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河套地区的地位变化，为何受到唐朝管理者的影响？

河套地区主要指黄河流域形成几字形的地区和黄河流经的两岸地区。河套地区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河套地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文化及自然资源，众多流经黄河流域的支流，将河套文明推向顶峰。本文主要探究河套地区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与其转变。

一、河套地区影响着国家都城的选择

上文中提出，由于河套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所以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与王朝的建立及全国布局的分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宋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以关中地区为全国地缘战略核心框架，这种体系制衡山东，发展至江南，形成了控制全国的格局。这种战略体系框架的确定，开始于西周建国时期。西周人从西北东向进去关中地区，这一步意味着西周人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并由此向东发展灭了商朝，灭商之后，西周人并没有原则在商朝原有的领土上进行定居，而是选择了回到自己最开始起家的关中地区，并由此建立起控制全国的网络。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构建国家，需要冒着很大的风险，还不如索性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发展。在那种生产技术条件比较落后的时期，原则一个适合发展的地区作为统治的中心，并由此向周边的展开格局，无疑是建立政权的最好方法。秦朝的发展继承了西周的思路，与之不同的是秦朝将农耕规模扩大到了极限，将封建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制。而后这种制度又被西汉所延续下去，最后演变成了以关中为地缘核心，统治全国的一种模式。到了隋唐时期，都选择将长安作为首都，这是基于政治、军事和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唐朝时期，河套地区分布在唐朝关内道北部，它夹在长安和草原之间，沟通着南北不同的文化区域。

二、河套地区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1、从地理范围来看

黄河的水流是自西转向北，中部又折向东边，进而南下，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几字型的区域，河套地区处于关中的北部，由于黄河的流向，这里的农牧交错，河流流经的地方土地肥沃，不仅适合农耕垦植，还适合定居生活。黄河流经的之处沿途的水草沙地相间的地方则解决了游牧民的生计。这种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给河套地区的人民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条件，这样便形成了混杂的生计局面。换句话说，多种形式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们生活的不同方式，这种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群，就是人们现在所熟悉的种族差异。河套地区内的人群主要是分为农耕，游牧和半农耕半游牧这三种类型，这些类型的人汇集于此，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但是这些群体如果是属于不同的政治管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要变得复杂起来？

2、从政治角度来看

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将群体进行划分，农耕人，游牧人或者又是半农半牧人群就此形成。河套地区复杂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了不同种群交汇互动的地方，但是这些种群又是并不是受一个政权所控制的，而是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那么，这样的地理形势就变成了政权之间政治、军事纵横捭阖的一个场所。中原地区主要是以农耕为主体的王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是北部边缘地区；从游牧民政权的角度上来看，这里是属于他们南部的地区，正是这种边缘地方的相互交汇，聚集了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合集。在这里，不光是生活方式的交汇，还是不同政权和多个种族联系的中心地段。在这么一个混合的区域内，南方人民更接近汉人的生活方式，在政权上也是更加倾向于中原政权，北部地区生活的人民则更倾向于草原：人群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河套在唐朝时期不管是出于南方的唐朝还是出于北方的突厥都是保证自身安全的一个要塞，也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它所担心的最大安全问题就是来自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长期从事游牧工作，擅长骑兵作战，并且骁勇善战，它的频繁南下对唐朝的都城长安构成了很大的直接威胁。由于突厥南下进攻长安时，河套地区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所以河套地区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唐朝刚刚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南北关系主要表现为与突厥的相互攻防，游牧势力壮大而且不满足自己当地的物质财财富，这也是促使他们不断去南下游走进攻的一个原因。这时，沟通南北河套区位的重要性也为之上升。正如许多史书记载所称，河套地区是关中北边战略攻防要地。

3、从内外关系来看

唐朝在历史上近三百年的运作，在政治指向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未成功转型的变化：由前期的以关中为核心向全国发展变成后期向东部转移。在这一转化中，外部因素的制约不可忽视，那是在当时的朝廷当中，统治者官员多以名门望族为多，从控制山东和江南到控制全国的格局。形成这种局势与之关联的是起家关陇的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程度以至于不出关中就不足以控制全国的地步。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中北部的突厥是威胁朝廷的主要势力。在两军的对弈中，对于王朝来说，都城的核心距离敌方越远，自己的防御力就越低，以至于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危害。这种情况就表明，都城周边要适当的安排防御措施，对保护王朝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恰好与游牧民的政权形成对比。

内外形式的快速变化迫使着唐朝确立全国性的外围保护措施，且不能够抛弃河套而去选择其他的。在唐朝设立全国布局的过程中，关中—河套的防守措施始终是部署的重心所在。贞观四年，征服北部突厥之后，唐朝北部防御系统建成。在河套周边也是配套若干的州府。然而，东突厥突然复兴的时候，势力大增，向唐朝东部频繁的进攻；在唐朝的西部领土，吐蕃又在向唐朝进攻，唐朝被迫转进攻为防守。值得关注的是，河套具有很高的战略核心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部体系的变迁。

内在的线索即使上文所提出的自西向东的政治博弈，与内线相伴的外线主要表现在长城地区的南北政治互动，突厥与朝廷的联系主要在于突厥的兴衰，兴起于唐朝之前的东西部突厥，展现了游牧军队的攻击优势；同时在东北与西北地区也有吐蕃与唐朝的角逐；还有许多小的政治力量依托在其中，在唐朝内外玩还。

正是依托着王朝框架中的这两条线索，河套才得以从滞留区域地位转为战略性地位；只要关中为王朝的中心，北方对王朝所造成的压力不减，河套的战略性地位就不会发生改变。

三、河套地区战略位置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变化是就安史之乱前后所提出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是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从内在的政治方面来看，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损害对朝廷中央的控制产生了极大的削弱作用。安史之乱之后，原本协助朝廷抗击外敌的军队遍布到了各个地方，讨论设计如何减少藩镇所构成的威胁。突厥退出之后，唐朝所面临的威胁大大的减缓；后期出现的回鹘虽说唐朝要保持高度警惕，但其也没有对唐朝屡屡进犯，不仅如此，回鹘还帮助唐朝政府镇压叛军，这种情况与突厥的压力形成了对比。与此相对应的是，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乘着安史之乱，切断了唐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防御体系发生了变化，构建起了京城西北八镇的防御格局。虽然河套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着某种作用，但是相对于前期的战略性角色却不再拥有。

以南北关系凸显的河套战略性地位下降是必然的。那是因为河套的地位是由唐朝的整体构架所决定的。在以关中为核心经营全国，同时又面临南北游牧势力威胁时，河套地位才是具有战略性的；一旦这种格局发生变化，河套的地位便随之发生改变。本文所讨论的核桃地位是指在国家布局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河套地位便不会丧失；相反，倘若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河套地位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参考历史文献：《旧唐书》

《新唐书》

《唐六典》

《唐律疏仪》

《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