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长沙影院、剧场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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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影剧院，是分布在每座城市大街小巷的重要文化娱乐场所。在改革开放前，人们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单调，观看影剧就成了人们重要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随父辈从北京迁居长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最为关心的就是这座陌生的城市有多少影剧院，特别是电影院。

在北京时，我家居住前门闹市区的前椅子胡同，之后为了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就近读书，便搬迁至西四受壁胡同。虽然西四不及前门热闹，所幸离住所不远的西四北大街路口就有“胜利”和“红楼”两家电影院，再稍微远一点还有“新街口”电影院，星期天或下午放学后看电影都方便。

来到长沙后，我去学校办完注册缴费，就迫不及待地拿来报纸了解上面的电影信息，对号各家电影院。

看电影、戏剧是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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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长沙城区的闹市区面积不大，大致范围：北至伍家岭新河，南至劳动广场，东至小吴门浏城桥，西至湘江边的沿江大道。就这么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区，有着十来家电影院和剧院。特别是我家所在的东鱼塘街，周边被多家影剧院“环绕”，我为此心里还真是乐滋滋的。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娱乐活动受到诸多限制 : 麻将是绝对不能打的，那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糟粕；玩扑克牌必须有节制，否则就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电视机录音机音响电游还没有问世，有收音机留声机的家庭如同凤毛麟角，观看电影、戏剧无疑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业余文娱活动，同时也算是人们家庭里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

经济拮据的家庭极少去影剧院，许多家庭常年为一日三餐发愁，压根没有闲钱观看影剧。有些家境贫穷的调皮小孩，就捡了电影散场后别人丢弃在地上的废票，收集起来按票面颜色分类，趁进场人多时持颜色相同的废票混入场内。这在当时叫做“打溜票”。每场电影几乎都要有几个“打溜票”的小孩被抓，弄到休息大厅站在那里“面壁思过”，然后教育一番了之。

那时，一张电影票，首轮影片0.2元-0.25元，二轮影片0.15元，学生寒暑假专场0.08元 ; 一张戏票一般为0.3元-0.5元，戏剧大师来长沙的专场演出，那就是1元多的天价。

观看电影戏剧，选什么座位是颇有讲究的，不同区域座位的票价不一样，厅中位子好于厅两边位子。看电影要10排以后，靠前了离银幕近，仰视费力；太后了画面过小也不好；楼座第一、二排是首选，视野宽阔无遮挡。看戏剧最好就要大厅3-8排，坐在后面的看不清人物也听不清台词唱段，楼座距舞台远，看不清演员的人物面部表情，一般不选。至于那时的灯光布景和音响效果，比现在不知差了多少量级。

观众到电影院看电影，开演十五分钟以后不许入场，在场内不许说话和吃有声响的食物，管理十分严格。剧院看戏剧倒是允许吃瓜子花生，还可以出钱喊来清茶，边看戏边品茶；有的剧院提供付费热毛巾服务，让观众用热毛巾来擦脸提精神，因为一场戏剧往往长达四个来小时。

在剧场内投掷“热毛巾把子”算得上一门绝活：一名服务生端出来用木桶装着的“热毛巾把子”（即拧好了的热毛巾）站在剧场座位的周边过道处，将毛巾把子顺手抖开，熟练地像掷飞碟一样准确掷给数米远的另一个服务生，由其将热毛巾递给有需求的观众......

老长沙电影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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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电影院位于热闹繁华的中山路上，西边紧邻中山路百货大楼。这是长沙市自民国以来第一家电影院，也是设备设施第一流的电影院，还是首个放映有声电影和彩色影片以及宽银幕影片的电影院。

新华电影院在解放前叫银宫电影院，原本是国货陈列馆的附属大礼堂。这家入围全国排名十大电影院的银宫电影院，楼上楼下清一色的真皮座椅，两边带扶手。其高靠背座椅全部用意大利进口牛皮制作，这在国力式微的三十年代初期很是了不得。

*图源/陈先枢

1962年，我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声宽银幕影片《魔术师的奇遇》公映期间，造成了全市的轰动，中山路上新华电影院附近路段，入场散场和看热闹的人，拥挤得水泄不通。彼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为一日三餐忧愁的市民，也掏出异常有限的零花钱，倾其所有去排队挤购电影票。许多经典的、影响力大的影片的首映式都在新华电影院举行，首映式通常有省市领导、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

码头（地理位置）最好的电影院，莫过于五一广场东南一隅黄兴中路上的银星电影院。每逢上映新片，场场爆满，影院门口临开映前常常有些没有购到票的影迷，四下顾盼着因有事前来退票的人，只想撞个好运气。

