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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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

寒夜

◆巴金/著

《寒夜》是著名作家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后期小说创作中的杰作。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23年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1927年，巴金来到法国巴黎，在“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开始其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创作。从“激流三部曲”之《家》《春》《秋》，到《憩园》《寒夜》，巴金的小说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长廊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2005年10月17日，享年101岁的巴金逝世于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寒夜》于1944年开始创作，用巴金的话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汪文宣和曾树生夫妇毕业于大学教育系，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抗战的爆发击碎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美好设计，在陪都重庆，一个委身于图书公司做校对，一个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在公司不愿意逢迎上司，沦为最低等的职员，俸禄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在家里则穷于应对母亲和妻子仇敌般的矛盾，在夹缝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最终，曾树生随年轻、成功的上司陈经理飞往兰州工作，汪文宣因肺病死于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的那一天。

小说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呈现战争的残酷，和控诉国民政府的腐败。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不要说个人理想的实现，连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都难以保障。但一方面是民众的苦难，另一方面却不乏有人大发国难财。梁实秋就曾经说过：“讲到抗战时期的生活，除了贪官奸商之外，没有不贫苦的，尤以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为然。有人感慨说：‘一个人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财，便一辈子不能发财了。’”

汪文宣是不可能发财的。他生性清高，自然不愿逢迎上司；为人亦软弱，善良胆小，永远是个老好人，总是被同事欺负。他手头总有永远校不完的译稿，也总有“当天就要的”临时增加的工作。他看不起“连文章都做不通”的同事，也怨恨总是逼他加倍工作的吴科长，但最后都是温和地点点头，无声地接受了所有对他的压榨和不公道。正如他的同事钟老所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像你整天拼命卖气力，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即便他这样任劳任怨，一生病就立刻遭受到被解雇的命运。

巴金说他自认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一部《寒夜》，他只是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寒夜》是一部“绝望的书”，汪文宣最终没走出寒夜：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夜晚八点，当满城满街的人们都在庆祝抗战八年获得的胜利，他却在对母亲和儿子及妻子的无比留恋与牵挂中离开了人世。巴金说他没在小说的结尾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加上一句“哎呦呦，黎明”，因为“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巴金在《寒夜》中，十分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汪文宣的悲剧命运，除了时代环境、政治制度的原因之外，他的个性的弱点也是原因之一。小说一开始，就是汪文宣的一段内心斗争的呈现。他一方面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样做”，一方面又自我反驳：“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他在公司因为是老好人，所以处处受人欺负；在家因为是老好人，所以无法调节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也试图去改变和反抗，但“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

巴金在其代表作《家》中曾经批判过觉新的“作揖主义”，他不敢反抗，处处妥协，既葬送了自己与梅的爱情，也把妻子瑞珏送上了死路。但巴金惊讶地发现，他自己身上何尝没有觉新的“作揖主义”，这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植根于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到了《寒夜》汪文宣这里就呈现为“老好人主义”。当汪文宣在死前呼告：“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我们既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小人物对时代、对黑暗政治的控诉，又何尝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作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人格缺陷的自我反思。

我们常常把巴金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寒夜》作为巴金后期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少了几分《家》这类作品中的青春热血和激情呼告，多了几许深沉的感慨和生命的诉说。它表达更内敛，叙述更沉稳，用笔更冷静，尤其在人物心理挖掘方面，很少替人物代言，而是让人物自觉、自然地呈现心理活动。汪文宣的死描写得克制而感人：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候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作家的写作内容往往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巴金爱写“家”，也善写“家”。尤其是《激流三部曲》，写尽了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衰成败，也写出了五四一代如何冲破旧家庭、走向新生活的。而《寒夜》的深刻性在于，当我们满心以为冲破旧家庭、组建新家庭的生活必然是美好的，巴金却给了读者一声深沉的否定。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接受过新式教育，两人的结合甚至有某种现代的宣告意味，他们没有像旧式家庭一样举办正式的婚礼，也没有一纸婚约，这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但再现代，也要面对世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再现代，也要面对永远无法摆脱的婆媳关系。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以往被批判的大家族中的“父权”和“夫权”，在貌似平等的外壳下，上演的却是“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命题。

汪母反感儿媳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上班，不能接受她经常有外面的交际活动，怀疑她与别的男人写情书谈恋爱，甚至还看不惯她挣的钱比儿子多。争吵激烈的时候不惜骂她是儿子的姘头，不像自己是拿花轿接来的。用曾树生的话说：“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去分她儿子的爱。”曾树生当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贤惠”的妻子和儿媳，她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她从不掩饰自己跟男上司在外面跳舞、喝咖啡；她年轻，生命力旺盛，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当曾母试图以婆婆的权威管她时，她大声反驳：“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一个是最爱自己的母亲，一个是自己最爱的妻子，始终缠绕汪文宣的疑惑是：她们究竟为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小说中曾树生所看的一本书——曹禺的《原野》似乎成为一个互证，戏里面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的受苦”。

这也可以说，巴金已不仅是在控诉社会之不公了，也不仅是在写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与家庭的悲剧了，而是还试图探讨自古以来男人永远夹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的千年命题了。这也正是《寒夜》的艺术价值所在，它既有特定时代下的现实书写，也有超越某一具体时代的普世思考，从而使作品有了穿越时空壁垒的经典价值。

——俞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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