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从余秋雨《抱愧山西》谈晋商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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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悦怿读书会”委托，临时决定分享余秋雨的这篇文章《抱愧山西》，并按要求整理成文。

个人认为，这是一位本来对山西不太了解的人，在了解山西后写的一篇重新认识的文章，包含了因误解而萌生的一丝愧疚。内容则以叙述性为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写作角度。

我去过山西，也紧挨着山西生活过，也算半个山西人，所以借题发挥，说一说山西为什么会衰落，特别是更大概念上的晋商衰落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山西的衰落，实际上就是因为晋商的衰落，当然也与华北的衰落息息相关。

为什么提衰落这个话题呢？因为书里叙述山西的历史曾经多么辉煌，以及后来的落魄不堪，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余先生只着眼于事实和结果，对原因着墨却不多，故本文算是对余作的补充。

地理概念上的晋察冀蒙文化圈

从地理分布上看，山西省处于华北西部，与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共同组成华北地区。广义的华北，还包括内蒙的南部。

在建政之前，有一个察哈尔省，当然还有政治意义上的晋察冀边区，大家都熟悉。察哈尔省的省会，就是张家口。察省往南，是河北和山西；往西是绥远省，省会归绥，即现在内蒙的呼市；察省往北，就是外蒙古（库伦）和俄罗斯。

建政前的内蒙被分成大小不同的地域，比现在要“复杂”一些。特别是察省，等于将内蒙古拦腰截断，可南接华北，北通外蒙、俄国。

张家口处于察省南部，也处于晋察冀蒙的中心位置，既是四省地理和交通意义上的一个节点和枢纽，同时也是一条历史商贸路线上的重要支点，当然也成为一个商业城市。

余的文章里面提到山西民歌《走西口》，这是一首流传较广的地方民谣，我也听到过已经过世的老母亲哼唱过。

据网查资料：“走西口是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也即，西口与张家口并非一回事儿。而张地有所谓“口外”一说——这个“口”字，当地人狭义的理解就是河北省的张家口。

古代的张家口是长城的一个关口：张家口以南属于长城以里，就是口内；张家口以外属关外，就是“口外”——“出口外”，是关内民众到张家口以北的蒙古地区讨生计而形成的殖民现象和流民文化的代称，这与“走西口”同属一类，但不同地。

一般而言，在农业文明条件下，越往北生产力越低下。例如：一些传统的手艺人（铁匠、木匠、毡匠、铜匠等）在老家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会被迫选择向北“发展”，即所谓“吃北”。这与当代的“南吃北”有些类似，但不是同一类型的文明互动。

我去内蒙较少，但相距较近，也熟知一些老人“出口外”的故事，甚至还有在内蒙定居的远亲。在移民落脚地，逐渐形成特有的民族杂居文化。

地理与历史延革，决定了察省的张家口地区、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属于同一文化圈，特别是山西大同与张家口，民俗几近相同。

上述论述，是为了解晋商和山西打下基础。

山西的贫穷与华北的衰落

我与山西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就山西的贫穷而言，不如说是整个华北地区的衰落，这也是一般农村地区大范围的普遍状态，而不是山西省独有。在建政以后的若干年当中，甚至直到今天，贫穷虽然稍有改观，但并没有彻底消失。结合当下，应合2020年全民脱贫的时事问题，其实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关于农村的贫穷，在与城市中的广大中产阶级朋友们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往往无意间会与农村的贫穷产生生活上、物理上，以及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彻底切割。在城市人的主观想象中，农村往往是美好的田园生活，就像李子染的网络节目里表现的那种曼妙时光一般。其实，真实的农村虽然不缺纯朴和友情，但也充满了贫穷、寂寞和荒芜，甚至阴暗和势利，这很难让人乐在其中。

说到底，对农村的想象有时仅限于城市郊区“农家乐”式的果园采摘和毫无生存压力的午后有闲遐想。那种想象只是一种旅游者、消费者去接受商家服务的心态，而农家乐的各种布置和服务，是为应合消费口味罢了，与农村的实际生活状态相差甚远。所以，要摆脱对农村不切实际的的想象，最好亲自去走一走。

余秋雨通过实地考察，颠覆了他的农村想象，也是这篇文章给人的一个启示：不到山西，恐怕只会“听说山西好风光”。我们应该对他深入生活、深入基层的实践精神给予肯定。但是余的文章只提到山西的盛衰，却没有提及察哈尔省和更大范围内的相关性。如想全面了解晋商，还需“深入基层”。

这个话题引发我的一些感想，微信群分享时也没时间做准备，仅限于之前对山西的一些粗浅的了解，以及余秋雨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描述。下面慢慢进入主题。

山西的辉煌得益于晋商的崛起

余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在贫穷之前的清朝中期、后期和民国初期这三个阶段，山西是非常富裕的。据他的描写，山西当时可与最富裕的苏浙地区相媲美和并驾齐驱。