其实银星电影院的座位设施并不好，影院也不大，没有楼座，大厅二十九排座位，仅容纳观众八百多人。

青年电影院在黄兴中路西边的紫荆街，它的前身是解放前有宗教背景的青年会——青年们聚会活动的场所，后来改建成电影院。文化大革命期间，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高潮中，“青年”电影院与旧时“青年会”的这个历史瓜葛，自然进入被“破”的行列，便取“星火燎原”的革命之意，更名为“燎原”电影院，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原来的名字。

而位于黄兴中路西厢与之相邻的大众电影院，实为大众游艺场的一部分，该游艺场里还有一个剧场、一个曲艺场和一个露天旱冰场。这个综合性的游乐场所，在长沙市独此一家，足以与北京前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和武汉中山大道上的民众乐园媲美，只是规模不及新世界游艺场和民众乐园。

剧场由全国各地的中小剧团巡回演出豫剧 、秦腔、 黄梅戏、 河北梆子; 曲艺场则演出相声、大鼓书、弹词、魔术、小型杂技。露天旱冰场四周用半个多人高的铁栏杆围着，栏杆外围满观看的人群。最早的冰鞋是四个金属轮子的那种，会溜旱冰的人少之又少。

文化电影院在黄兴南路临近南门口的学院街里面，夏天僻有露天影院，后来书院路上的冶金礼堂改做文化电影院分院对外营业。

建设电影院在蔡锷中路西边顺星桥巷子深处，八十年代搬迁至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边的新址，九十年代初经过改扩建成为长沙电影城，里面有数个大小相对独立的影院。长沙电影城还是长沙城内独树一帜的仿造欧洲城堡的连体建筑，风光了许多年。同时，长沙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亦设在长沙电影城里面。

中山路又一村口子上的青少年宫内，建有一个带楼座的影剧院，可供放映电影、演出戏剧和各种文艺演出。北正街临近湘春路的工人文化宫，系一座大型的侧重于面向职工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里面包括一个标准规范的电影院，这是中山路以北的北门一带唯一的一家正规电影院。后来在城北伍家岭，北区工人俱乐部（后来叫北郊电影院）也放映电影对市民开放，弥补了城北工厂多但少有电影院的不足，方便了那一大块区域的职工群众。

特别有趣的是这些电影院休息大厅的墙上，挂着赵丹、白杨、秦怡、谢芳、崔嵬、王心刚、王晓棠、李亚林、印质明、王丹凤、上官云珠……等许多当红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影迷们还时不时地去端详欣赏明星们的靓照。

还有，那时候市面上有一个全国发行量很大、颇受市民喜爱的杂志——《大众电影》，热门影片评议、新片预告梗概、明星演员介绍、影片拍摄花絮……尽在其中。

大众电影杂志（1959年）

一些影迷把杂志里或电影海报上的明星剧照剪下来，贴在自己房间里或床头作为装饰，构成了一种时尚。贴在影院外面的电影海报对影迷们很有吸引力，可是墙上的海报撕下来就烂了，有人趁着影院工作人员张贴海报，能讨要到一张，那简直皆大欢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大概可以算是五六十年代最早的“追星族”了，只是追的方式简单多了，远不及后来追星的多姿多彩。

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在省展览馆大门口的西边，新建了东风电影院，其全新的设施场地比原来的几家三四十年代建成的老电影院好多了，可容纳一千多观众。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我和张扬在东风电影院一同观看故事片《英雄儿女》，散场后，张扬问我：你说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成影片《英雄儿女》，里面哪个情节最高明？我茫然不知该如何作答。他条分缕析地说：

你看，王复标的儿子王成牺牲了（“为了祖国，向我开炮”的典型英雄人物），从小抚养大的养女王芳又在战场被亲生父亲的师政委“认走”了，幸亏他还有一个当炼钢工人的小儿子----他掏出照片给养女看，王芳端详着照片说：弟弟真神气！这个情节既交待得自然又改得高明。

日后的张扬成了全国著名作家，足见他年少时对文艺作品的思辨能力、鉴赏能力，与寻常人就不一般。

电影院按文化部门规定分有等级，新华、银星、建设、文化、青年、工人几家电影院专事放映“首轮影片”，即“新片子”。大众、北郊，一般放映二轮影片——首轮影片在省会长沙放映后，到下面的地州县放映过又返回长沙放映，以及放映一些已轮回了多次或上映过多年的“老片子”。

