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朔人：试论明代海南在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中的作用

摘要:明代中央政府与南海诸国宗藩关系确立后，海南随之成为国家处理藩属国的重要平台及朝贡贸易的中转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出于自身的考量，海南就国家与外藩交往中的贸易周期、遣管官辅护等相关政策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该岛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随之凸显。

关键词:明代; 海南; 南海诸国; 朝贡贸易

作者简介:张朔人，男，安徽庐江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和海南区域史。

中国古代，外藩以“朝贡”方式与中央政府确立宗藩关系，即一在定的时间内，藩属国派使臣携带表 文、贡品到中国进行朝觐活动，并接受相应的指令和回赠。［1］这一典型的政治活动，在明代逐步演变成“朝 贡贸易”，经济交流随之加强。1840 年以来，英国以鸦片、坚船利炮打破清朝国门之后，维系中外关系的宗藩体系遭到破坏，开始向条约体系转变。

海南岛自汉武帝元封元年( 前 110) 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地缘关系使其成为中央政府处理南部藩属国的重要平台。明代南海外藩朝贡，在路径选择上都与海南产生极大关联，从而对海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一、外藩经由海南朝贡情况

明代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与南海周边诸国构建了一个“高度自治”“松散”“互利”的宗藩关系。为 了打击私商的海外贸易，洪武七年，罢泉州、宁波和广州三个市舶司，其职责交由三地长官负责，强化制度建设。永乐元年( 1403) ，恢复洪武初的市舶司，广东设“怀远馆”［2］709 ，专门接待南海诸国朝贡，命太监提 举市舶［3］1848 。不断派遣使臣到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爪哇、苏门答刺等国，恢复太祖“诸番国遣使来朝” 之制，邀请来中国贸易。［2］205，342

在“薄来厚往”经济政策刺激下，南海诸国以所在国为起点，经停海南，到达广州，然后再到达明朝都 城。这条南海上的航线，属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海南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因之而突显。

( 一) 中转次数及其进贡物品

明代，南海诸国朝贡活动较为踊跃。据《明太祖实录》［4］1564 － 1565、《正德琼台志》［5］卷二十一、《明孝宗实录》［6］、《明英宗实录》［7］6608、《海槎余录》［8］等文献相关记载统计，在本岛经停并护送至京师主要有以下国 家，详见表 1。

贡使经由海南、广州进而前往南京、北京朝贡，有暹罗( 今泰国) 、占城( 今越南南部) 、满剌加( 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 等，时间集中在正德以前。

上述 18 则朝贡例子中，洪武六年( 1373) 暹罗朝贡船“漂至海南”、弘治八年( 1505) “风飘”至琼州; 嘉靖( 1522—1566) 初年不知国籍的朝贡之船漂至文昌海面。三次“飘风”事件中，暹罗国贡使分别在洪武七年( 1374) 由海南护送至南京、弘治八年( 1505) 获得海南救济; 第三次，被文昌地方“分金坑女”。

琼州府护送，暹罗 4 次、占城 10 次、满剌加 1 次。主要贡品为“方物”，暹罗有苏木、降香、兠罗绵、象; 占城，象、虎; 满剌加，五色雀。

( 二) 为朝贡贸易保驾护航

海南地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前哨，对往来贡船提供淡水、时蔬、米粮等物品，同时还要为朝贡船舶进京 保驾护航。

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凡番贡多经琼州，必遣官辅护”“各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送至京”［5］卷二十一。 为了防止盗贼、保证朝贡者及贡品的安全，海南地方对于朝贡的外藩派兵予以保护，送至京师( 明太祖、惠帝时送往南京; 明成祖及其后护送至北京) 。正德( 1506—1521) 年间，琼州府知府谢廷瑞奏章，揭示了海南至北京往返所需时间及行程概况:

去京师万里，至省城二千余里，如崖州至府亦一千余里。解官解户，每经一年零六七个月，方 得完回。冲寒冒暑而死亡疾病者，不可胜数。又且官多缺员，部运又委别官代其署引，是致事多 因循废弛。［5］卷十一

