中学刚刚毕业。因为想当一名护士，正好有一个到“满洲国”的铁路医院学护士的机会，她便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考试。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来中国才3个月，刚学了护士的一些基础课日本就投降了。

八路军接管铁路医院后，给了那些同中村京子一样的日本学生自由选择去留的机会——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参加八路军；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自行回到日本去。想去日本的，当时就可以离开；愿意留下来的，想好以后到医院的门口集合。“我到集合点后，跟八路军一起走，到了一个煤矿的医院，在那个地方又进来了几个日本护士。”

中村京子想回日本，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回去，而在当地她又没有熟人，思来想去，最终和很多人一起来到医院的门口。她后来回忆说，领到八路军的服装后，她照了照镜子，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很美，但那时，她还不能肯定自己加入八路军到底是对还是错，当初参加八路军对她更多来说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让她真正认识八路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却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参加八路军后，中村京子成为一名护士，有回和部队一起上前线，在一户老百姓家里休息。忽然，有位战士进门了，手里拿着一根针，针上只有寸把长的半截线。中村京子看到战士很认真地将针线还给了老乡，心想：“不就一根针和半截线有，必要还吗？”但随后，她很快想到了八路军部队里，人人都会唱的那首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说：“那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随后感到自己选择八路军这条路真是选对了。”

3. 中国情缘：来自工作中两次简单地握手和两年的真心等待

日本投降后，汉斯米勒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激动兴奋，庆祝胜利，随后，作为独子的他忽然想起自己来中国已经有6年时间了，而在这6年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和家人见过面，非常地想家。于是，他找到了八路军首长，为自己开了在八路军工作的证明和路条，准备探亲。但到东北后，由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解放军的进攻，汉斯米勒随即决定留下来，继续救死扶伤，为解放军部队服务。这也便有了他和中村京子的相识。

中村京子

当时，前方需要一个手术队，中村京子作为护士入选。她来医院找负责的大夫报到时，掀开门帘，看到的却是一个“大鼻子大夫”，她怀疑自己走错了门，“大鼻子大夫”却热情地站起来，同她握手并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中村京子看到的这个“大鼻子大夫”正是汉斯米勒，此后，他们一起出入战场，在手术台上配合默契。中村京子说：“一个战役结束了，我们要回自己的后方医院，再一个战役又开始了，我们这几个人又集中在一起，在一个手术队里工作……这样的医疗经历我们有过好几次。”

正是这个过程中，汉斯米勒喜欢上了中村京子，但他的表白却受到了中村京子的拒绝。中村京子说，自己年轻，很想家，将来想回到日本去。汉斯米勒说，中村京子的心情他很理解，他自己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这之后，随着部队南下，他们各干各的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再次相见。这期间，汉斯米勒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解放军攻克天津后，他随军进城，中村京子再次收到关于他的消息。

“当时，我被分到了汉斯米勒的门诊，他早早就站在门口欢迎我了，见到我和我又握了一次手，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中村京子说，“我听人说他34岁了还没结婚，人们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他喜欢一个日本姑娘，我听了挺感动，等他再向我们表白时就同意了。”中村京子还说，她和汉斯米勒的结合让很多人都感到吃惊、新鲜，因为他们一个是“德国鬼子”、一个是“日本鬼子”，在解放军的队伍里这怎么可能呢？但同志们还是为他们送了最真诚的祝福，甚至四野的领导还为他们送来了结婚贺礼，被“惊动”了。

4. 战场故事：米大夫曾经救下9000中国人，加入中国国籍

汉斯米勒的“成名”是因为太行山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不太会说汉语，有天深夜，一户老百姓十分着急地敲开了他的门，他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却明白了对方一定是来找他看病的。就这样，他背上手术盒，上了老百姓的驴车。原来是那户人家的女主人要生产，遇到了难产，最终在汉斯米勒的帮助下，母子平安。此后，“能救人命的洋大夫”便在太行山区传开了，汉斯米勒因此成了一位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大鼻子大夫”。

百团大战期间，部队的伤员很多，汉斯米勒和同志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有时，一天能做40-50台手术。而当时因为封锁，缺衣少穿，太行山区的医生更是宝贝，为了不让医生饿晕在手术台上，组织会给医生一些专门的伙食照顾，比方说为什么专门做碗小米稀饭，有时还尽可能给小米稀饭加半个鸡蛋。但汉斯米勒从不享受组织给他的这种照顾，而是偷偷将它送给伤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50年，米勒在11年的时间里，救治过的伤病员超过9000人，其中不乏开国将军。

