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结婚启事一对潮汕革命夫妻

　《民声日报》刊登的伍治之、蔡楚吟结婚启事

　　抗战时期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伍治之、蔡楚吟

　　1926年汕头《民声日报》刊登的启事承载着坚贞的爱情和坚定的革命信

　　1926年8月21日，汕头《民声日报》第四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则颇为引人注目的启事，全文如下：

　　伍治之/蔡楚吟 启事

　　我们俩为适应人类性的生活与共勉于更热烈之革命工作，谨于1926年7月26日由李春蕃先生的介绍和证明，在东方革命之首府的广州，正式结合爱的关系。特此声明。

　　结婚启事，一般为事前，既广告社会，又知会亲友，并约定于何时何地举行婚礼。而这则结婚启事，则是在事后，并称已在广州“正式结合爱的关系”。这则婚后启事，隐藏着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

　　伍治之，普宁县大坝白坑村人，生于1905年。1919年伍治之到普宁县立模范高等小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伍治之成为进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5月14日，由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发起，在汕头华英学校召开有汕头、潮州、揭阳、普宁、澄海等县学生参加的代表大会。伍治之与方思琼代表普宁学生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岭东学生联合总会”。1924年，经彭湃、杨石魂介绍，伍治之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伍治之受聘为汕头市立第三小学教员，并加入共青团。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汕头特支成立，伍治之成为党团混合支部的成员并兼管学运。1925年11月初，东征军进入汕头，伍治之奉召向周恩来汇报汕头学运情况。1925年12月，团汕头地方代表大会召开，伍治之任团汕头地委书记，并由团转党，成为跨党团员。那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邓颖超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任中共潮梅特委妇女部长，伍治之兼任特委青委书记，与邓大姐一起在特委少共支部过组织生活，伍治之任少共支部书记。1926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调伍治之到广州党的干部培训班学习。

　　蔡楚吟，澄海县城关西门人，1910年生。她天资聪颖，性格倔强，开朗大方。5岁能识字绣花，8岁能阅读小说，12岁插班小学，14岁考入县女师讲习所。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7月，澄海县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举行游艺会3天，义卖讲习所的学生刺绣、印花等女生手工织品，劝募爱国捐，支援省港罢工工人。蔡楚吟担任游艺会交际联络工作。就在那次在游艺会上认识了专程前往澄海宣传、指导工作的汕头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杨石魂、伍治之。从那时起，蔡楚吟就对伍治之产生了好感。通过多次参加游艺活动和支援省港罢工工人等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的蔡楚吟，已从一个娴静内向的姑娘成长成为活跃在大革命洪流中的爱国女青年。杜国庠受周恩来的委派到澄海中学任校长后，接受了蔡楚吟等6名女生入学。在澄中，蔡楚吟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并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1月，蔡楚吟由团转党，成为澄海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是月，中共潮梅特委妇委会负责人邓颖超到澄海指导妇运工作，在澄海县南门岭亭蔡楚吟家，与学生、妇运骨干蔡楚吟、吴文兰、黄质等座谈。邓颖超回汕头后不久，便提议调蔡楚吟到汕头工作。于是楚吟转学汕头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校长张婉英聘请邓颖超为该校政治教员，给师生上政治课，提高了师生的政治觉悟。蔡楚吟很快在女师的进步师生中发展团员4名，成立了女师团支部，楚吟任书记。1926年4月，团汕头地委已发展团员231名，兴梅地区也有团的组织，团汕头地委随之实行改选。改选后，蔡楚吟被增选为团地委候补委员，分工妇运并参加学委。1926年7月，蔡楚吟作为岭东学联代表之一，赴广州出席广东省学联代表大会。

　　伍治之与蔡楚吟那时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对革命青年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在当时汕头青年中已传为佳话。

　　蔡楚吟是一个美人儿，聪明伶俐，又是绣花能手，活泼可爱，颇为惹人注目。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有一个营驻在澄海。该营有一个名叫杨节清的连长，是黄埔三期学员，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见到在演讲宣传的蔡楚吟，便被蔡楚吟身姿吸引住了。从那以后，他便对楚吟穷追不舍，又是频频搭讪、主动约会，又是甜言蜜语、赠送礼品。那时蔡楚吟已与伍治之确立恋爱关系，也知道杨节清系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是个出了名的国民党右派，思想信念不一致。杨节清的频频干扰，使蔡楚吟感到十分厌恶，她把这件事向团的领导作了汇报。此事惊动了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次，周恩来到澄海，还专门找杨节清谈话，要他正确处理好军民关系，注意群众影响。但杨节清跌入爱河，无法自拔。在广州参加党的培训班的伍治之和赴广州出席省学联代表大会的蔡楚吟于1926年7月26日在李春蕃的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妻。没过多久，伍治之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任巡视员，赴北江和南路的重点县作巡视工作并讲党课，蔡楚吟则直接回澄海。杨节清又上门要和她搭讪。当时任汕头总工会委员长的杨石魂便给伍治之和蔡楚吟出了一个点子，要他们在汕头的报纸上公开刊登一则“结婚启事”，让杨节清死了这条心。这就是这则结婚启事的缘由。

　　1927年，伍治之完成巡视工作回汕头后，和楚吟一起到澄海拜访楚吟的母亲。那时，治之接到中共广东区委电话，通知他到广州出席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大会。分手时，楚吟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已有两个月了，开完会就得回来啊！”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蔡诚（原名伍毅鸿，到延安后因秘密工作关系改名换姓）。

　　从大革命时期在潮汕开始，伍治之、蔡楚吟这对革命夫妻就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11月，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率东征军进驻汕头，随后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政东江。11月20日，邓颖超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潮梅特派员身份来到汕头。周邓夫妇在汕头市外马路275号卧龙酒店租下一间房间住下，作为汕头的家。1926年春节，伍治之和杨石魂到卧龙酒店给周恩来、邓颖超拜年。当时因为工作忙，周恩来经常没有刮胡子，胡须满面，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胡须伯”。当时，邓颖超还很年轻，也刚结婚不久。周恩来坐在一张转椅上，邓颖超站在周恩来后面，不时用手给周恩来梳理头发，又顽皮地摸摸他的大胡子，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邓颖超被汕头女师聘为政治教员后，讲课时思路开阔，眼光深远，气魄很大，口才也很好，与周恩来、彭湃、杨石魂一样，都是当时有名的演说家。作为女师学生的蔡楚吟在邓颖超身上汲取了不少政治营养，迅速成长成为汕头党的女骨干。

　　（本文参考书目：《伍治之回忆录》、蔡诚编《两位老共产党员奋斗的一生》、伍治之《蔡楚吟传》、金凤《邓颖超传》等）

　　来源：汕头日报 陈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