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的“北漂”生活为何如此短暂

喻军

【明】文徵明山水册

这些年常临文徵明的字帖，起先只专注于他那风神俊逸的书体，不曾留意到一现象，即有好几本字帖，比如《书午门朝见诗》《书早朝诗》《书京邸归还诗》《书西苑诗十首》等，是他晚年书抄自撰诗的产物，且从题目便可看出，和文徵明北漂京城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在文徵明的一生中，这段经历虽只占三年半的时光，却构成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文徵明生于1470年，出身官宦之家。据说，他小时候看起来比较愚钝，七岁方能站立，八岁尚不能言，这在后七子之首王世贞的《文先生传》中有记录：“先生生而外椎，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后辈文嘉《先君事略》也说“（文徵明）少时，外若不慧”。倒是他的父亲文林，总夸称儿子“儿幸晚成，无害也”。当然，他在私下里对文徵明的学习督促甚严，还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教席。比如，教文徵明古文的，乃成化壬辰科的状元吴宽；教文徵明绘画的（19岁时），为吴门四大家之首沈周。

书画先不提，文徵明这个人，本志在求取功名，但他从26岁参加乡试，直到53岁，拢共考了九次（因32岁丁忧放弃一次），皆铩羽而归。第一次参加乡试时，还是和同乡才子唐寅一同去应天府（南京）赴考的，结果唐寅高中第一名解元，文徵明名落孙山。可怜天下父母心，文林为了宽慰儿子，特意从温州任所修书一封，内有“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这几句话，“父爱如山”的涵义，可谓活脱纸上。也不由得暗暗钦佩文林的眼光，后来唐寅的结局，被其不幸而言中。《明史》曰：“少年伯虎，恃才傲物，纵酒张扬，人称孺子狂童。”唐寅那年高中解元后，难抑心中快慰，常骑着高头大马出去招摇一番，令不少落榜秀才十分难堪（想必也包括文徵明）。这就叫“才子性情”，后来唐寅为此屡遭不幸，吃足了苦头。

到了嘉靖二年（1523），工部尚书李充嗣巡抚吴中，受人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徵明。初以岁贡入都参加考选，除授翰林待诏，还参与编修国史。文徵明这一生，不仅有个懂教育的好父亲文林，还有个垂眷甚殷的好叔叔文森。当他听说文徵明被授翰林待诏时，赋诗以表贺意：“红烛高烧夜着花，阿咸闻荐入京华。银鱼悬佩通仙籍，紫阁趋随草制麻。太史名传司马氏，东山屐倒谢玄家。书来深慰家庭庆，奕世恩光未有涯。”可见对于落榜秀才、侄子文徵明去京城谋事任职一事，全家还是倍感荣耀的。但翰林待诏是哪一级干部呢？很抱歉，只是从九品，即翰林院里最低的职衔。品级虽低，“水位”却不低，因翰林院接近权力中枢，故文徵明时有机会参加早朝、朝贺、候驾、观驾、庆成宴一类重要官事活动。他的《午门朝见诗》《奉天殿早朝二首》《雪后早朝》等就是当时的纪事诗，内中不乏“宫墙树色深于染，总受天家雨露恩”“满目升平题不得，白头惭愧直金銮”“小臣漫厕夔龙后，仿佛还瞻日月光”这样黼黻升平、感恩戴德的浮词。但白头来做秘书郎，且人微禄薄、日日早朝的单调和乏味，加之对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渐渐地使文徵明萌生退意。嘉靖四年春，他与友人同游西苑，吟诗十首，这也就是后来书法名帖《西苑诗十首》的由来。在跋文中，他流露出欲回江南老家的心愿，却又不无留恋的矛盾心理：“窃念神宫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归老江南，追思旧游，可复得耶？”

应该讲，文徵明官职虽低，但他兢兢自勖，十分勤勉，故在翰林院的人缘并不差。尤其是他的学问品行，深得一些同僚的知赏，其中还包括状元出身、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王世贞《文先生传》记载，翰林院有位前辈林俊，三天不见文徵明，就尺素一封邀其相聚，甚至说“座何可无此君也”。文徵明家中也常高朋满座，名士们把文徵明比作王维、米芾一般的人物。那么问题来了，文徵明为何还是多次上疏朝廷，乞准南还？然归念却是归无计，上级领导就是不批。须知，当年的他，也就五十五六的年纪，还没到七老八十理应归田的岁数。

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归心颇切，而当道方以格律锢人，谓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请告。”虽然他在诗中也会唱点高调：“北上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晋书·张翰传》中的那句话：“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乎?”或许，文徵明只是借张翰的典故，给自己一点心灵的宽慰吧？

概括地说，文徵明之所以京城方三年，去意已决绝，恐怕不外乎以下原因：首先，文徵明举业蹭蹬，当时以“岁贡”的方式进入翰林院，多少显得矮人半截。虽然同僚们对他很不错，也认可他的才华，但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官职远高于文徵明，其中还包括像杨慎、黄佐这样比他年轻20岁左右的青年才俊。久抑下僚的处境，或许使文徵明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故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他一纾郁闷，频繁地采用“白头”这个意象，既属自嘲，更是无奈，可谓失落之情溢于楮墨。再者，当时朝廷正展开一场关于“继统”还是“继嗣”的“大礼仪之争”，争斗非常激烈。得罪嘉靖皇帝的一些正直官员，大多落得被廷杖、发配甚至殒命的下场。就连“天之骄子”杨慎，也戍边云南，终身不得起用。如此险恶的环境，若抱“君子不立危墙”之想，实属自然。第三，嘉靖朝官员的升迁，注重科举出身，文徵明虽富才学、画艺出众，所缺者，惟独一张八股文考试的“文凭”。他既感仕途无望，又常遭一些人的嘲讽，话说得还很难听：“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四友斋丛说》）“画匠”二字，等于打脸，这让文徵明如何呆得下去？

“北漂”三年半后，文徵明经多次上疏乞归，终于获准致仕。他在《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中，念念在兹者，梦魂常绕洞庭水，也流露出对于“北漂”生涯些许的后悔。但自此一别，京城的官场上，少了一个从九品待招，而中晚明的画坛，却幸运地迎回一位本该属于自己的书画大师。此时，同年生人的大才子唐寅已去世数年，而才、德、寿三峰耸峙的文徵明，却续领吴门风骚30余年，直至今日，仍久久地牵引着我们仰望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