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气冲天”的古滇青铜器——漫话云南青铜器上的牛文化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虎鹿牛铜贮贝器 战国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西汉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 战国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虎牛搏斗铜扣饰 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上的虎牛搏斗场景（局部）西汉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立牛 西汉

　　牛与人类一起从远古时代走来，牛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大型动物之一。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距今超过了1万年，其中“公牛大厅”里的《受伤的野牛》是世界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考古资料来看，保守估计7500多年前，牛就在近东地区被驯化了。新石器时代牛已经成为了人类重要的动物伴侣。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了的大量的动物骨骼，多处出现了牛骨。沧源岩画中也不乏牛的形象。到了青铜时代，云南青铜器上的牛可谓盛极一时，独领风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 战国

云南青铜器上牛的种属

　　云南青铜器上的牛一直要到春秋时期才出现，战国至西汉时期达到高峰，数量众多，成为云南青铜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一直延续到东汉云南青铜时代的结束。

　　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件有牛头纹装饰的铜锄，时代在春秋后期，它们是珍贵的艺术品，也是迄今云南青铜器上发现的最早的牛形象。该牛头为铸造出的阳纹侧面像，牛角、牛鼻、牛眼、牛嘴刻画得非常清晰，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牛有了相当程度的熟悉与了解。祥云大波那铜棺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铜六畜模型中，有合范铸造的牛的立体雕塑，牛肩背部有明显隆起，与西汉时期云南常见的“峰牛”一致。滇中地区从战国直到东汉，牛在青铜器上大量出现，是滇国财富与地位的重要象征。云南青铜器中有关牛图像展现的种属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峰牛。峰牛即“封牛”或“犎牛”，又称瘤牛，因为其肩背有巨大瘤状突起而得名，种类很多，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它的祖先是印度瘤牛（Indianox），通常为乳白色，时而有带鼠色或黑色斑纹。该牛背上有隆起的驼峰是它最大的特点。峰牛抗热、抗蜱、抗病能力强，易于豢养，是滇国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也是云南青铜器上所见最多的牛。

贮贝器上的刻纹牦牛 西汉

　　牦牛。牦牛在云南青铜器中不多见。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狩猎场面叠鼓形铜贮贝器”，器身刻纹图案中有一头牦牛立于树下。工匠们细致地刻绘了牦牛身上细密的长毛、巨大的双角、笤帚状的尾巴，一望即知是牦牛。石寨山还出土过几件铜牛头，从牛额头直到鼻子，都有厚厚的长毛覆盖，从形状分析，应该是牦牛头。石寨山地处滇池畔，西汉时期气候温暖，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牦牛不是本地豢养的，其来源很可能与巴蜀地区的“牦牛羌”族群有关。牦牛在青铜器上出现，表明当时滇人对这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大型牲畜的了解与熟悉。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鎏金二人缚牛铜扣饰 西汉

　　白肢野牛。白肢野牛是因为它的四肢呈白色而得名，体形硕大，四肢粗壮，头颅中间有一隆起部分，肩背部也有类似峰牛一样的隆起，但向后延伸一直到了背臀间。虽然从青铜器上我们没法看出牛的颜色，但是从其体态特征来看，白肢野牛在云南青铜器上确实出现过。199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件“鎏金二人缚牛铜扣饰”。该牛背上有“峰”，但犄角却是向下弯曲然后上翘，体型特殊。一般认为此牛为峰牛，但我们仔细观察，该牛背上的隆起形状与峰牛不同，额头凸起的形状也更接近于白肢野牛。

贮贝器上的刻纹牛形怪兽 西汉

　　牛形怪兽。牛形怪兽仅出现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 “狩猎场面叠鼓形铜贮贝器”器身刻纹中。这头牛形怪兽蹄足、长尾、背有驼峰隆起，但头部无牛角，双耳竖立，鼻子与吻部之间长着两只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牙齿，与象牙极似。它的额头上还有一古怪的突起物，似角非角，犹如头部长出了一柄短曲柄斧。这种“牛形独角怪兽”也许真的曾经在滇国存在过，只是随着物种的灭绝而消失了。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头“牛形独角怪兽”是出于滇人对“大象”向往而虚构出来的产物。石寨山出土文物中，我们曾发现过少量类似象牙的残留物，所以滇人很可能只见过象牙而没有亲眼目睹过真正的大象，仅凭道听途说而“捏造”出了这头“牛形怪兽”，头部的“独角”，可能还融合了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麒麟的一些特征。汉代人就认为雌性麒麟有一角。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牛头铜饰物 西汉

