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种族仇恨犯罪，日裔美国人为何缄默不言？

作为“模范少数族裔”，日裔在这场亚裔大团结的反歧视运动里，似乎游离在主流之外，显得格外低调。

2020年9月27日，美国日裔钢琴家海野雅威在纽约地铁站遭到8名黑人男子的殴打，这群人没有抢走任何财产，只是在殴打时不断叫嚣着“中国人”、“亚洲人”。

遇袭后，海野的右肩、手臂被打断，头部和身体多处淤伤，短期内无法再弹琴。但由于缺乏视频证据，警方拒绝以“仇恨犯罪”立案，肇事者至今未能抓到。

此后的大半年里，不少日裔美国人都遭遇了暴力袭击。

2021年2月25日，西雅图一名教师那须纪子和同伴在街头散步时，被陌生人用石头砸中脑袋，面部多处骨折。就在同一日，位于洛杉矶的东本愿寺洛杉矶分院被人蓄意纵火。4月2日，奥运空手道选手国米樱在洛杉矶一公园运动时被路人辱骂为“失败者”、“快滚回去”。

在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辞下，美国针对华裔，乃至整个亚裔的仇恨犯罪正在飙升，日裔也无法幸免于难。Stop AAPI Hate报告中心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从去年3月19日到今年3月21日，该组织共接到6603件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的报案，其中，作为美国第六大的亚裔群体的日裔占比为7.8%，排名第五。

Stop AAPI Hate报告中心整理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据（2020.03-2021.03），其中华裔第一，日裔排在第五。 图片：Stop AAPI Hate Report Center

然而，和积极发声的华裔与韩裔不同，日裔群体里几乎少有知名影星或政客对此表达公开反对，各地日裔组织也没能像华人权益促进会（CAA）一样，联合其他组织进行大规模抗议。

被殴打的钢琴家海野雅威后来接受采访时指出了日裔群体的“默不作声”：“同样作为亚洲人，日裔没有和华裔、韩裔一样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无所谓和现在我们所遭受的歧视是密切相关的。但遗憾的是，日裔发声、发信、抗议能力向来很弱。”

的确，在这场亚裔大团结的反歧视运动里，日裔似乎有些游离于主流之外，仍在维持着日本人骨子里的“隐忍”与“低调”。

从团结的“边缘群体”到疏离的“模范少数族裔”

如果说拥有较高经济收入的亚裔是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那日裔美国人就是模范中的模范。

Asia Week杂志1989年一份有关语言能力、收入和教育的调查显示，在各大亚裔群体中，日裔是与美国社会同化率最高、各项能力最强的群体。1990年的国情调查显示，日裔平均年收入为19373美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4143美元。

被殴打的海野雅威是罗伊·哈格罗夫乐队的固定钢琴手 图片：网络

但日裔并非一开始就属于“荣誉群体”，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也曾作为社会边缘族裔而被多次歧视打压。而这些受歧视和“向上爬”的经历，逐渐抹去了这个群体的民族性与共同体意识。

在美国，日本移民史在亚裔中仅次于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

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廉价的日本劳工开始大量移民美国，并在20世纪成为三大亚裔族群之一。这些从日本移民而来、有着传统日式观念的人们被称为一代日裔。

由于当时美国法律带有歧视性，一代无法获得美国国籍和投票权，更是被限制了居住范围。于是，一代日裔团结起来，成立日本人会等多个互助组织，在西海岸建立了许多日本城（Japan Town）。除了赚钱，一代极其注重孩子（二代）的教育，他们培养孩子双语教育，认定这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

一代们的心血，因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毁于一旦。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国内反日情绪严重，由于担心日裔是间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2月颁布9066号行政令，允许各地军官可以因战争需求限制某些群体的自由。至此，14万日裔被迫放弃财产、离开日本城，被关押到拘留营（relocation camp）中。这里面，有超过8万人是拥有公民身份的二代日裔。

1942年，美国政府下达日裔驱逐令 图片：维基百科

在拘留营，政府禁止了一切日式文化活动，但保障了人身安全，还提供食物、学校与娱乐，可1943年的忠诚问卷还是成为了“撕裂”日裔的关键。

忠诚问卷里，人们面临两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加入美国的军队，且不论被派遣至哪里都愿意执行任务”、“你是否誓言无条件效忠美国、忠实捍卫美国免于任何来自国内外的攻击，并且放弃对日本天皇或其他外国政府与组织任何形式的效忠”。为了不被驱逐或是丢掉性命，绝大多数日裔选择了肯定。

二战结束后，拘留营解散。但重获自由且逐渐长大的二代，并不愿重建日本城。

对二代而言，日本血统是他们在美国遭遇歧视、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敌人的根源，加上拘留营和忠诚测试，二代日裔对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感到极其羞耻和内疚，不愿再与日本接触。由于接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二代更加注重与白人的交往：他们纷纷离开日本城，搬迁到白人居住地，不再教孩子（三代）日语。日本研究学者平野邦辅曾指出，二代日裔“对日本持有强烈的否定情感“，他们越是被边缘化，就越渴望融入美国社会。

