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

作者 | 维舟

来源 |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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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绝对安全，那种总动员式的严格管理体制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不过，即便都在说“严防死守”、“绝对保证”、“坚决杜绝”，但就像早有人注意到的，各地的防疫模式、宽紧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体而言，北方的防疫举措看来更为严格。近期宣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的省市无一例外都在北方：

• 12月19日，大连新增1例本土确诊，次日大连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3日，沈阳尹老太确诊，全市当天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5日，北京顺义区新增2例，全区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9日，黑龙江黑河出现1例确诊，全市放假、停运，1月2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 1月2日，河北石家庄爆发多例，次日起河北多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最鲜明的对比是两座直辖市：去年11月8-9日，天津确诊2例，全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而几乎同时，上海浦东祝桥镇营前村爆出新冠病例，但上海却仅仅是将该村列为中风险地区，市内其它区域风险等级不变。上海至今从未宣布过“战时状态”，以至于网上还有人写了一篇《上海无“战时”，只因张文宏》。

营前村出事时，我正在川陕旅途中，虽然离沪已有几天，但因为行程大数据飘红，不仅有些景区不让进，甚至广元、西安的一些宾馆也确定不再接待上海人，“随申码”根本不作数。西安的地铁、机场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全面戒备，而当我飞抵虹桥机场时，迎面的告示写着：“全国各地健康码都认。”

12月初，北京还没爆出病例，但我所见的情形也比上海严格很多：几乎每个胡同口都有人查健康宝（只认这个，虽然查得不严），进商场、饭店等任何公共场所也都要看。相比之下，上海可算是相当宽松，即便去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也没这样，甚至在营前村确诊之后，除了地铁，也很少有公共场所一定要求你戴口罩。

北京的常态化防控（2020年12月初），每条胡同口都有人，这还不是“战时”的

也正因最近一些地方的“硬核防疫”有反应过度之嫌，1月16日新华社才发文《滥用“战时状态”或制造恐慌》，新华每日电讯也刊发《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也容易麻痹民众心理，淡化人们的‘备战’意识”，认为这样随意滥用是不严肃的，“更是一种懒政”，“上海、北京、成都都没有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照样控制住了，某些地方口号震天响，但是事情却做不好，还不让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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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这并不仅仅是“喊口号”的问题，而在于“严格”这个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

因为，对于“多严才算对”，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尺度，甚至同样是“严格”，其实也有一个模糊的区间。这尤其表现在行政执行中的细节差异：京郊的河北“北三县”住着数十万通勤族，但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进京检查站，凡是属于河北管理的，对进京河北人，基本都是不放行的；反而是北京管理的检查站，持有符合规定的核酸证明，还可以通过。这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讲不通，只能从行政管理的逻辑来看：“拱卫心态”会主动加码。

说到底，这并不是单纯“严格”与否的问题，而是拼专业性。打个比方，你手指伤口感染了，有的医生说消毒、包扎、吃药就好，都不用开刀，但有的人却说你得截肢。截肢的确可以避免扩散，但是不是已经严重到必须截肢，这我们身为普通人未必清楚，因为只有专业知识才能告诉我们那个准确的“度”在哪里。

所以，如果没有专业性，那么极可能是“宽严皆误”；而专业性匮乏的情况下，加上宁紧勿松的政治意识作祟和行政惯性，很容易导致的决策便是越激进越好。在这一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懒政：反正不用多想办法，也不必考虑是否精准解决问题，直接上最狠的就是。

虽然口号上说“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是，任何一个地方能投入抗疫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处处设防的结果是处处防不住，因而“绝对的安全”其实等于“绝对的脆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一些省市措施更严，但却出事更多。

这还并不仅仅是“代价谁来承受”的问题，还意味着决策思路和行政管理上的粗放，以及一种更注重“对上负责”的心态，因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自己不必为“错杀一千”负责，却得为“放过一个”受罚。

不仅如此，决策中缺乏专业性，也隐约可见这样一个涉及公共卫生的专业问题，在当地是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的。一如我一年前就曾写过的，这样一来，很多人信奉 ，专业人员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就被削弱了——而本来恰恰应该是他们才知道哪里该紧，哪里可松。

只是谈“严控”，把问题视为只有“宽紧”两种选择其实是会误导我们的，因为“严”需要划分两个不同维度：一是范围之广（“360度无死角”），二是执行效率之高。“绝对安全”试图在两个维度上同时提升，但现实中，往往管得太宽，执行效率就差，因为你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政治是在往相反方向进化，即精准地缩小、限制权力管治的范围，但提升执行能力，而这意味着走向分权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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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严控”，对流动性毫无疑问是一大打击，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是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说付出的代价确实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那倒也罢了，但就像“感染手指就截肢”一样，粗放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在过度反应之下让人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这虽然只是疫情防控，但却不是偶然的，可以折射出当地政治治理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缺乏一支专业化的传染病防治队伍和公共卫生体系、专业人员的声音在决策中得不到重视、权力的一元化，以及对承受代价的弱者的权利不太重视。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对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友好的。

北方城市之冬（来源：财新）

《王气黯然》一书在谈到北宋以降陕西的衰落时说，当时为了应对边患，有两种模式：河北的“乡兵”组织体现出国家对基层的直接控制较弱，经济上则是平民地主势大而国家干预能力较低；但在陕西，却是社区自治能力薄弱，国家的控制直达社会最基层，在行政-军事的一元化体制下，能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样的结果，是陕西在榷盐等经济活动上也成为全国实行最严格的地区，官营垄断化程度高，社区自治功能薄弱，原子化的无数小农一盘散沙，经济、文化上自发的活力逐渐衰弱。

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由古鉴今，也可见北方各地在防疫中的“严格”也绝非偶然，这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能力。这确实可以一时奏效，但经济、文化却是娇贵之物，偏好那些开放、流动、自治程度高的社会。一如我之前曾论述过的， 也与此有关：社会生态单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官本位严重，在市场化之后都是沉重包袱。

北方近些年的衰落，与这种硬核防疫之举，恐怕正是同根所生。在前些年的“中国十大鬼城”中，虽然入选城市不一，但北方总是毫无例外地占了绝大多数，这正可见主政者可以不必太在意市场规律，大刀阔斧地推进自己的议程。

不管怎样，疫情总会过去，但它会留下什么遗产，才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虽然那种“越严越好”的呼声至今得到很多人的赞成，但我担心（但愿是多余的），在后疫情时代，这样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将有可能加速北方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