　　其他的牛。除了以上几种牛与牛形怪兽，云南青铜器中还出现了其他特殊的牛形象，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牛头铜饰物”，有研究者根据其牛角的形态认为可能是水牛；而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其牛角从额中间生长出，基部连接在一起，具有非洲水牛的特征。这件器件到底是哪种牛，待考。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 西汉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诅盟铜贮贝器上杀牛祭祀场景（局部） 西汉

牛与滇人祭祀

　　牛在云南青铜时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两千多年前的滇人对牛极为崇拜，它是祭祀奉献给“神”享用的“牺牲”，也是被崇拜的对象。在滇国祭祀活动中，几乎无处不见牛的踪影。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诅盟铜贮贝器”器盖上，有滇人杀牛祭祀的图像——高亭之下，一头牛倒卧地上，牛舌头伸出口外，双目微闭，已然毙命。左侧有一梳高髻男子，面对牛腹长跪，似乎在喃喃祈语。后方有一半人高的双耳巨鼎，上横置一大匕，可能是烹牛之器。牛右侧还有人持刀做杀猪状，后方有人吹葫芦笙翩然起舞。在古滇青铜器上其他的祭祀场合，牛头、牛肋肉、牛腿等，作为祭祀“牢礼”也多次出现。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晋宁河泊所村西南角发现了一个孤岛，岛上有成排、成列的规模较大的柱洞，中间分布有整头牛（西北部）、猛犬（东南部）祭祀坑。这可与青铜器中的祭祀场面联系起来看。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长方形斗牛铜扣饰 西汉

世界最早的斗牛场景

　　滇人不仅祭祀用牛，而且祭祀活动常与斗牛、缚牛相结合。 滇人是世界上最早举行斗牛活动的民族之一，滇人斗牛是人与牛的生死搏斗。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长方形斗牛铜扣饰”向我们再现了滇人斗牛出场的紧张场面——在木制的3层看台上，最上层坐着10人，正中间是主人，两侧8人可能是贵宾或侍从。中间一层坐着9人，门头上蹲踞的一人手握从门上伸出的长棍，用力开门；两侧分别跽跪着4人，右边的4人因受奔牛冲出的影响，姿态略有改变，左边的4人则不为所动。最下层左5右4共有9人，有人惊起而避，有人张口大呼，也有人置若罔闻……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六人缚牛铜扣饰 西汉

　　石寨山出土的另一件“六人缚牛铜扣饰”表现了斗牛的激烈拼搏。一头体健毛丰的公牛四蹄翻飞奔跑在两条盘曲的长蛇（一蛇已断缺）身上，怒目圆睁，鼻翼翕张，让人似乎可以听到它的怒吼、嗅到它的鼻息。四名男子正与之作生死的搏斗，一人双手分别抓住牛犄角作用力状。众所周知，牛的颈部是其弱点，善于斗牛者，抓住牛角扭转就可以将牛摔倒。滇人斗牛似乎也深谙此技；另外两人一人双手按在牛背上；另一人左手按牛背，右手用力拉住牛尾；还有一人被狂奔的公牛挑翻在地，头下足上，命在旦夕。牛前腿上还有一只残断的左臂。

　　这两件青铜器，呈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斗牛场景，造型生动逼真，场面激烈震撼。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 西汉

缚牛崇牛习俗和“宴飨”典仪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剽牛祭祀铜扣饰”表现了滇人缚牛、崇牛的习俗。扣饰最右侧的立柱上站立着一头公牛，它很可能是“神”的化身，是滇人崇拜的对象之一。石寨山还出土过一件精美的牛头铜扣饰，两牛耳上各饰一蛇，在《山海经》里，“珥蛇者”多为神的象征。柱侧11人正参与缚牛的活动。牛伫立不动，牛角根部系绳，穿在牛颈下结成活结。其他人有抱绳索者、抚牛背者、挽牛尾者，其中一人被牛角挑穿大腿，倒悬于牛角上，手仍抓牛绳不放，发髻披散，还有一人扑倒在立柱下。除了倒悬于牛角上的人外，其他人物多面带微笑，神态安详，几人张口而咏，似乎在作胜利的颂歌和祭祀杀牲前的祷告。

　　牛，这一题材在云南青铜时代如此重要，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豢牛、斗牛、缚牛、祷牛、剽牛、祭祀、宴飨的活动典仪，以至于我们一直在追寻云南人使用牛耕的线索与证据，但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一种动物它之所以在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不完全由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来决定。有时候一种“奢侈的”动物或者是植物被驯化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被作为“宴飨”时候炫耀的工具。通过“夸富宴”而实现统治者对权力、财富、地位的巩固与提高。在血缘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古代族群中，“宴飨”所形成的关系，在构建族群权力分配、地位层次划分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云南青铜器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同形态的牛形象，而且在重大祭祀场合更多次出现与牛有关的“牺牲”“宴飨”等内容，我们或应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五牛一鼓铜贮贝器 战国

