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也不香了？唐代帝陵陪葬制度的盛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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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唐史的过程中，有四个字经常出现在武德、贞观以及唐高宗时期大臣的结局里，频率相当之高。可是在唐中宗、唐睿宗以后，这四个字就很少出现，到中唐、晚唐几乎完全消失。究竟是哪四个字呢？我们来看看四段墓志铭：

“宜被哀荣，以旌幽隧。可赠司徒、使持节大都督，扬滁和润常宣歙等七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所司备礼，册命陪葬献陵。賻绢布二千段，木粟一千石，并赐东园秘器。葬日，给班剑卅人，羽葆鼓吹及仪仗，送至墓所往还。葬事所须，并宜官给”。（节选自《虢王李凤墓志铭》）

“而田豫鸣钟，庶优游于杖国；史慈嗟剑，遽冥漠于高泉。以六月三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帝造深于寿器，鼓鼙之恨无追；朋情结于生刍，李桃之悲何已。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硖、岳、郎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缚绢布七百段，米栗七百石；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给鼓吹往还”。 （节选自《张士贵墓志铭》）

“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于怀德里第，春秋七十有七。宸情震悼，饰终加礼，册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赠绢布一千匹、米粟一千石，陪葬于昭陵。丧葬所须，随由官备，仍务从优厚。赐东园秘器，仪仗鼓吹，送至墓所往还”。 （节选自《程知节墓志铭》）

“还京之日，为造灵辇，给传递发遣，以垂拱元年岁次乙酉四月景子朔廿二日丁酉，诏陪葬于乾陵，礼也。惟公享阴德，承大名，渐之者甘露醴泉，训之者辎车四乘马。杜称武库，积庆高于五岳；崔号文宗，宏才掩于三代”。 （节选自《薛元超墓志铭》）

陪葬者的数量与结构

生前大红大紫，高官厚禄；死后陪葬皇陵，千古流芳。这是初唐时期，许多官员朝思暮想的事情，像张士贵、程知节、薛元超等人都做到了，仅凭这一点，他们已经打败了同时代99.99%的人。虢王李凤虽然也生荣死哀，主要因为投胎投得好，他根本没有后面几个人那么多功绩，但因为是皇子，又赶上了好时候，所以也能陪葬皇陵，享受很高的待遇。

陪陵制度从唐太宗贞观中期开始实施，贞观末期至唐高宗时代最为鼎盛。唐代第一座帝陵是高祖李渊的献陵，始建于贞观九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故后，李世民的昭陵也可开始大规模营建，许多病故的功臣旧将、皇亲国戚陆续葬入。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载，献陵陪葬墓九十三座，昭陵陪葬墓更是多达一百六十五座。贞观末年，高士廉、马周、房玄龄等重臣相继去世，他们都陪葬昭陵。唐高宗在位的中前期，剩下的功臣、宗室也命丧黄泉，张士贵、郑仁泰、尉迟敬德、程知节、新城公主、韦贵妃等人追随太宗而去，陪葬于九嵕山，掀起了一个高潮。

唐高宗的乾陵只有十七座陪葬墓，相比献陵、昭陵，可谓断崖式下降，但陪葬者的身份没有明显变化，主要还是皇亲国戚和有功之臣，比如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刘仁轨、高侃、李谨行、薛元超等。到唐中宗、唐睿宗以后，陪葬墓的数量再次下滑，许多帝陵只有个位数甚至完全没有，比如唐代宗的元陵，唐德宗的崇陵，仅埋葬皇帝一人而已。陪葬者的身份也以嫔妃、宗室等家庭成员为主，外人陪葬的只有两位，分别是玄宗泰陵的高力士、肃宗建陵的汾阳王郭子仪。