谢氏是针对国家在本岛赋役征收除“正供”之外的“坐派”而言的，该项征收不仅使得民户奔命，也导致了 官僚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希望朝廷省略“赴解缴纳之费”。谢氏奏稿道出了海南与京师间往返行程所需的 时间，这与“遣官辅护”往返所需的时间大致相等。

明初为了加强对全国军事控制，申定卫所之制。海南有一卫 11 所( 万历二十八年，新增水会所) 军事建制: 分左、中、右、前、后内 5 所，清澜、万州、南山东 3 所，儋州、昌化、崖州西 3 所。兵员数为 17 920 人，实际在籍数为 15 927 名。［9］197 这支用于震慑山、海之乱的武装，在明代中前期却有着多重使命。据郡人唐胄分析，其主要任务有: “解京逃故”“起运课科”“进献方物”“通辅番贡”“伴护通夷”“廉池采珠”等多项差役。其中，“通辅番贡”即是“遣官辅护”之意。［5］卷二十一

( 三) “遣官辅护”终止与贸易中转站结束

海南岛作为南海诸国朝贡中转站，究竟何时结束? 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清琼州府知府萧应植，其在《琼州府志》指出:

今海外诸国入贡道路，有昔由广东而今由福建、广西者，有径由广东省会者，近均不由 琼州。［10］

该志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 1774) ，文中的“今”所指的时间是乾隆时期。其实，从晚明地方志中，不难发现经由海南的朝贡重复唐胄记述内容。［9］251 － 253 这表明，至迟在正德之后，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之路已远离海南岛。

“遣官辅护”，给海南社会带来了一定压力。成化十七年( 1481) ，海南卫右翼旗士冯受“辅贡入京，始具情抗疏”，为明宪宗所认可，士兵专于岛内防守。［5］卷十八运行了近百年的“遣官辅护”正式结束，应该是海 南中转站终结的主要原因。

官方间互动极为频繁，对于民间贸易，明朝政府则一直以“海禁”的方式加以阻碍。嘉靖二年( 1532) ， 发生“争贡之役”，政府试图以此严厉“海禁”，从而加剧了倭寇入侵。［11］嘉靖之后，倭寇、海盗对海南竞相 发难，环岛周边海域不靖，这也是该制度结束的一个外部因素。

二、处理藩属国事务的重要平台

因地理位置使然，海南卫所兵成为平定安南叛乱的主要力量; 不仅如此，海南发挥着国家处理南海诸国事务的重要平台作用。

( 一) 参与平定安南之乱

入明之后，明太祖确立了安南的宗藩关系。但是，“其王陈日煃率先归顺，锡爵颁恩传序承宗，多历年所，贼人黎季㱰父子为其臣辅，擅政专权，久怀觊觎，竟行弑夺”［2］866 ，黎氏篡权自立后，南征占城，北侵广西等地。明太宗于永乐四年( 1406) 冬，遣张辅率兵平乱，黎氏父子送往南京，将安南纳入中国版图，并设交趾布政使司管辖。在这次讨伐战争及安南事件的善后过程中，岛内有一定的军队参加:

永乐四年，左所百户王升、前所百户赵忠，随征交趾，留忠守交州; 六年，百户黄勇运粮，亦暂留守御; 七年，调征富良江扎营。［5］卷二十一

《明威将军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铭》［12］191 － 192 一文，体现了海南军卫指挥官的细节。柴英，因“其 父祖兴开拓之功”，于洪武二十八年( 1395) “超擢”为海南卫指挥佥事，卒于永乐十六年( 1418 ) ，在任 23 年。主要事迹如下:

1. 平定安南

永乐丙戌( 四年) ( 1406) ，“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为不道，兴师讨之”，张辅令士兵造小船“联为浮梁”，柴英和军中骁勇者，“先登拨栅，转战至东都，覆其国，安南次第平”。

