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抵制改造，特赦后却改变了态度，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我在医院是吃小灶病号饭, 每顿二菜一汤, 每天有牛奶, 鸡蛋、猪肉, 一直吃到1958年, 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小大便也不能下床, 都是由管理员负责照料。长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能得到这样的照料，是不敢想象的!”这一段文字出现在国民党原十二军团司令官黄维的自述文章《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记述了他在新中国进行改造时的心路历程。黄维的转变，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初为战俘

黄维是江西贵溪，也是个农家子弟。他1924年在方志敏的安排下进入了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和后来的共和国开国大将陈赓是同学。毕业之后，黄维在讨伐陈炯明和孙传芳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开始不断获得提拔。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黄维选择继续追随蒋介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已经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的黄维参加了淞沪会战，并且在直罗店打了艰苦卓绝的一仗。面对日军的进攻，黄维死战不退，坚持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全师连文书、电报员、炊事员都上了前线，三个团长两伤一死，整体损失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经此一战，黄维的忠勇之名树立了起来，这既是他的功绩，也是日后他沉重的包袱。

解放战争时期，黄维也算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将官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欣赏黄维的“忠勇”。1948年11月，黄维率领第十二兵团进入淮海战场，结果被解放军围在了双堆集。十二兵团全部为美式装备，火力强大，黄维的作战态度也异常顽强，解放军的歼灭战一度打得很困难。后来黄维老部下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阵前起义，算是给了黄维致命一击。最后除了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第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被俘之初，黄维企图蒙混过关，说自己名叫方正馨，是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可是没多久，他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此时，杜聿明集团还被包围圈中，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双方的伤亡，解放军首长曾经希望黄维能够写一封劝降信，结果被黄维拒绝；之后解放军写好劝降书，让黄维签字，再次被他拒绝；最后解放军让他去陈官庄前线对杜聿明集团喊话，结果第三次被拒绝！解放军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拒绝劝降杜聿明。黄维满怀怨怼地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此时的黄维，心中既有对解放军的不服气，也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对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充满了排斥。

淮海战役结束后，黄维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登上火车，被押送去往位于河北井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路上很多群众和战士听说抓了国民党高官，都要来看热闹。本来押解干部是不让看的，因为领导早有交代，要维护俘虏的自尊心。可是后来人实在太多，后来只能同意让黄维和同车的杨伯涛出来露个脸，但是在之前却颁布了严令：可以看，但是不许辱骂！这种对战俘的维护精神，让杨伯涛心服口服，但是对黄维却没什么触动。

在河北井陉，黄维住上了一个单间。他原本以为，自己多年来和共产党为敌，应该是必死无疑。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发现自己被“优待”了，每顿饭都是三菜一汤，每周的定额配给是5斤白面。闲来无事，他和看守说想借阅一些书籍报纸，也很快得到了满足。

进入功德林

1949年1月31日，黄维和其他战犯一起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并在这里接受改造。黄维心里则是一直不服不忿，觉得所谓改造，不过是欺骗外人的幌子，所以态度极为消极。看守所里例行的政治学习，黄维每次也参加，但是从来不认真听讲。日常生活中，黄维也是刻意找茬，和其他人吵架、抗拒管理员管理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说当时为了方便管理，晚上是不关灯的。黄维不习惯，指着一个管理员的鼻子就骂。管理员没有生气，只说这是制度。

黄维的这种态度，后来引起了功德林中的一次大事件。这一天，管理处再次召集学习，主要的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本质。结果黄维当场语出惊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共产党也有银行体系，是不是也存在剥削呢？”话音刚落，原先在军统供职的董益三立刻站起来批驳了黄维。董益三是黄维所在学习小组的副组长，他要求黄维深刻的检讨自己，写一篇检查。

黄维没有说话，在午饭之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学习组组员、原在阎锡山手下供职的梁培璜走过去一看，只见纸上只写了两句诗：“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梁培璜立刻暴跳如雷，而赶来的董益三等人也被气得不行。情况一时失控，几个人打作一团。

这场大战持续时间不长，闻讯而来的管理员很快制止了冲突。此后，管理所领导找每个人谈了话，对董益三打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至于黄维，则只告诉他要加强学习。

虽被宽大处理，但黄维心里仍然不服。为了便于提高学员们的认识水平，管理所允许他们自己买书充实自己。黄维闲来无事，也跟风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拿到手之后，他立刻觉得这部书不过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作品，平时的时候，竟然将书撕了当手纸！此时险些又掀起一场波澜，同组学员据此说黄维“侮辱革命”，告了他的状。可是没想到，管理员此时站出来，说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段话：“黄维手纸不够用, 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作为管理员, 没有发现, 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 黄维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 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听了这话，所有人的怒气消于无形。

转变的开始

黄维的转变，开始于1952年。这一年，黄维的身体情况变得让人不乐观了。长年的军旅生涯，让黄维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他的身上，一共有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肇结核五种顽固结核。1952年四月，这五种结核同时发作，引发了严重的腹膜炎。黄维在发病之后，立即就被送到了复兴医院治疗。