实施原因

从陪葬墓的数量、墓主人的结构来看，陪陵制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盛是在七世纪中期左右，衰是从八世纪初开始。献陵、昭陵虽然是两代皇帝的陵寝，贯彻的都是一个皇帝的意志，那就是李世民。因为李渊生前没有修建陵寝，陪陵制度是唐太宗确定的，昭陵与献陵建造的时间也非常接近。唐高宗生前也没有修建陵寝，武则天、李显根据李世民的先例，安排部分人员陪葬乾陵。像高宗朝重用的郝处俊、薛仁贵，他们死后都没有埋入皇陵，因为李治还活着，没有下旨修建陵寝，他们想陪葬也没处可去，葬到昭陵吧，在贞观年间也没立下特别大的功劳，不合适，最后只能葬在老家。刘仁轨去世于高宗之后，当时已经有乾陵了，武则天就安排他陪葬在李治身边。李世民为什么要确立陪陵制度呢？他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他发布的诏书，从中可以得出答案：

“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之志，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节选自《九嵕山卜陵诏》）

“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乡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存曩昔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也。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祕器”。（《赐功臣陪陵地诏》）

“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廷萧相，附彼高园。宠锡坟茔，闻诸前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臣，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功臣陪陵诏》）

从李世民的意思看，建立陪陵制度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是继承周朝、汉朝、曹魏的先例，早在周文王的时候，就已经有诸侯陪葬天子的现象。西汉时期，萧何、曹参、霍去病、卫青、霍光等功臣去世后，也陪葬在帝陵附近。魏武王曹操在遗嘱中，要求一起战斗过的宗亲、宿将、文臣在高陵修建坟茔。这些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李世民向这些朝代学习，是为了告诉臣民，大唐是伟大王朝的继承者，强盛且具备合法性，老百姓要像古人拥戴周朝、汉朝一样，支持当今政府的工作。

第二是李渊、李世民与功臣、宗室的关系的确很好，即使在百年之后，也要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人，那是一起流过血、负过伤的知心将领，长孙无忌不仅是部下，还是发小，长孙皇后的兄弟，关系更是铁的要命，“我有天下，多此人之力”，创业阶段建立的友谊，使君臣双方愿意千古相随。

第三是激励作用，通过陪葬皇陵的方式笼络功臣，提高他们的忠诚度，体现圣上对有功之臣的厚爱；与此同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促使更多文官武将向他们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获得类似的殊荣。诏书中多次提到的“秘器”是棺椁的意思，“东园”指的是秦代的东园匠，专门负责制作凶器的官员，“东园秘器”就是朝廷特供的棺椁，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用。

走向衰落

有资格陪葬皇陵的，要么是皇子、公主、嫔妃、宗室等家庭成员，要么是为朝廷立下过大功的臣子，仅有这样的身份还不够，还必须和皇帝关系特别好。古人事死如事生，百年之后埋在一起了，灵魂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关系一般甚至很差，那得多尴尬呀。唐睿宗以后，符合要求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时代变了，皇帝都是在深宫、府邸长大的，关系最好的往往是太监和宫女，不像李渊、李世民那样在民间待过，有很多创业伙伴、兄弟哥们，与大臣就是普通的工作关系、上下级罢了，没有好到死了也要天天见的地步。

而且陪葬献陵、昭陵、乾陵的往往是开国功臣、治世能臣、威武名将，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陪葬皇陵，意味着和这些人并肩，心理上、舆论上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开元之后，大臣只有汾阳王郭子仪陪葬了建陵，他在安史之乱中贡献很大，几乎再造大唐，朝廷决定把他埋入皇陵，合情合理，有说服力，后面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国力受损，再把大量资金用于给大臣修墓，显得不合时宜，没有把钱用对地方。即便像皇子、公主、嫔妃，大部分和皇帝的关系也都一般，平时见面的机会不多，还互相提防着，保持距离，死后能葬在一起的绝对是个别。