2. 巡视海洋

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然岛夷杂种，时出没寇海上”。永乐七年春，柴英代替已回广东都指 挥司的李珪，“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昼夜巡逻，阅习训练”，一时间海寇不敢在海上出没，“海道几万 里，其民安生乐业者，皆公之惠也”。继柴英之后，宣德四年( 1429) ，“钦差内官俞端，调本卫百户项贵统精锐军，暹罗等国公干”［5］卷二十一。海南卫所军队，在处理周边诸国关系、维护海洋通道安全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 二) 处理占城问题

成化二十二年( 1486) 十一月，占城王子古来，进攻北部交趾，将占领之地设官管辖，交趾国率兵反击。

“古来惧，率其王妃、王孙及部落千人载方物至广东崖州”。明宪宗对逃到崖州的古来，尤为关切:

古来以残败余息，间关万里，提携眷属，投附中国，情可矜悯，其令总兵、镇守、巡抚等官，加意 抚恤，量与廪饩，从宜安置，毋致冻馁，仍严密关防之。［13］4806

为了调解安南与占城关系，成化二十三年( 1487) 正月，廷臣会议处理方案如下:

朝廷悯尔委国远来，劳于跋涉，其勿入朝，恐久暴露于外，占据者渐有固志，客处者各怀异心， 不如早归以安国人。仍移文安南，责以存亡继绝之义，若果非王意，宜遣使迎古来，复其国以 自解。［13］4836

是月，专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广东谕占城国王古来。至少在海南行程有 3 个月之久的古来及其部落，以崖州为立足之地，获得了本岛的无偿资助之外，在明王朝的关切之下，使得占城安南事件得以解决。

三、朝贡贸易与海南社会

南海诸国经由海南朝贡贸易，以海南为主要中转之地，受其影响，岛内港口功能分布日趋明晰。各地 以方物见长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贸易相伴的异域文化，也在海南有着不 同程度的传播。同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海南对朝贡周期起到一定的修订作用。

( 一) 港口功能明晰

朝贡贸易提升海南岛的国际地位，环岛各港口职能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正德琼台志》［5］卷五－ 卷六、《万历琼州府志》［9］35 － 55 ，为人们展现了明代环海三州九县( 明、清海南基层政权三州十县相对固定，定安县深居内陆) 港口情况。

1. 西部港口

儋州、昌化、感恩等港口，其利用情况与潮水涨落密切关联，故使用率较低; 与之相比，北部、东北部、东部及南部港口利用率较高。

2. 北部港口

加强岛内与广东省的联系，海口港承担“官渡”职责; 神应港、小英港成为商船停泊之所，地理位置占据优势———府城，是海南政治和经济中心。

3. 文昌铺前港

在明中期前后，多为海寇所据，“澳党”出没，成为祸害本岛的渊薮之地。万历后，“澳党”首领李茂接 收招安，政府在此设置巡检司加强管理，商港功能逐步正常化。

4. 崖州港口

港口职能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是该时段最为重要的变化。州西大蛋港，专门为客商服务; 望楼港，则专为番国贡船停靠; 州东毕潭港( 即今三亚港) ，专门为占城国朝贡泊舟之所。

值得注意的是万州“港门港”变迁。《正德琼台志》谓“忌猪肉”的“三石番神”，香火颇旺; 嘉靖三年( 1524) ，“飓风起，石神忽不见”。［5］卷二十一这一变化的背后表明，嘉靖之后，南海诸国中的伊斯兰商人不再经过“港门港”，同样也印证了海南朝贡贸易中断的大致时间。

( 二) 文化和经济影响

在《正德琼台志》的记载中，成化末年，占城国王子古来在琼期间，曾将其“鲍老”等滑稽戏及“装番鬼、 舞象”等娱乐节目在崖州演出，一度风行全岛。［5］卷二十一正德时期，府城便有此项活动，万历方志对此缺载。 这说明，异域文化在海南传播并不具有持续性。

