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为什么很难生存？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证明了

　　说起康熙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往往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利玛窦。

　　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发现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十分浓厚的“祖先信仰”及“儒学信仰”，前者导致中国人养成了独特的祭祖习惯，后者则主导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基督教所崇尚的，是颇具唯心主义的造物主“天父”，这与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几乎是相悖的。

　　因此，在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利玛窦意识到：中国人既定的信仰是大清国体系的根基，想要予以打压无疑是痴人说梦。因此，利玛窦建议罗马教廷不要干涉中国的“祖先信仰”和“儒学信仰”，寻找基督教与中国原始信仰并存的新契机。

　　在利玛窦的倡议下，一场名为“基督教中国化”的运动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传教士们引用儒学典籍，将“天父”一词翻译成“上帝”，将西方的造物主生搬硬套地融入中国文化，让中国人认为“上帝信仰”的由来是有依据的。最主要的是传教士们巧妙地让基督教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建立联系：中国的皇帝都以“九五之尊”自居，称自己为“天子”。

　　什么是“天子”呢？

　　就是上帝之子。

　　可以说，他们这无疑是在向中国皇帝承诺，基督教就是皇权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不过，即便传教士们做好了一系列将基督教推广到中国的准备，想要让基督教获得皇家的支持还是相当困难的。

　　康熙在刚登基时，还没能主政。辅佐玄烨的是四大辅政大臣：鳌拜、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在一番阴谋倒算后，鳌拜成了政权的主导人。

　　此时的鳌拜，对基督教乃至一切外来事物的态度是敌对的。

　　唐朝时期的中国皇帝，之所以引入基督教，也就是景教，有两个目的：一是因为唐朝高度开放的政策，二是因为随着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还有领先世界的科技。封建时期的中国，以农业为根本，西方的天文历法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因为基督徒的天文历法知识能帮助农业生产，所以，才获得了中国统治阶层的支持。

　　然而，鳌拜最信赖的是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的杨光先。

　　杨光先是个极度排外的家伙，他提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主张。在他的建议下，鳌拜准备将所有传教士全部驱逐。在“康熙历狱”事件中，汤若望被判处极刑，南怀仁则惨遭发配。可以说，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昏暗的时期。

　　好在，这段昏暗期持续的时间不长，康熙七年鳌拜及其党羽垮台，康熙帝主政，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迎来转机。说起来，康熙与传教士之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曾受到鳌拜的欺压。正是这一相同之处，使康熙对传教士的际遇同病相怜，他决定为那些遭受欺压的传教士平反。

　　于是，康熙命人召回了被流放的南怀仁，然后，命令南怀仁与杨光先同时推算历法。前文我们提到，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二者高下立辨。于是，康熙重用了南怀仁。从这以后，康熙帝发现西方传教士在科学领域方面的建树，决定让他们来改变中国的发展。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这首《康熙十字歌》是康熙帝早年写就的，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对基督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且做好了推广基督教的准备工作。康熙皇帝对基督教的推崇持续了几十年，这期间，虽有不少朝臣都提出反对，但康熙仍重用传教士，为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发放“绿卡”，赋予他们合法身份。

　　但是，正当传教士及教廷都以为基督教可以在中国顺利传播时，康熙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晚年的康熙突然宣布全面禁止基督教！

　　前文指出，利玛窦为了让基督教在中国更好地传播，已经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就是在尽可能不妨碍中国人“祖先信仰”及“儒学信仰”的基础上进行传教。然而，利玛窦的这一倡议却并未得到西方教会的支持，许多西方国家的教会都认为想要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下去，必须改变中国信徒骨子里的信仰。康熙二十七年，路易十四派法国耶稣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于北京开设“法国耶稣会”。

　　但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立下的“利玛窦规矩”。到康熙四十三年，类似的情况再度上演，克雷芒教皇颁布教谕，打算禁绝中国教会祭祖、祭孔。毫无疑问的是，西方教会的动作让康熙极为不悦，他认为：教廷在挑战中国既定的规则和秩序。不过，此时的康熙仍未与西方教会撕破脸皮，而是派出传教士艾若瑟前往罗马，希望与教廷进行沟通，获取西方教会的理解。

　　然而，康熙的善意非但没能得到教廷的理解，反而招致教廷变本加厉的行动。到了康熙五十四年，克雷芒教皇重申禁令。可以说，换成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无法容忍西方教会的无礼。不过，康熙仍对西方教廷进行了最后通牒，召见了被派到北京宣布禁令的主教嘉乐，本着“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的原则尝试沟通。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对基督教起码对传教士还是有很深感情的。

　　遗憾的是，康熙的努力付诸东流，西方教会根本不领情。一再受到挑战的康熙不得不颁布了“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的诏书，下令禁止基督教。

　　至此，康熙与基督教之间的缘分就此画下句点。

　　值此之际，罗马教廷这才意识到皇权在中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宣布可以对此作出部分让步。然而，没过多久康熙便驾崩了，接位的雍正对西方宗教的态度十分明确：禁止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播。

　　从康熙帝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来看，若罗马教廷不采取强硬的传教措施，而是沿着利玛窦给出的发展路线与中国礼教和谐并存，那么，基督教能在康熙朝推行下去吗？

　　笔者认为，并无可能。

　　首先，不论利玛窦对教义进行怎样的诠释和改良，基督文化的根本与中国文化之间仍存在较大的不溶性。

　　黑格尔曾指出，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这里的关键在于“理性”二字。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基督教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始终维持其特色，也就是对造物主的绝对崇拜。我们可以将这种特色理解为基督教的完整性，亦可理解为基督文化的排外性。

　　且将基督教、佛教及道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佛教是一门出世宗教，基本不具备排外性，佛教内部极少会出现“异教徒”之类的排外思想。

　　道教虽然主导过几次“灭佛运动”，但在发展后期却对佛教兼收并蓄，在一些道教元素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引用佛教传说的痕迹。

　　这两大宗教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兼容并包。因此，道、佛、儒才能在中国和谐并存，荣辱与共，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基督教强烈的排它性和“独一真神”的信仰，显然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大有“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之势。

　　其次，基督教是与政治相挂钩的宗教，与我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存在强烈的排斥性。

　　基督教中存在强烈的政治氛围，整个宗教都是由罗马教廷所主导的，在罗马教廷以下还有数之不尽的教会。可以说，教会与西方国家的王权并驾齐驱，共同完成了对西方世界的统治。在神权与王权发生冲突时，教会与国家还会因此开战。

　　由此可见，倘若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目的充满政治性，那么，罗马教廷势必会与中国皇室进行一场角逐。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封建皇权，一个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宗教组织，二者之间的战争恐怕会上升到世界大战的层面，这是每个人都不愿见到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基督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格格不入。

　　虽然基督教的本质不变，但宗教本身已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工具。在大航海时代，虽然传教士们往来各国时打着宗教的幌子，但最根本的目的却是获取利益。康熙时代基督教的传播，亦是西方教廷妄图入主中国的一次尝试。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

　　康熙、雍正都是有远见卓识的皇帝，他们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嗅到了该宗教的敌意。即便是对传教士抱有好感的康熙，亦不会允许基督教打着宗教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所以说，康熙后期的“禁教”实属大势所趋。

　　参考资料：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康熙“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