还有一点，陪陵制度和当时社会主流的家族葬是冲突的，高级官员往往有家族墓地，列祖列宗都埋在一个墓园里，后代子孙祭祀起来比较方便。现在被皇帝安排陪葬了，家族中好不容易出个特别牛的人物，反而进不了祖坟，非常可惜，逢年过节还得跑到戒备森严的皇陵祭祀，多有不便。从亲情的角度看，他们的儿子、孙子也希望能够和父母葬在一块，即墓志中多次出现的“祔葬先君之旧茔”，可现在先君入葬了皇陵，为子孙祔葬增加了难度。

《功臣陪陵诏》允许后代从葬，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做了，比如李勣的儿子李震，死后也葬入昭陵，墓址就在父亲旁边。按照正常逻辑，李震仅仅做到梓州刺史这种级别的官员，论地位，论业绩，根本没有资格入葬皇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靠关系进去的。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出过大人物，第二代还凑合，第三代往往就很平庸了，可能就是个七八品、建树不大的官员，这种条件也厚着脸皮埋到皇陵去，容易被人笑话，还不如乖乖地待在家族墓园。所以说陪陵制度影响了家族墓葬，为祔葬、祭祀增添了难度，这种模式被逐渐淡化也在情理之中。

几段小插曲

在陪陵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出现过不是很和谐的小插曲，反映了统治阶层的权力倾轧、你争我夺。魏征死后，李世民特别伤心，把老魏安葬在昭陵主峰附近的凤凰山上，还亲自为他撰写碑文，一副情深义重的样子。可没过多久，魏征就倒霉了，他推荐的杜正伦惨遭贬谪，侯君集谋反被杀，唐太宗勃然大怒，怀疑魏征结党，下令推倒墓碑，以儆效尤。两年后，朝廷征讨高句丽失败，李世民突然又念起魏征的好，派人把墓碑立起来，慰问他的妻儿：真是大起大落，世事无常。英国公李勣去世后，唐高宗“自至横门，投书永诀”，为老将军亲自撰写碑文，允许陪葬昭陵。他驾崩后，徐敬业在扬州造反，武则天下令将李勣棺材挖出来，碎尸万段。唐中宗继位后，又下令重修墓地，再度安葬。随着政局变化，墓主人尽管死了都不得安宁。

陪葬乾陵的有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假如世界上存在灵魂，武则天死后估计要气吐血，当年就是她直接或间接赐死了三位金枝玉叶，现在都陪葬到自己身边了，过于尴尬。这都是唐中宗李显的主意，他看自己的儿子、哥哥、女儿承担了罪责，葬地也比较寒酸，就全部陪葬到皇陵，向全天下表明这些人是冤枉的。如今李唐恢复了天下，拨乱反正，沉冤得雪，要利用一下去世的亲属，彰显统治的权威性。从墓志记载看，改葬到乾陵的时候，特意提高了丧葬规格，“号墓为陵”，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在里面，已经不是单纯的迁葬活动了。

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本是太子，因谋反被废，客死他乡，本没有机会陪葬昭陵。开元年间，孙子李适之深受玄宗信任，得以将爷爷、父亲灵柩迁回关中，陪葬太宗皇帝。史书记载葬礼规模很大，数丧同至京城，但是从考古结果看，李承乾墓的大小还不如低级嫔妃，史书上的话原来都是官样文章，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毕竟谋逆之人，允许陪葬昭陵已是天恩浩荡，不敢在规模大小上有太多奢求了。

李隆基在位四十五年，开创过开元盛世，辅佐他的知名人物也有不少，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等，可是千秋之后，陪伴身边的只有高力士一人而已。“公左右明主，垂五十年。布四海之宏纲，承九重之密旨，造膝之议，削藁之书，不可淂而知也”，“宝应元年，有制追赴上都，中路闻天崩地坼，二圣下席，长号泣血，勺饮不入口，惜举髯而无及，俄易箦而长辞”，高力士辅助玄宗五十余年，风雨兼程，患难与共，听说太上皇驾崩，竟然吐血身亡，唐代宗将其陪葬泰陵，玄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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