贮贝器上的牛

　　贮贝器是滇国特制的用来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类似于“攒钱罐”，其中贮藏的海贝是来自异域的珍品。云南独有的青铜贮贝器上，也常常出现牛的形象。牛是云南青铜时代重要的肉食来源，它可能还是一种用来“物物交换”的活的特殊等价物。一些青铜器上有人物“赶牛”前行的立体雕塑，很可能与“贡纳”“贸易”的内容有关。在滇人与滇西地区的“昆明人”的战争中，牛是被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

　　滇国贮贝器上的立牛，一开始具有“盖钮”的实用功能，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品，体现出滇人对财富、地位的追求。立牛从1头开始逐渐增多，有5头、6头、7头，最多者达8头。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五牛一鼓铜贮贝器”，立牛之外，还出现了“铜鼓”这一滇国重器做装饰。从一定程度讲，铜鼓与牛、包括贮贝器，都是滇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盖上，还铸造了滇人牧牛的内容，牛做行走状，或昂首、或低头，颇具田园诗意。

青铜器上牛的象征意义

　　贮贝器上的牛还与虎、鹿等动物和谐共存，是云南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虎鹿牛铜贮贝器”，器盖中央雕铸一峰牛，沿边绕雕一虎、三鹿；器身刻几何纹、鸟、兽纹各一周，三器足为踞跪人形，以头颅与双手承托器身。

　　云南青铜贮贝器中最著名的一件莫过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该器盖中央有一小铜鼓，小铜鼓向上延伸成立柱，柱头为一长方形的小平台，台上有一滇人骑士，椎髻跣足，佩剑骑马。骑士通体鎏金，身份高贵。平台四周环绕四头峰牛作逆时针方向行走状。鎏金骑士是墓主人的雕像，而骏马、峰牛、铜鼓、贮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前死后都要占有。

　　云南青铜器上的牛蕴含了2000多年前的云南人对财富、地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为代表——在滇人的心目中，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牛虎铜案中的虎噬牛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认识与理解。小牛从大牛腹下步出，与其解释为“母牛护犊”，不如说是代表着“新生”，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死亡与新生在牛身上的体现，反映出滇人对牛的重视，也是对年成丰稔、牲畜繁衍等美好愿景的追求。

　　有趣的是，云南青铜器的牛也是2000多年前云南人内心情感或者思维方式的一种折射和反映。滇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表现动物世界的种种“关系”，构思巧妙，别有一种幽默的气氛，让人忍俊不禁。

　　云南青铜器上的“牛”，多数代表了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意志，但是制作青铜器的普通工匠也通过形形色色不同的“牛”的形象，隐约展现了底层人民的不屈抗争精神，使一些云南青铜器不经意中带上了独特的悲剧气氛或者是对现实生活的无情讽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震撼人心。

晋宁石寨山出土贮贝器盖上滇人牧牛图（局部）西汉

虎牛搏斗释读

　　晋宁石寨山土的“虎牛搏斗铜扣饰”，是极其特殊的一件器物。本来兽中之王——老虎在与牛的搏斗中应该占据绝对的上风，相对孱弱的牛总是被凶恶的老虎猎杀，但在这件扣饰中，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它并不甘心于失败的命运，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牛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两败俱伤，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碾压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

　　另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动物搏斗铜贮贝器”上，展现了激烈的“虎牛搏斗”场景。该器器盖中立一株无叶之树，树枝上有两猴、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魂搏斗。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已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仅前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中之王在与二牛搏斗中处在下风。树上两猴，一抱树瑟缩，另一猴半立，四顾欲逃，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催逼下，振翅逃离现场……器盖上动物搏斗场面的瞬间定格为我们展现了虎牛搏斗的精彩过程，并预示了事件的结局。工匠用戏剧化的场面折射出人间生活的内涵，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反而在与牛的搏斗中成为失败者，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

　　时代进步，但牛所代表的勤劳肯干、朴实无华，奋勇开拓、不屈抗争的精神一直在中华文化中保留着，“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称呼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我们开拓新时代的精神动力。2021辛丑牛年来临，忆古抚今，应自奋蹄。

本文转载自云南省博物馆

撰稿：樊海涛 摄影：邢毅

编辑：陈金珊 校对：杨粟 审核：叶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