入明之后，随着南海诸国朝贡体系的日臻完备，至正德时期“带、版俱出番国”，比较而言“琼则薄小而纹杂，他如龟筒、鲫鲶版尤薄，俱不堪用”［5］卷九。玳瑁商业地位的下降，表明朝贡贸易对海南地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

( 三) 修订朝贡周期

洪武七年( 1374) ，明太祖就曾对南海诸国的朝贡做出“三年一大聘”规定，专门针对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新附之国。［4］1564 － 1565 此后，明太祖多有三年一贡的明确指令［4］1564 － 1565，1696 － 1697，2584，2971，3011 。洪武十七年( 1384 ) ，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免其税”［4］2459 ，单纯的政治性朝贡，因该项规定附加了明显的经济性贸易成分。利益所在，各国竞相来朝。有 甚者，这项贸易在明代中期之后，已经严重为害地方社会。正德九年( 1514) 六月，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奏章指出:

岭南诸货出于满刺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 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 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14］

礼部据此回复: “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海南，所受到的冲击在所难免。

“遣官辅护”保护了贡献者，加重了海南地方性经济负担。有鉴于此，正统二年( 1437) ，琼州知府程莹指出“占城国每岁一贡，水陆道路甚远，使人往复，劳费甚多，乞依暹罗等国例，三年一贡”［7］623 。显然，程氏 以路途遥远、劳费甚多为辞，希望将占城朝贡频率固定为“三年一贡”，其背后有着海南地方利益的考量。 奏章到达朝廷，恰逢该国使臣离京，英宗朱祁镇旨占城国王曰:

王能敬顺天道，恭事朝廷，一年一贡，诚意可嘉。比闻王国中，军民艰难，科征繁重，朕视覆载 一家，深为悯念。况各番国俱三年一贡，自今以后，宜亦如之。［7］623

该诏令的执行结果，似乎并不如意。《明史》曰: “番人利中国市易，虽有此令，迄不遵”。正统十一年，明政府就占城供使不遵先制的做法进行“诘问”，对方以“先王已逝，前敕无存，故不知此令”为托词，予以回答。 是年，占城贡使再至，明朝政府“再敕王遵制”，未几，“冬复遣使来贡”。［3］8387 尽管如此，在方志的记载中，以海南为中转的朝贡频率明显降低。

结语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朝贡贸易，在海南大约持续了 150 年之久，其间有 18 则朝贡记录，15 次需要派兵护送，平均 10 年一次，这样的频率似乎并不高。如果按照海南—北京往返用时 1． 5 年计算，共耗时约 22． 5 年。尽管无法知晓细节，在此前提下来计算人力、物力成本以及其他意外风险，这对于经济不甚发达的海南来说，总体投入不能说不大。

海南孤悬海外，内为民族聚集之地，历史上黎族问题是历代王朝经略主要着眼点; 外环浩瀚的海洋，海盗、海寇不时侵扰，在明代还有长时段的倭寇危害。有明一代，山海之乱频发是其基本政治生态。卫所兵 制，因派兵“辅护”外藩朝贡等诸多差役之下而支离破碎，在守护岛内安宁中显得力不从心。

海南卫贼首邵瑄等占据城池，署都指挥安福率兵围攻，瑄开门遁走，追斩之，尽获其党。瑄， 故千户邵伟之子，中夜纠众行劫指挥石鑑家、卫府官仓，卒闻变，遽弃城遁。瑄遂据城作乱，凡二 十余日，至是克复其城［7］6709 。

毋庸讳言，天顺四年( 1460) ，在海南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武职人员叛乱———邵瑄之乱，与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此情境，海南先贤提出自己的担忧: 海南孤岛无援，内外受敌，“都肆空虚，万有意外之虞，何能支御?”［5］卷十八

海南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自 1988 年建省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是经济总量偏小。在海南自由贸易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南在新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中的作用，明代诸多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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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 年 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