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说内卷，大宋公务员才是真的内卷

今年都在说内卷，但是大家知道内卷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在这里，螺蛳君借用一下知乎的一位答主@朱定好律师对内卷化现象或者说趋势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

有内卷，当然也有外卷。

外卷指从外部获取资源，把整体蛋糕做大，此处的外部获取资源包含了外部资源的注入、外部市场、知识、智力资本、技术、管理、品牌效应等要素的投入。

比如汉唐的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宋朝的海外贸易，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是对外扩张了华夏的外部市场。再比如通过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业产品的附加值。

而内卷，很明显，就是不能从外部渠道获取资源，没有产生整体的增量，只能在存量分配上做文章，往往损害内部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群体利益来补偿少数群体的利益，最终整体利益没有增加，持续性内耗的一种状态。

很多人觉得内卷是现代化社会才产生的一种病态现象，其实不然。同样是宋朝，经济上他们是外卷的，但是社会资源（比如“公务员选拔”）却是内卷的。

大家都知道的科举制度为普通寒门学子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不对？实际上，很多人也并不知道，宋朝的科举制度却存在严重内卷现象，其“荫补入仕”制度就卷了多少平凡学子的出路。

周敦颐，原名周敦实，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七年级下册课文《爱莲说》是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然而，思想文才都极为出众的周敦颐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周敦颐（1017年-1073年）

世称濂溪先生，是北宋五子之一

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

周敦颐父亲去世后，15岁的周敦颐跟着母亲，投奔了舅舅郑向。郑向家里的儿子起名都带一个“惇”字，周敦颐20岁那年，郑向将他改名为周惇实，实际上是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当然，这次改名还有其他用意，按规定，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郑向有资格荫及异姓亲，也就是郑向手里有个不用考试直接当官的名额，郑向将这个名额给了周敦颐。

这一年，按叙例封子，郑向为周敦颐谋了一个“试将作监主薄”，就是将作监的试用主簿，周敦颐由此进入了“公务员”队伍。

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创设进士科到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整整实行了将近1300年。其间，多少文人士子寒窗苦读，头悬梁锥刺股，甚至读到白发苍苍也未能换取一个功名。

相比之下，周敦颐这样的入仕途径实在是太轻松了。也因此，周氏一族对郑向十分感激，周敦颐妻子整整服侍了郑向妻子19年，周家后人也称郑向为“恩舅”。

不过，在赵宋一朝，像周敦颐一样的幸运儿并不少，而且有专门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了荫补入仕合理合法，让很多人赢在起跑线，甚至赢在子宫。

隋唐以后，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完善，从民间选拔人才，让平民子弟有了入仕并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然而，科举取士并不是历代王朝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周敦颐所在的北宋更加不是。

宋朝号称“与士共天下”，但却是科举与荫袭并行，成为荫补制度的巅峰时刻。据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统计，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官员中，荫补出身的占57%，科举出身的仅占28%，其他出身的占15%。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颁布了宋代第一部荫补法，以官员所任官职、差遣等来作为荫补的标准，规定文臣五品以上、武臣六品以上，可奏补子、孙、弟、侄为从八品到从九品阶官。也就是说，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医生、仆人等，都有机会获授官职。

而荫补名目也是五花八门，多如牛毛。

最高一级，国家层面上，有皇帝过生日时“圣节荫补”，以及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时的“大礼荫补”，都能恩赏人来当官。

接着，中高级官员退休时有“致仕荫补”， 能提携自己的亲戚同党去当官；而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也可以遗表向朝廷奏荐人去当官，称为遗表荫补。

再往下，下级官员也有这个特权，他们如果因为作战、捕盗等因公死亡，同样可以奏荐，称为死事荫补。

不仅如此，每人荫补的人数也没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比如宋真宗时代的宰相王旦死后，“录其子、弟、侄、外孙、门人、故吏，授官者十数人”，而宋初名将曹彬死后，亲族、门客、亲校有二十余人获得授官。

可以想象，大部分数额被荫补入仕的占了之后，为了出人头地，寒门士子只能让自己比别人更努力读书，但是他们越努力就越卷，卷到头部阶层也不一定能顺利入仕。那除了入仕就没有别的出路吗？在宋朝，想要获得荣誉和地位，还真只能靠读书。于是，死循环达成。在政治文化上，我们大宋，确实内卷。

当然，宋庭为了保证荫补入仕的官员质量，对入选人员也限制了一些资质要求。

首先是硬性条件，年龄，这个十分宽松。宋仁宗时，规定长子得荫不限年龄，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得荫。周敦颐得荫时就是20岁，而郑向在长子得荫不限年龄的情况下，没有将荫补机会留给自己10岁的长子郑惇忠，也足见他对周敦颐的喜爱了。

其次，得荫补的人员在“出官”以前，需要通过吏部主持的铨试和呈试，才能获得参选资格，“文臣初出官有铨试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试之法。”

宋初荫补官员的考试很简单，武官甚至只要能背诵《论语》就算合格了。到仁宗庆历年间，仁宗颁布了《任子诏》，铨试和呈试法成为了一种制度。不过，这些荫补官员凭借其自身的势力、关系网往往能免试注官，即便是参加考试，也会用作弊手段蒙混过关，很容易通过考试获得出官机会。因此，考试的约束作用也十分有限。

虽然宋朝特招公务员数量巨大，但后世的研究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根据台湾陈义彦的统计，《宋史》列传中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约有30%是以科举入仕，近45%是以荫补入仕，可见即使是高官子弟，也有不少是凭本事踏入仕途。出身于中官家庭的，则约有50%是以科举入仕， 30%左右是以荫补入仕，中层官员子弟以科举进身的比例，已超过了荫补。

同时，更多的研究表明，由荫补入仕的人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其中表现出色，有机会擢升到中、高层官员而能加载正史列传或其他史料中的，却为数有限。也就是说，他们在才华、表现与升迁机会上，均远不如出身于科举的官员，荫补制度虽然保障了他们入仕的机会，却不保障他们升迁的机会。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就在父亲去世时，获得了荫补入仕机会，任海州沭阳县主簿，然而，他任职不久，就开始准备科举考试，几年以后，进士及第。沈括这样的仕途路线，也许是他有才华，天生骄傲，想靠实力证明自己，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荫补入仕，其升迁机会受限。

沈括（1031年-1095年）

北宋政治家、科学家

也许，周敦颐即便没有舅舅郑向的帮助，也能靠着自己的实力，金榜题名，但这只是也许，更何况如周敦颐沈括者，毕竟只是少数。

如今我们看到的留名《宋史》人物里，很多是靠实力步入官场并赶超荫补入仕的同僚，留名青史，然而，这些人跟宋朝那庞大的官僚集团相比，同样只是小数。《宋史》以外是一个庞大的靠着特权进入官场，碌碌无为的荫补官员群体，而他们的碌碌无为是当时的百姓们来买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