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蕞尔小国日本所以敢于入侵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4年，除了国民党政府腐败和中国国力的落后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落后。
相比于陆军装备的落后，中国在空军方面的劣势更大。
抗战中我军没有制空权，日军的战斗机在我国领空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如。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发展空军？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把政府用来买飞机的钱存银行吃利息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原形毕露，蒋介石放弃幻想，打算跟日本决一死战。
蒋介石招来航空委员主任周至柔，对他说“大战难以避免，给我交一下空军的底。”
周至柔早有准备，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图表给蒋介石“请总裁过目”。蒋介石不看则已，一看怒不可遏，将图纸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这张图表清楚地显示，如果开战，国军能够参战的飞机，只有300多架。
而日本当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至少有2500架。
当时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认为，中国当时应该有500到1000架战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有个说法，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被原本用于购买飞机的专项资金存到了纽约银行。
这种说法来自何处？
无风不起浪，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原国民党空军官员杨延年。1964年，原国民党空军人士杨延年在他的回忆文章写道：
“时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科技进步太快，飞机更新换代速度也很快，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种新型飞机问世。”
“一旦那样，旧飞机就会淘汰；早买飞机的话，等于我们的钱就会付诸东流。”
“因此，宋美龄想出高招，那就是将空军经费全数存在纽约银行里。”
“宋美龄说：‘如果真有必要，美国飞机多着呢，一个月就可以交货。’”
“由于宋美龄的这个决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年，即1935年，空军已经停止了新机补充…”。
据日本防务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记载：当时国民政府约有720架飞机，其中可用于实战的飞机，约为155—210架。
杨延年在回忆文章说：“连年以来，人民为航空救国而出的钱，非常可观。如航空奖券储蓄发行了许多期，每期高达500万。”
“除此之外，政府还开展过蒋介石献机祝寿、一县一机运动。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各种买飞机捐款。”
杨延年据此估算，到1937年，国民政府应该有战机800到1000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
之所以没有那么多飞机，就是宋美龄买飞机的钱存起来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发行了30期“航空奖券储蓄”。
所谓的航空奖券储蓄，其实应为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因为航空奖券储蓄发行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发行了多少？据《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记》记载，航空奖券发行所得159万8115.39元。
别忘了，它还包括给购买者的各种奖金。
顾名思义，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是由于机场建设的，不是用来购买飞机的。
据史料记载，国民政府用这笔钱修建了59个机场。
那么，捐款购机、祝寿捐款购机“一县一机”所得的钱，能买多少架飞机？
1933年1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倡议（说是倡议其实就是摊派）。倡议规定：“全国所有党政军警机关人员，应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政府，作为购置飞机之用。薪额不满30元者，月捐3角…301元以上者，月捐百分之十。并还规定，全国党政军警机关人员捐款，及华侨所集飞机捐款，作为建设飞机工厂之用。各省市县人民捐款，分别购置飞机。”
捐款活动进行了三年，总额为299万元。
按照当时的行情，这笔捐款可以购买45架飞机。
1936年，蒋介50大寿，国民政府面向全国，开展“献机祝寿”活动。
根史料记载，截至1937年底，活动受到捐款1300多万多元。
国民政府用这些钱，购买了110多架飞机。
综上所述，各种活动所得款项并不少，却一共只购买了约150多架飞机（教练机也包含在内）。
那么，那些被“吞掉”的飞机被用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军费首先要用来内战。
直到1930年，蒋介石还在跟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打内战。
发军饷要钱，购买武器弹药要钱，招降纳叛也要钱。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就在进攻红军，发动过5次围剿，直到1936年还在跟红军打仗。
国民党政府囊中羞涩，清廷灭亡后，中国一直在打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土地荒芜，灾荒连连。政局动荡，工商业停滞不前。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但是各地财政大权，依旧被各地军阀把持。
比如山西有阎锡山，云南有龙云，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西北有马家军，四川有刘湘，新疆有盛世才等；他们都把这些地盘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对人民横征暴敛。
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
虽然军阀也给中央政府交税，但是数额少得可怜。
1931年东北被日军侵占；19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东部大片领土。
所以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多，全靠举债过日子。
鲜为人知的是，国民政府还要为大清还债。
总计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国民政府举借内债共43.42亿元。
国民政府在举借内债的同时，也多次举借外债。
为取得国家信用，国民政府首先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借旧债进行整理。
仅仅是大清朝三笔旧债，就高达1300万英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法借款积欠本金共278万英镑。
民国元年（1912年）克利斯浦借款积欠本金458.4万英镑。
清宣统三年（1911年）湖广铁路借款积欠本金565.6万英镑。
据统计，这类外债计69笔。不还的话，外国银行没有人敢借钱给蒋介石。
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这10年间共借到外债总额在6000万美元左右。
到抗战爆发前，待还的外债有2200万美元。
1931年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举借的外债计有军事财政借款3580万美元，铁路借款5120万美元。
蒋介石在全国航空建设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要建设空军，非大批款子不成。政府的收入，除税收外，只有借款。现在中国已是债台高筑，一切有价值的产业差不多抵押完了。以此快要破产的国家，实不能再借外债，现在要建设空军，当然非民众负起责任不可。现在建设空军，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到外国购买飞机，第二是自制飞机。前者是目前的办法，后者是根本的办法…我们一面要积极具备自制飞机的条件，一面要尽人民财力所及向外国购买。”
蒋介石说的是老实话，政府一贫如洗，购机靠捐款。
一个国家的国防要靠百姓捐款，真是闻所未闻，天大的笑话，同时也有几分悲哀和心酸。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什么，又该怪谁？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宋美龄确实没有将买飞机的钱存到银行。
至于杨延年，他不是空军的主要负责人，有些事不是亲身经历，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很难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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