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鼓励早婚早育，为何汉朝多是“早婚”，而唐朝多存在“晚婚”？

你属于被催婚的那一拨人，还是催别人结婚的那一拨人？在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晚婚的时代，“古人早婚”也常常成为催人结婚的例证。但你可知，不是所有古人都倾向于“早婚”，“晚婚”也曾成为古人的主流选择？

一、 婚龄与古代婚姻伦理

在我们许多人的印象中古人都是“早婚”的。本代指女子十五岁的“及笄”在很多时候甚至直接被当作女性适婚年龄的代名词（《礼记·内则》）。这种印象总体并无不妥。因为深刻影响古代婚龄的婚姻伦理本身就是更倾向于早婚的。

古代婚姻伦理认可早婚有三大主要原因。

其一，早婚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古代，鼓励早婚有助于国家获取税收和兵员（增加人口）。在越王勾践时期，为获得更多兵力，勾践便曾规定：“凡男子二十岁、女十七岁不嫁娶的，其父母有罪”；汉惠帝时，为宽裕财政，朝廷曾要求：“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对大龄妇女家庭通过纳税进行调节，五倍的税负）；晋武帝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国家派官员强行拉郎配）；北齐末期，朝廷更是要求“女子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

其二，倡导早婚有助于维护个体家庭利益。虽然今人普遍认为婚姻不是交易，但对古人来说嫁娶其实也是“买卖”。女方家庭可以通过早婚早点获得彩礼，男方家庭则能尽早传宗接代和获得新的劳动力。

其三，早婚利于维护传统孝道。早在先秦，到适婚年龄还不结婚就被认为是“上无以孝于舅姑，而下无以事夫养子”。我们熟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可谓是推动早婚的“必杀技”。

所以在上述三个重要原因的推动下，在统治阶级往往都认可早婚，并制定严苛法律为早婚“撑腰”的情况下，早婚成了古代婚姻的常见状况。这也就让我们纷纷以为古人都“早婚”。

二、 以汉代为典型的“早婚”

可细细说来，古代的早婚到底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早婚盛行的汉代。

前文提到，汉惠帝时女子若到十五岁还未出嫁，那么就要缴纳“五算”之税，也就是每年缴纳六百钱，直到年满三十岁。对无数普通家庭而言，六百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还要交十五年。所以为了不交这笔额外的重税，许多人家都选择早早将女儿嫁出。

据调查，汉代女子的初婚年龄一般为13至15岁。而制定了严格早婚律法的汉惠帝，他的皇后张氏甚至是在十二岁时就嫁入宫中。汉昭帝8岁即位，他的皇后是大臣上官安的女儿，年仅6岁。因而说早婚在汉代风行举国上下也不为过。

三、 以唐代为典型的“晚婚”

可只要结合生理知识想一想，我们也不难意识到汉代的早婚也存在着极大的隐患。曾有汉代大臣指出：“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所以在汉以后，若是家庭条件允许，也有人家更倾向于让女儿晚些出嫁。这其中便以唐代为典型。

参考大量唐人墓志铭，唐代女子的平均初婚年龄大约为17岁。虽然这年纪在今天依然算未成年，但和早婚的汉代相比显然已是“晚婚”。且根据这些墓志铭的记载，相比于平均初婚年龄约16岁的唐代前期和约16.5岁的唐代中期，唐代后期的平均初婚年龄达到了17.44岁。

在流传至今的这些墓志铭中，初婚年龄在20到25岁间的有64人，26岁以上的有16人（其中又有多例近四十或超过四十岁才初嫁）。即便是按照今人的标准，这其中的16人都能算是晚婚，但她们却又真实地生活在被我们以为纷纷“早婚”的古代。所以在当下，希望人们早些找到幸福的初心是好，但以古人“早婚”为由给他人成家的压力却并不是多有说服力。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每个时代的适婚年龄是与时代相适应的。唐人常见“晚婚”，与唐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熟悉的唐代三大诗人其实都是晚婚的：白居易三十七岁结婚、杜甫三十岁结婚、李白二十六岁结婚。

在唐代宗室中有不少女子初婚的年龄都较高：义阳公主30岁初嫁，信安县主甚至42岁才初嫁。而她们晚婚多是受到政治波及，不得不熬成“大龄剩女”。

在唐代中后期，还有许多女子因为战乱或家庭贫困（缺少足够的嫁妆）而“晚婚”。白居易就曾为此作诗：“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

当然，还有女子“晚婚”的缘由和今人分外接近——对另一半有较高期待。唐代工部尚书杜悰与妻子岐阳公主曾育有一女，该女23岁都未出嫁。杜氏家门显赫，曾去求亲的适龄男子势必不会少。但杜氏“求贤以配”，不愿将就，最后成了一位大唐“剩女”。

不过反过来想想，封建时代的女子都能为真爱等待，宁可待字闺中也不愿将就，那今人又何必束缚自己，把不情愿的自己锁进围城？“早婚”也好，“晚婚”也罢，婚姻都不是仅仅追求年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