其中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当时的山西人非常有钱。但这不是单纯的“钱”和现钞，用现代话语更准确地说叫作“资本”，就是可掌控的资本量非常充足。而且，当时的山西不像后来，特别是不像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山西人通过开煤矿产生了很多的暴发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山西人为什么资本如此充足？显然另有其他途径。

我国这几年提出一个大概念——一带一路，仍以中原文明为中心，设计了新的东亚中心主义的世界性朝贡秩序。首先指始于西汉的传统西向陆路丝绸之路，还有以明代郑和下西洋路线为参考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另外提出第三条丝绸之路，就是始于明清的一条北向陆路丝绸之路。

这条线是从山西、河北经察哈尔（等于穿过内蒙），再往北到达外蒙的库伦，叫做“张库大道”——南边起点是张家口，北边终端是库伦。库伦，就是现在外蒙的乌兰巴托。张库大道，是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一条商贸通道，向北可以外延到俄罗斯。

张家口作为商贸路线的南部起点，必然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商贸市场。因商立城，大量的晋商，包括察哈尔的商人在此从事商贸交易。城市功能包括了为各地和各国商人提供交通、物流、仓贮、资本、银行、管理、商业等服务。后清京张铁路的修建，进一步提升了张家口的商业地位。

集市是比较传统的，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交易市场或商贸城。比如蒙古地区产出的骡马牛羊、皮毛等等，运到张家口落地，而中原地区的农副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也要拉到张家口进行贸易。交易增量，引发了对现金的大量需求，后来催生了票据的诞生，随之涌现了很多的票号和钱庄。

这就出现了余秋雨文章里提到的山西票号。票号是比较传统的说法，相当于现在的金融结算平台，如银行和期货交易所；银票，就是票据、支票。——将现金交易转化成非货币的数字化贸易，打破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交易方式，降低了携带大量现金的风险和成本，提高了效率，这在中国经济史和金融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时候，各地的镖局也从以护钱为主，改为以护货为主了。

数字化交易产生的前提是：第一、商业贸易的自由化，即市场经济；第二、社会的诚信道德基础；第三、法治——当然，那时主要是依赖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支撑着商业诚信、契约和规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先辈老人的表达里感觉得到。而法治、自由和市场经济，虽然是相对比较抽象且原始的萌芽状态，但朦胧中的追求与渴望，又十分迫切。

可见，诚信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的发达是很重要的，而且诚信的存在又是法治社会出现之前的重要道德基础。有了诚信，法治的推广也就水到渠成。

余秋雨的文章里没有提到张家口，而是提到山西省的太谷和平遥这两个地方。其实据我了解，当时的张家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一个金融城市，票号、钱庄众多。

个人认为，平遥和太谷的繁荣，属于晋商崛起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的目标是向北做生意，最终要汇集到张家口。我们用航空路线的概念作比，它属于支线的某个终端枢纽，具有区域性的功能，但不是中心枢纽。所以平遥和太谷县相较于张家口，不在一个等级上，是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的区别。

百年前，有大批的蔚县人在张家口做生意。他们的贸易对象除北向的蒙古地区外，向东、向南辐射周边的大同、北平、天津，被称为张家口的“犹太人”。蔚县商人在周边各市购置大量不动产，举家迁入，落地生根，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再几十年过去直到今天，甚至还有人从事织地毯、贩皮毛的古老生意。

鉴于蔚县在历史上曾辖归山西，现在民俗依然类同的事实，可以肯定地说，晋商的范围应包括现山西行政区划之外的同文化圈中人，特别是以蔚县商人为代表的张家口商人（即察商），更不应被晋商的狭义定义所剔除。

总而言之，山西、察哈尔（张家口），内蒙呼市以及外蒙的乌兰巴托（库仑）之间存在的这条中原地区和蒙古地区进行商业贸易的商贸路线，在从乾隆而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催生了大量的商业贸易，带动了资本的聚集，带动了山西的繁荣，产生了著名的晋商。

晋商为什么会衰落？

大家可以通过专门描写晋商的电视剧《大境门》、《走西口》、《塞上风云记》等稍微回忆一下历史，会发现如下问题：清末民初还非常有作为的晋商，在某个时期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再插一个小插曲：余秋雨的文章里面写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件事，就是出生于上海名门贵族的宋氏三姐妹当中的老大宋霭玲的老公孔祥熙，这位山西出来的一位成功商人，无疑是晋商的代表，30年代也曾是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他能迎娶三姐妹的老大做妻子，从某个层面上反映出当时他的地位与宋家是不相上下的。

