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角色反转——从子女教育方式看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差距

公元1890年春，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举人的梁启超，应同学引荐，第一次见到了时为朝廷监生（指有资格在国子监读书的人）的康有为。

一番交谈以后，18岁的梁启超即被33岁的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维新思想所折服，决定拜入其门下。

此后，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梁启超的学问水平日益精进，逐渐成长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得力助手。

1898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立志强国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慈禧太后及保守派的强势阻挠，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历时100余天便宣告失败。

此后，朝廷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于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那句气盖山河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今令人震撼。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以图后进，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仁人志士的帮助下，先后流亡到了海外。

此后，这对师生的人生轨迹也到了一个拐点，在时代激变的大潮中，二人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分歧逐渐加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最终分道扬镳。

那么，是何原因导致了二人的决裂？他们子女后代的命运对比又为何反差巨大？

在海外流亡的过程中，康有为继续宣传着他“保皇保教”的改良主义思想，他在骨子里仍然对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无限效忠，听到光绪皇帝去世的消息后，他甚至跪地痛哭。

而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在阅读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著作后，他的政见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转而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来往甚密。得知这一消息后，康有为很是愤怒，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之后，在宣统退位、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康有为都积极主张复辟帝制，而梁启超则支持民主共和。最终，两人走向了彻底决裂。

康有为一生先后有一妻五妾，共12个子女，只有二子四女长大成人，除次女康同璧略有成就外，其余均已泯然众人。

而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则个个声名显赫、成就斐然。四个女儿中，长女梁思顺是古诗词研究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的开创者，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宣传员。

五个儿子中，除三子梁思忠早逝外，长子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五子梁思礼是火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个家庭中，一两个子女成才容易，而梁启超的众多子女却全部学有所成，且分别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里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古今中外教育史上难以复制的成功案例。

康有为和梁启超，同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为何子女的命运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这显然与二人的教育理念差异有关。

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尽管他平时工作繁忙，但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和子女们在一起，使得他们的童年没有出现亲情的缺位。所以，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

二、和孩子们平等相处，他既是父亲又是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他从不在子女们面前摆家长架子，而是亲切自然，和他们平等交流，无所不谈。

三、善于运用“寓教于乐”，他十分注重趣味教育，根据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因材施教，引导他们向自己感兴趣的学习领域发展。

四、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他的家庭在当时虽属上层社会，但他平日生活简朴，在衣食住行上从不讲究，使得子女们从小就养成了勤俭的良好习惯。

五、注重品格教育，他对子女们的品行要求极高，除了培育个人的品德修为外，他还向孩子们灌输爱国、爱民的大爱思想，树立起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感。

而反观康有为，他虽然前后生育了12个孩子，但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抛妻弃子中度过，前后换了6任老婆，却对子女们的健康成长漠不关心，其中6个孩子都在幼年就不幸夭折。

在生活上，他更是追求奢靡享乐，利用所谓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书”，在海外骗取了巨额活动经费，却没有用来革命事业，而是买下了瑞典的一座岛屿，兴建豪华的私人庄园别墅。

在品德上，他口口声称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却极力反对废除一夫多妻制，60多岁时还强娶了十几岁的小姑娘，临终时还要求其坚守贞节，否则一分钱遗产不会分给她。

这种满嘴仁义道德，背后自私无耻的人格分裂行为，又怎么能教育得好子女呢？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子女们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正是最鲜明生动的例子。

曾经，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思想启蒙导师，然而，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中，抱残守缺的他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两人的师生角色也发生了“反转”，梁启超已足可以做康有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