张中如（1919年-2019年），男，出生于山西原平，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游击支队、暂编第一师、工人武装自卫旅任中队长、连长、作战科长。1942年初，他任晋绥军区第八分区二十一团一营营长，率部在山西交城、古交地区带领当地的军民开展抗日斗争。解放后，历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总参谋部政委、部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中如将军

1943年3月中旬，张中如率部在交城交通要道沟口山上设伏阻击日军。战斗打响，手持望远镜的张中如突感左胸遭受重重一记“闷锤”。低头一看，鲜血从左胸上的子弹窟窿里“汩汩”往外冒，很快染红了军装。紧接着，张中如眼前一黑，陷入了深度昏迷。给张中如实施手术的，正是汉斯米勒，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张中如不久便清醒了过来，很快回到了战场。

两个月之后，张中如再度高烧不退、陷入重度昏迷，被紧急转送到晋绥军区后方医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前前后后共做了7次手术，切掉了左胸3根肋骨，而且，左胸突然整体塌下去，胸椎骨偏移侧弯……经过汉斯米勒的努力，1944年夏天，生命的奇迹张中如的身上发生了——他竟然苏醒过来，高烧退了、伤口也愈合了，精神一天好过一天，最终被任命为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再次踏上了的革命征程。

后来，张中如说：“如果没有他当时的救治，我的命早就没了！”汉斯米勒治病救人的恩情一直被张中如及其后人铭记，直到现在，张中如的后人还常去汉斯米勒家看望中村京子。这不仅仅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一种情谊，还有着为了革命的理想，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汉斯米勒正是在这种情谊里，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选择回德国，并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其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任内科教授。1972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

5. 终生伴侣：中村京子如今还健在，称丈夫是个永远的帅哥

中村京子说，生活中，汉斯米勒是个非常正直和敬业的人，责任心特别强，也乐于奉献，她在他身上学了不少的知识。在她认识汉斯米勒之前，汉斯米勒的故事都是她听别人说的，汉斯米勒很少向她说起。成了汉斯米勒的妻子后，有两件事对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一件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汉斯米勒因为中村京子而有了一次去日本探亲的机会，当时中国急需乙型肝炎疫苗，但相关研究却有些滞后。利用探亲的机会，汉斯米勒向日本专家请教和学习，回国后，与时任北京医科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的陶其敏教授一起投入了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为当时没有活体动物可以做实验，研究出的疫苗被放在冰箱里，汉斯米勒十分着急，有一天，居然对陶其敏教授这样说：“陶教授，你看用我来做实验怎么样？”见陶其敏不答应，他又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得差不多了，在中国把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陶其敏没有答应，却深受感染，为了“疫苗”早日应用于人体，她毅然伸出手臂，接种了第一支乙肝疫苗进行试验。

陶其敏

第二件事是1994年12月4日汉斯米勒临终前，他抓住妻子的手说：“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这些年，我最相信的就是共产党了，始终是为人民的……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留在中国，让我的信仰延续下去！”又重复着说：“……有事情找组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我去世后，你也不要离开中国……永远不要离开中国！”中村京子说，汉斯米勒当年到达太行山区，曾应邀请参加白求恩大夫的追悼大会，并上台发了言，决心做一个白求恩一样的好大夫……现在……“他的确做到了”。

中村京子和儿子

如今，中村京子还健在，已经是位91岁的老人了。汉斯米勒去世后，她一直尽力保留着汉斯米勒在世时家里的原样，有时候，她进门会对着屋里摆放的汉斯米勒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米大夫（汉斯米勒）你还在呀，我的这个老帅哥你还在啊，他一直那么帅，我都老了……”随后，她会抹去照片的灰尘，与汉斯米勒面对面地坐上一会儿，对别人或者自己说：“这个老帅哥呀，只要你对他笑，他就能对着你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惊动”吧，它其实是一种微笑的祝福。

最后需要赘述的是：伴随汉斯米勒47年的中村京子，一直在北京自家的四合院里，固守着丈夫的嘱托：“你不能走，你千万不能离开中国。”2004年8月，中村京子领到了中国第一批发放给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证。那一刻，她激动万分，说，她爱中国，要一直住下去，中国就是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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