1914年前后，山西正慢慢处于一种衰落的曲线当中，上海则处于一个上升的曲线当中，一起一落之间的那个时间点，具体到孔、宋二人的身世交汇，社会身份地位等各方面比较匹配，成就了他们的婚姻。如果再往后，不可能走到一起，再往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这个就是“黄金交叉点”。

山西省这几年旅游开发的乔家大院儿、王家大院等等，属于有幸保存下来的少量古建筑，这是在晋商最繁荣的时期，人们挣了大钱以后建设的家族式的深宅大院。这种深宅大院在我们老家蔚县也有很多，当然规模上面可能稍微差一些，但是格局、风格、历史都仿佛类同。

需要指出的是，中、后清、民国出现的这一批历史建筑，在中国农村得以保存较多，虽历经百年风雨，多数已残破不堪，但仍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90年代初，中国各地方才续接这一段中国建筑史，出现了另一波新的民居基建高潮。这中间的一、二百年空窗期，正是中国命运最艰难的时期。

回到主题。晋商的变局出现在清末民初、特别是民国的前十年当中。时间节点和标志性事件则是北方恶邻俄罗斯：从沙俄开始，早已对蒙古地区觊觎良久，一直到苏联“十月革命”而后，始终未停对中国的地缘弱化。具体细节就不说了。

历史大格局是，首先，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远东地区建政，加之后来的苏联都继承了中国北方地区的传统高原民族比如匈奴、鞑靼、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惯用的南压战略和生存哲学，以从中原民族获取现成的利益；其次，再加上苏联出于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需要；更紧迫的是，苏联想利用中国国内局势不稳，来吸引日本向西伯利亚的北进压力——数种国家诉求，共同决定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大变局。

俄罗斯出于减轻日本北进压力和可能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都需要进一步不断弱化中国，那么将整个蒙古地区与中国进行切割、分化、俄化，显然是重要一步。

在俄的攻势面前，外蒙与中原地区离心离德，引发了一系列分离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与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联。大家想一想，一旦蒙古分治，或者出现变故，那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张库大道，也即晋商所依赖的这条贸易路线，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

所以说，当外蒙古地区独立以后，其生存认同也转而向北，与中原地区的商业贸易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就不存在了，受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依托张库大道生存的晋商。总之，外蒙独立，张库大道也繁荣不再，晋商面临消亡。

晋商消亡的巨大影响与历史责任

作为张库大道南端支撑点的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在外蒙宣布独立以后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风光起来，山西省也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华北地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比如北京。在清朝灭亡和外蒙独立以后，最关键的是皇帝不在了，北京也就变成了北平，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一个内敛的、保守的、灰蒙蒙的没有什么朝气的地方性城市了。

关于北平，民国的梁实秋、林语堂写过不少文章，“悦怿读书会”在前两期也推荐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多是描写平静无为的都市生活。另外，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胡适先生有一篇“平绥铁路旅行小记”的散文，写的是从北平出发到绥远（包头）的一次铁路旅行，也就是今天的京包铁路沿线。文中对与晋商相关的几个重点城市及延线有笔触，横贯晋商文化区却无及晋商，可窥见已不复当年。

还有一个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天津。天津在外蒙古独立以后也失去了向北、向西“引流”的资源依托。天津作为一个港口，也是张库大道的贸易体系向东、向沿海延伸的另外一个支点——有些货物需要通过天津港输出输入，失去了外蒙、张库大道的商贸需求和张家口这个支点，天津也失去了从西到东的一个物流供给源头，城市地位下降。

不难发现，华北地区的几个城市，都因为外蒙的独立而衰落了，以中蒙贸易崛起的晋商也受到波及，从此寂寂无闻。

外蒙古独立影响了张库商贸，导致晋商的衰落，加之满清、民国更迭，致使整个华北地区衰落，可以说直到建政以后的几十年，甚至直到今天，华北地区的经济也并不发达。

导致外蒙独立的最大推手，显然就是北方邻居俄罗斯，包括苏联。可以说，从俄罗斯到苏联，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方和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晋商兴亡给我们的启示是：从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的大历史角度看，在和平、对等的规则交往中，因为南方较为发达，会出现“南吃北”的结果；如果是在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下，则往往是“北压南”，北方以掠夺形式形成对南方的直接攫取，结果是两败俱伤的零和游戏。所以，文明、规则、对等、包融，当是文明互动的不二方向。

要想重新振兴晋商，振兴华北经济，现在当然可以说一路向东走沿海经济，但是作为内陆地区，似应优先将力所能及的周边商贸搞活。对于外蒙地区，如能重新联结当系幸事，但因制度、机制、意识形态各方面皆难对接，所以只是一种愿景。

今天的分享是为了迎合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这篇文章，借题发挥而引生出这么一个外延性的话题。或许，在了解了这些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商业的内容以后，更能对他的文章有一些深刻的解读。这也是我分享的本意所在。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