单位大礼堂及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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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几家电影院，几个行业的俱乐部，比如：五一西路江边的海员俱乐部、宝南街的建筑工人俱乐部、织机街里文教职工俱乐部（民国时的“黄金剧院”）、蔡锷中路藩正街口的财贸金融俱乐部……都不定期的对外售票放映电影。

这些俱乐部大礼堂放映的电影，一般都是二轮影片和老片子。如此一来，也方便了错过了时间没来得及观看首轮新片的观众，同时还节省了票价。但是限于那时的拷贝质量，放映多次的拷贝，有划痕或断片现象，清晰度衰减，影片的放映效果就打了不少折扣，说白了还是脱离不了“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铁律。家境宽裕的观众，消费能力和消费观不同，往往只看“新片子”。

那时的贫富差距，现今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以同样的四口之家举例，月收入一家200元，一家50元，其生活质量完全不在一个层级，贫富差别还是相当之大......

大礼堂（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路上的中苏友好馆，有时在四楼免费放映苏联的纪录片。放映室只能容纳二三十个人，电影放映机是8.75mm的会议室小型放映机（电影院普通银幕为35mm放映机，宽银幕为70mm放映机），影片内容是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劳动片段。虽说不要钱，但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俄语，加上纪录片本身又乏味，观看的人也就不多，大都是小孩子去凑热闹。

长沙市中苏友好馆建成于中苏关系友好的蜜月期，长沙市与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结为友好城市。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观看苏联影片、阅读苏联小说长大的，大量的苏联反特故事片战斗故事片，情节、场面引人入胜，拓宽了人的知识面。

此外，烈士公园有一座大型露天电影院，对外售票放映电影；一些大的厂子如“汽电”、“770”、“拖配”、“建湘”、“日化”……节假日在厂子里的大礼堂或露天放映电影，对本厂职工和家属免费。

露天电影（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老长沙剧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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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最高端的剧院，就是五一广场西南的湖南剧院。剧院建在十余级台阶上，融入西方建筑艺术元素的中式仿古建筑：黄绿琉璃瓦屋顶，红漆雕花八开大门，门庭前高大的立柱骑楼，十分气派。

据考，古代天心阁城垣的月城下集结兵员屯集粮草的巨窟蛰穴，经甬道通往市中心，后来湖南剧院的地下与之连通，于是让剧院夏天有了冷气，这在长沙是独一无二的。

彼时的长沙，演戏剧与放电影的功能界限分明，剧院只演戏剧，影院只放电影。而且剧院都有着比电影院更为明晰的档次规格之分。规格最高的剧院非湖南剧院莫属。

京剧界梅兰芳、盖叫天、程砚秋、马连良、越剧界袁雪芬、王文娟等泰斗级艺术家访湘演出，均安排在湖南剧院，每次都轰动全城。那年寒冬时节，梅兰芳偕其子梅葆玖来演出京剧《宇宙锋》和《白蛇传》，众多的市民戏迷们在寒冬里竟然裹着棉毯、被子排队购票，通宵达旦。长长的队伍排到了转弯的黄兴路上，真的是一票难求。

省市大型群众性的室内集会和庆祝活动也经常安排在湖南剧院。长沙市那时候还没有“人民会堂”。记得庆祝第十个教师节文艺演出，我五岁的独生女儿，作为整台晚会的唯一小演员，在一出话剧《大三班丹丹的故事》里，扮演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小女孩。此时她已经是地质附小一年级的学生。演出后小演员得到二百元演出费。

湖南湘剧场在坡子街的火宫殿斜对面，这是湖南省湘剧院的专属剧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黄色绿色琉璃瓦、水泥墙体上嵌着朱红色窗棂，其规模和设施仅次于湖南剧院。

从剧院功能定位来说，湖南剧院主要接纳全国各地著名的戏剧、音乐、杂技文艺团体的巡回演出和访问演出。而湖南湘剧场这里，却有着与之对应的专属的本省最高水准的湖南省湘剧团，常年创作编排演出传统经典湘剧曲目，浓缩与体现以长沙为代表的湖湘戏曲文化之精华。

该剧院编排并由著名湘剧演员彭俐侬 、徐绍清主演的传统经典剧目《拜月记》1957年末被搬上银幕。那个时候，能搬上银幕的戏曲，只有梅兰芳、周信方、盖叫天的京剧 ，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和严凤英的黄梅戏《天仙配》。湘剧《拜月记》被拍成电影，在长沙市民中造成不小的轰动。

