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份亲子鉴定：“非亲生占四分之一”，到底该怎么看这般数据？

一位从业12年的亲子鉴定师，经手过3万多份亲子鉴定，其中非亲生的比例占到四分之一。以这样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在经过“拟题”传播后，很快生发出两个倾向性很明显的论断：其一，亲子鉴定非亲生占四分之一；其二，90后成亲子鉴定主力军。

要知道，如果不细致的推敲“拟题论断”，很容易形成误导性的结论。就比如“其一”，很容易理解成普遍意义上“非亲生”的占比，可事实上，对于进行亲子鉴定而言，它本身就是个预筛选的行为，一般来讲，只有对血缘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才会去做亲子鉴定，因为它本身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小概率事件。

而“其二”的症结是，如果只看“拟题论断”，很容易得出90后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可事实上，90后正处于适婚阶段，所以才会导致亲子鉴定相对多起来。并且，亲子鉴定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男性为主，按照亲子鉴定师的说法，做产前亲子鉴定的却是女性为主，而且能占到亲子鉴定总样本的五分之一。

从这些层面上综合的去看待人们去做亲子鉴定，似乎也就不只是“忠诚”和“道德”的问题，还在于当下年轻人如何处理生育和责任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男性去做亲子鉴定，主要是担忧自己会给别的男人养孩子，当然核心问题还是对伴侣“忠诚”的检验。

而对于女性去做亲子鉴定，应该主要是为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以便生下孩子后索要抚养费，一般而言都是非婚生导致的残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多半是“女弱男强”，以至于“孩子”对于女方来讲，更像是套牢男方的工具（多见于“小三要求转正的狗血剧情”中，也有常规情况下的维权）。

因此在亲子鉴定上，“忠诚”和“道德”其实算比较古典的追问，而回到当下的亲子鉴定中，除却对婚姻忠诚朴素的检验之外，更多的作用已经沦为女性保护自己的必要手段。尤其是未婚先孕的女性们，不再会因为子宫长在自己身上，就只能被迫的大包大揽所有怀孕后果。

我们都知道，亲子鉴定师被戏称为“婚姻的毁灭者”，因为对于婚内的亲子鉴定而言，就如同一面照妖镜，鉴定结果为“非亲生”的家庭，多半以离婚收场，甚至有些家属不能接受现实最终走向极端，酿成毁灭性的悲剧。

这导致亲子鉴定到底是“善行”，还是“恶行”也是一直被争论不休。说到底，回到是非的论证上，“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似乎总是无法回避。而最为中性的理解是，真相就在那里，亲子鉴定师只不过是较为客观地揭开真相而已。

甚至，站在婚姻契约的层面上，不忠诚本就违背双方的约定，所以作为男方来讲，即便不用迂腐的妇道尺度论事，仅就婚姻契约本身也是可以做亲子鉴定的，但前提条件是确实已经有足够的把握认为对方不忠诚，要不然随便起意就去做亲子鉴定，这本身也是伤感情的事儿。

另外，前面我们虽然提到，当前亲子鉴定也是女性在非婚生面前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普遍来讲，谈到亲子鉴定，普遍还是存在对女性的道德声讨，并且由此产生的“厌女症”已经成为批判年轻女性开放的主要情绪。

不得不承认，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始终是存在的。普遍来讲，女性出轨总是要比男性出轨更为被嗤之以鼻。这导致，在亲子鉴定的后续上，但凡非亲生被验证，那么当事女性就会被全面否定，甚至会走向“社会性死亡”。

可事实上，我们应该主要批判婚内不忠诚的女性以及故意找男性接盘的女性，至于那种不知道是否怀上前任的孩子，却又找到新欢的女性，最好主动进行亲子鉴定，这对于孩子和新欢来讲都是必要的，要不然在关系确定的框架下出现节外生枝，那就真是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子宫长在女性身上”，这到底是给女性的负担，还是赋予女性生不生的选择权，可谓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但是普遍来讲，即便在“非亲生”的促成上，肯定存在“另一个父亲”，但是在具体的声讨上，人们只会对“确定的母亲”进行批判，而“另一个父亲”是谁似乎根本不重要。

就好像对于生命的促成，因在男性身上找不到承载的容器，具体的责任也被抹掉一样。这导致男性作为“性强者”反倒显得轻松自在，而女性作为“性弱者”反倒是责任重大，也就是意外怀孕的锅也需要自己背，顺带产生的负面评价也要自己吞下。

从这个层面上看女性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着实体现出当前人们对于生育和性的局部分离。并且对于出轨性质的意外怀孕，也开始对“另一个父亲”进行追问。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法理上，这使得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犯下的错误，不再需要独自承担，这样的情境下，也为无辜的孩子更好地面对这个世界提出更多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