在拘留营里搭积木的日裔小孩 图片：美国国家档案局

但急于摆脱“原罪”的二代并没能完全脱离日式思维，受一代传统熏陶，日本的耻感文化被传承了下来，这也是二代日裔对拘留营这一集体创伤绝口不提的原因。

位于洛杉矶的美籍日本人国家博物馆的首席总监卡伦·石冢（Karen L.Ishizuka）是三代日裔，她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现象：“我们三代总被父母教育要比别人更好，不惹麻烦、做个好的美国人，但他们从不解释原因。一代和二代几乎从来不谈拘留营的历史，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耻的。”

就这样，隐忍的二代日裔藏起“耻辱”和血统，凭借着良好的教育水准，成为了分散在白人社区里的“模范少数族裔”。

扩大的代际差异：自由的美国公民

二代日裔的奋斗为自己换来了模范称号，而他们的孩子（三代往后）则成为了精神自由的美国公民。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民权法案》、《投票权法》的颁布，都在推动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

于是，从书本上了解到拘留营历史的三代日裔，虽然不太会说日语，却也不再对血缘国“怀恨在心”，相反，他们开始主动接触日本文化，并决心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平反。

现居纽约的Julie Azuma是三代日裔，她在70、80年代积极参与过日裔补救运动（Japanese Redress Movement）。

“我的祖父母(一代)、父母(二代)被送进拘留营，没人愿意谈起那段日子。 ”Azuma说，她是从图书馆得知真相的，可就当以Azuma为首的三代积极参与抗议活动时，一代和二代都拒绝参加，表示“他们不想扯上关系”。

Azuma一代人的努力赢得了回报。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公民自由法》（Civil Liberties Act），政府向日裔美国人正式道歉，并赔偿存活的受害者每人2万元。

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签署《公民自由法》（Civil Liberties Act） 图片：维基百科

不过，三代日裔的目光早已不再停留在日裔这一个少数族群上了。

针对最近的亚裔歧视，Azuma重视的是白人特权与亚裔女性待遇的问题：“我能从许多男性的口气里感受到对亚裔女性的不尊重，我们依旧受到不平等待遇，这是美国的种族主义与偏见。”自由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让Azuma这样的三代很少依赖于本民族的聚居和互相扶持，相反，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亚裔。

学者平野邦辅也曾指出，“移民的民族性不会因为被东道国社会同化而消失”的观点，放在日裔美国人身上未必准确。从发展来看，较高的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使得日裔的民族性并不突出。同时，拘留营间接毁灭了聚居的日本城，日裔的社群概念比华裔韩裔弱很多。若不是因为日本在战后成为了美国重要的军事贸易盟友，日裔很可能在未来逐渐同化并“消失”。

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低调”日裔

淡薄的共同体意识与隐晦的民族性，让日裔群体在这次Stop Asian Hate运动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虽然日裔的人口比例决定了其遭到的仇恨犯罪案件不如华裔、韩裔多，但各项数据表明，仍有很多日裔在受到歧视后选择了沉默。

图片：CFP

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数据显示，2019到2021年，领馆只在去年收到过一起针对日裔仇恨犯罪的报案。但驻纽约的日本杂志编辑安倍Kasumi表示，这是由于许多日裔对报案并不积极。

《日刊体育》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早在八十年代日美贸易逆差时，美国就有反日情绪，很多日裔被差别对待。然而，一些人觉得被歧视并没有什么关系。”四十多年后，这种“无所谓”与隐忍的情绪在日裔间依旧存在，人们依旧想通过靠近白人社会的方式来避免歧视。

此外，淡化的社群意识，导致美国各地日裔组织并没有形成统一联盟。纽约日裔美国人协会（JAANY）、日裔美国人市民同盟（JACL）、西雅图日本人支援团体（JIA Foundation），乃至洛杉矶的全美日裔博物馆（JAP）虽然都在官网发声，组织或参与抗议活动，但它们的影响仅限于地区，组织之间也没有更紧密的合作。且一年多来，日媒也仅对海野雅威、那须纪子这样的重伤案件做过详细报道。

不过，较弱的反对声音并不意味着日裔向种族主义妥协。

事实上，许多日裔特别是年轻人，正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积极主动地呼吁停止仇恨犯罪。日裔演员Ally Maki、石川美纪曾多次在Instagram上转发亚裔受袭案件，呼吁停止种族歧视。更有一些普通民众、画家、摄影师在推特上点赞了自己参加的游行、签名，或是晒出自己的抗议作品。

日裔演员石川美纪在Instagram上呼吁停止歧视亚裔 图片截图自Instagram

在这些表达里，人们大多默契地指明了亚裔，但很少提及自己的日本血统。可以说，正如Azuma一样，三代以后的日裔或许更习惯将自己定义为亚裔美国人，从而造成一种“低调日裔”的错觉。但他们对种族歧视的关注度，并不弱于其他亚裔群体。

不过，面对发声仍较弱的日裔群体，卡伦·石冢在最近采访中再次为日裔敲响了警钟：“多年来，我们日裔在美国社会获得了一定地位，补救运动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安全的谎言中，仿佛种族主义并不存在。但这一次的事件告诉我们，种族主义随时有可能向我们发难。”

作为人类学专家，三代日裔的卡伦·石冢再次提醒人们，不要总是站在安全的地方充当旁观者，“如果一直想着‘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很快这就会成为‘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