湘剧电影《拜月记》剧照

登隆街上的长沙剧院，虽然冠以“长沙”二字，实际上设施非常一般，为湖南本土京剧团的主演剧场，湘省京剧界翘楚达子红倍受本地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们的追捧。该剧院还常年接待诸如上海小百花越剧团、素有越剧之乡称誉的江苏如皋越剧团的演出。长沙市有相当多的越剧爱好者和戏迷。

临近长沙剧院的新舞台剧场在育婴街上（文革改成育英街至今），剧场对面是长沙澡堂。该剧场是长沙市花鼓戏剧团的自有剧场，当红名角——主演《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的何冬葆先生和我同住东鱼塘街28号大院内，邻居见面互相打招呼都很随意，那时的影剧明星倒还没有什么架子。

解放路东鱼塘街口子西边是兰陵剧院，文革时改名解放剧院；南门口再往南是新兴路（后来成为黄兴南路的南段），路的西厢有劳动剧院；五一广场北东不远的皇仓弯，一条窄窄的巷子，进去是文华剧院。这三个剧院都是演出湘剧的，分别归由长沙市湘剧一、二、三团演出。湘剧，属于地方戏剧中的大剧种，而花鼓戏则属于地方戏剧中的民间小戏种了。前者的艺术影响力及受众层次，还是要高于后者。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山路上新建起两座剧院，一座是在中山百货大楼斜对面的红色剧院，定位话剧演出，这在长沙市可算是新事物；另一座是在中山西路北正街口西边的红旗剧院，影剧兼容。

影剧，社会形势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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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

确实，电影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容纳了摄影、戏剧、绘画、舞蹈、音乐、文字、雕塑、建筑……等艺术。电影的剧中人物情节历史事件，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被运用独具的蒙太奇（源自法语：Montage）以及倒叙、插叙、虚拟、朦胧等手法切换变幻，其艺术感染力让舞台戏剧无可比拟。

电影艺术，还形象快捷地体现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功能。尤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漫长岁月，影剧堪为社会形势的风向标与晴雨表。

太远的不说，1965年开始批判《早春二月》、《怒潮》、《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等影片，这类影片被定性为“宣扬阶级调和论”“美化阶级敌人”、“为***翻案”……而到了“文革时期”，前十七年的影片几乎全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的毒草”。七亿人民的泱泱大国，经过严格“筛选”仅留下国产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铁道卫士》、《小兵张嘎》和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寥寥可数的几部影片能够放映。

之后的数年间，为了丰富人们的“无产阶级文化生活”，进口译制了朝鲜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国家的影片《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越南这个“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影片《琛姑娘的松林》、《年轻的战士》、《奠边府大捷》、《森林之火》……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国家的影片《海岸风雷》、《宁死不屈》、《创伤》、《第八个是铜像》……

当然，更有被誉为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伟大胜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拍成影片。八个革命样板戏分别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几部京剧和舞蹈影片在全国城乡反复轮番上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老幼妇孺皆知，让“工农兵的高大形象占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舞台和银幕”。

那个时代大量原来的古今中外歌曲被禁止，人们吟唱革命京剧唱段蔚然成风。男女老少几乎都会脱口唱上一段京剧，来上几个“亮相”动作。之后不久，又创作上演了革命京剧《龙江颂》、《杜鹃山》和《钢琴伴唱红灯记》。

1974年盛夏，我从地质队所在地衡山回长沙探亲，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妹子，家住六堆子往北的文星桥，她托人买了两张刚上映很紧俏的《杜鹃山》电影票，邀我一同看电影。那时没有空调，那家燎原电影院（即“青年电影院”）又十分热，我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多小时。妹子是下放知青，正在想方设法办理相当有难度的“回城病退”，我在地质队工作，回长沙也还没有打算，两下就没谈了。

《杜鹃山》影像图

记得1966年“8.18”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每一次接见随即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在各家电影院全天候滚动放映，观看影片免费。但观看的过程中要求观众不断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与纪录片中的领袖和人民亲密在一起的感人情景“互动”交融，场面十分热烈。

那是一个几乎单纯“盛产”《新闻简报》纪录片的岁月。每场电影的前面，无一例外地加映《新闻简报》一集或两集，不管你爱看不安看都得硬着头皮看。十多年间，国产影片的生产陷入低谷，只有《春苗》、《创业》、《青松岭》、《闪闪的红星》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新拍摄的故事片问世。

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段子：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如果说《新闻简报》有遗留下来“正财富”，那就在于它影响并产生了若干年后电视节目的《新闻联播》。新闻简报一定程度上是新闻联播的前身。

话剧的艺术特点，是通过剧中人物大量简洁、精湛的舞台对白，展现剧情、塑造刻画人物特别是人物内心活动来表达主题。所以，观看话剧的观众，需要具有相当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如果光是花钱买张票去凑热闹，那就会味同嚼蜡，自己也看不下去的。