这一次发病，险些要了黄维的性命。当时他腹部水肿严重，肚皮涨得老高。为了迅速消炎，公安部派人从香港买回了英、美两国生产的链霉素，才让黄维转危为安。

病情平稳之后，面临的就是漫长的恢复时期。黄维因为发病，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于是医护人员就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而且没有一句怨言。这一照顾，就是四年时间，直到黄维痊愈，身上的结核全部被治好！此时的黄维，顽固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他意识到了，新中国给自己的“优待”并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不只是黄维，当时的很多战犯比如杜聿明、范汉杰等人，他们身上的顽疾，也纷纷被治愈。

出院之后，黄维很快又在一件事上看到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从1956年开始，管理所开始不断地组织战犯学员们外出参观。从官厅水库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十大建筑，学员们想新中国成立才不过几年工夫,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实在让人惊叹！黄维也第一次感到，面对国计民生，国民党确实做的不够好。

然而，刚刚有所好转的黄维，又遇到了挫折。1959年国家第一次特赦，很多战犯都走出了功德林，回归了社会的正常生活。可是，这批人的名单里却没有黄维。这个消息，对黄维的打击不小。他觉得自己已经有所转变了，怎么还是没有被特赦？他心里的抵触情绪又来了。

可是不久他了解到，本来周总理是亲自批示要特赦黄维的，可是功德林的领导觉得黄维的改造和别人还有差距，如果贸然的特赦他，别的人员会不服的！国家领导人权衡之下，同意了这个建议。黄维静下心来一想，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别人并没有冤枉他。于是慢慢的，他的心里也就释然了。

不得不说的永动机

不过，这次特赦还是给黄维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他的永动机研究，再次被人泼了冷水。

永动机是一种已经被正统科学界认为绝对不成立的机械装置，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永远动作”的机器。黄维在河北井陉的时候，看见农民打水用的辘轳，突然突发奇想，想要利用重力弄出一个“永动机”来。来到功德林之后，黄维抗拒改造，更是把研究“永动机”当做借口，沉溺其间逃避改造。后来他的妻子蔡若曙去请教了一些机械专家之后，得知了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劝丈夫放弃研究，可黄维仍然一意孤行。

他这种走火入魔似的研究，让旁人很无语。其中对他意见最大的，竟然是黄维的女儿黄敏南。黄敏南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还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对永动机之不可行非常清楚。她找来了国外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寄给父亲，原本是想说明永动机的不靠谱，结果没想到黄维看到后却如获至宝，竟然说“非常感谢女儿的支持。”黄敏南彻底无语了，发出了一声无奈的慨叹：“没人能劝得了他！”

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人里边，有一个一直和黄维关系不好的人走出了功德林，此人便是原国民党整编第206师师长邱行湘。邱行湘的改造态度非常端正，对自己和国民党的失败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所以他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的人。不过，邱行湘和黄维一直不对付，两人曾互相指责对方没有气节。此次分离之时，邱行湘再次对黄维说永动机不可能实现，希望他面对现实好好改造。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可此时的黄维正因为未被特赦而憋着一肚子火，于是一听此言立即爆发，险些又酿成一起打架事件。

1968年4月，黄维辗转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虽然此时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对永动机仍然痴迷。管理所领导觉得，永动机可能会成为促进黄维改造的突破口，于是大力支持他的研究。领导们先是鼓励了黄维的研究，称其“一旦成功，将是对人类不可估量的贡献”。之后，更是从实际上支持了黄维，不仅给他配了4位电机厂的熟练技术工人，还拿出了2000元人民币作为研究经费。

领导们的支持，让黄维非常感动。虽然最终永动机的研究还是失败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此在继续研究之余，积极的改造。终于在1975年的最后一批特赦时，黄维走出了战犯管理所，回归了社会。

不过，出狱后的黄维仍然没有放弃研究永动机，最终造成了一起家庭悲剧。他的妻子蔡若曦原本是一位美丽的南方女性，可在丈夫打仗和改造的三十年里，被迫独自操持家庭。虽然黄维的子女很争气，都成了各自领域的翘楚，但是毕竟家庭生活是琐碎而繁杂的，蔡若曦早就因为压力过大而患上了抑郁症。现在黄维回来了，本来盼着能好好地过日子。可谁知黄维一头扎进了永动机的研究，对家庭不理不睬，还经常对妻子恶语相加。蔡若曦最终禁不住打击，在一天夜里跳进了永定河……。

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妻子的死，多多少少还是让黄维回归了理性。他慢慢的把精力放到了文史研究的本职工作上，放到了支援家乡的建设上，更放到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上。1983年，黄维在给远在台湾的那些老同事们写的信中说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八十年代，黄维多次远赴香港，和当年的同袍们把酒言欢，共同畅想祖国的统一。在此期间，台湾的特务曾经想要拉拢他，说是只要他能够回到台湾，就按照每个月3000美金的标准，结算他这么多年的中将工资。结果这个提案被黄维严词拒绝。此时的他，已经把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富强放在了首位，对旧政府的愚忠愚孝早就荡然无存。

不久之后，海峡两岸实现了互通，很多台湾的老人都返回大陆探亲。听到消息的黄维虽然已经85岁，但仍然是兴奋异常，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能够去一下当年遥不可及的台湾，去和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谈谈心，为祖国的统一再发挥一下余热。可惜的是，在手续办理期间，黄维的心脏病恶化，最后医治无效死亡。他的台湾之行，最终也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