特殊的岁月里，戏剧界更是一片荒芜萧杀的凄凉景象，“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统被赶下舞台，由突出工农兵高大形象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占领了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从上到下各个精简后的剧团，只留下寥寥无几的演员，依样画瓢地排演样板戏，到农村工矿巡回演出。虽说其水平良莠不齐，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对戏剧从来不感兴趣，只记得时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终结的前夜，全国还大张旗鼓地批判湘剧《园丁之歌》。长沙当然更是积极跟进，因为该剧鼓吹“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分数挂帅”，“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剧中的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的重担挑”，居然成为革命大批判的众矢之的。

电影、戏剧界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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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给亿万民众以春回大地、久旱逢甘霖的欣喜。大量被禁长达十余年的几百部影片，包括让人讳莫如深的欧美影片、“苏修”影片《出水芙蓉》、《摩登时代》、《巴黎圣母院》、《三剑客》、《巴格达窃贼》、《攻克柏林》、《侦察员的功勋》、《306号案件》、《第四十一》等，纷纷重返银幕。

一时间，长沙市的电影院和剧院，从早到晚放映解禁的影片。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呼朋唤友、扶老携幼，流连于各家影院，有的人一天内竟然能看上四五场电影。改革开放后的市民们，工资之外有了奖金，钱包开始鼓了起来，看电影的那点钱也不愁了。

戏剧重返舞台自然要慢一些，因为剧团已经解散多年，演员们下放在农场和“五七干校”养马放牛种田，落实政策回城后还得重整旗鼓，服装、道具、演练、彩排。

大跃进的1958年，在各行各业“全面跃进”的高潮中，长沙建立了湖南电影制片厂，两年之后的1961年困难时期下马关闭，至十几年后的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于1980年正式更名潇湘电影制片厂。

该厂拍摄了不少获奖优秀影片，如《新龙门客栈》、《那山那人那狗》、《湘西剿匪记》、《凤凰琴》……让“潇湘”跻身长春、上海、北京、八一、中央新闻、上海美术、珠江、峨眉、西安、广西这几家全国著名的上规模的电影制片厂的行列。

影剧院与餐饮小吃店“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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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沙，这座城区60万人口的内陆省会城市，有着十余家影院和十余家剧院。这在那个物质、精神生活双贫乏的年代，长沙的文化娱乐场所算是“不负众望”的。

我那时家境好，从小就是一个十足的电影迷，每逢电影新片子上映，必看无疑。喜欢看的反特片、战斗片和喜剧片，常常是看上两三遍不嫌多。我的父母是戏剧迷，他们酷爱看京剧、越剧、黄梅戏。父母看戏总会给我买票，我却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实在是提不起精神，只盼着早点散场去杨裕兴吃宵夜。

长沙大街小巷的影剧院是城市繁华热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剧院与知名餐饮小吃店又“相互依存”。“大众”“青年”“文华”旁边有向群锅饺、红梅冷饮店、半雅亭面馆”；“文化”“劳动”附近有柳德芳汤圆、双燕馄饨、黄春和米粉；“银星”“湖南”近处有“银苑”、长沙豆皮店、“甘长顺”；“长沙”“新舞台”“兰陵”相隔杨裕兴不远……还有夜晚街头巷尾昏黄的路灯下，那飘着诱人香味的馄饨担子。

红梅冷饮店

现代化影城取代了老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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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倏然而过，世事如棋，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巨大变化，不断更新的电视机、录放机、电脑、音响、投影……进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屏上也可以流畅地播放影剧。

从小玩着电游、电脑成长起来的一两代年轻人，他们不再拘泥于观看旧时的影剧，而是喜爱视频音频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3D、4D镭射环绕立体声电影大片。那些讲究唱、念、做、打“四功”的舞台戏剧，也不适合这些年轻人学习、工作、生活的快节奏和情趣了。

过去的影剧院大多数已经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大型商业综合体或娱乐中心内高端新颖的现代化影城，如：万达、潇湘、博纳、沃美、保利、华夏太古、CGV星聚汇……长沙市的影城多达七十多家。

一张大片的票价几十元，然而丰衣足食的人们，再也不至于为购买一张影剧票捉襟见肘了。

当然，光顾这些影城的，几乎都是在网络电子光声伴随下长大的年轻人群体。但远在欧洲的女儿，多次从网上买好大片的票用手机发来二维码，让我和她的妈妈扫码取票观看电影大片。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郑寿山。编辑 | 明明。部分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