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中共特使张子华来宁联合马鸿逵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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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蒯陟文

1937年８月下旬，中共特使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省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乘飞机抵达银川，与马鸿逵谈判，谋求合作抗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本军队攻陷大同后，阎锡山为保卫山西，将驻守绥远的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和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全部调回山西，不久绥远省代主席袁庆增将绥远省政府机关也迁往陕西。绥远既无守军，又无政府，等于自动放弃，日寇沿平绥线很快侵占了包头。

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估计日军可能会进攻宁夏，如果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军事力量单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之可能，如果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就会极度困难。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加强宁夏的工作，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交涉，马鸿逵同意就八路军所提建立统一战线以及红军被俘人员问题举行谈判。

党组织将这一任务交给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来完成。

张子华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是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他１９３０年８月随叔父王含章到北平汇文中学就读，在参加各项进步活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１月，张子华受上海党组织和党中央派遣，以“南京来的客人”和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双重身份，数次来往于南京、上海、广州、西安、陕北之间，为国共秘密谈判问题同国民党中央指定人员曾养甫、谌小岑保持接触，互通信息，传送国共双方会谈原则和谈判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领导陈果夫、陈立夫之间进行对话的秘密联络任务，并和冯雪峰一起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这些工作牵动了全国大局，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决心，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张子华被誉为“国共密使”。

张子华与李克农

所以，这一次，宁夏人张子华又受到委托，作为特使前来与马鸿逵谈判。张子华来到银川，马鸿逵却迟迟不肯接见。

经柴成霖多次交涉，马鸿逵才答应会见。会见在马鸿逵的公馆里进行，柴成霖作陪。双方见面寒暄完毕，会谈开始。

马鸿逵说：“你此次返回故里，我们甚为欢迎。我与你叔（王）含章共事多年，平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论辈分，我还是你的长辈呢！我与你们王氏家族是世交，你王家对宁夏事业之进步与发展是有贡献的。本主席今后还要仰仗王氏家族鼎力相助呢!”

马鸿逵一上来就打出“王牌”来干扰谈判，不出张子华所料。

原来张子华这次回银川与马鸿逵会谈，有两个让他比较为难的问题：一是他的叔父王含章是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其实马鸿逵不愿身边有个监护人，平时对王含章处处戒备。如果王含章此时在银川，张子华不能避而不见，马鸿逵必然会利用这层关系干扰谈判。

另一个问题是张子华担心马鸿逵会向他的父亲王成绩施加压力，让父亲劝说自己“归顺”马鸿逵。但凑巧的是，在张子华来到银川后，王含章去了南京，父亲王成绩也到广州经商未归。这样的巧安排其实是柴成霖的“佳作”。

面对马鸿逵的逼视，张子华表情严肃地说：“马主席，你把谈判的题目搞错了吧。我此次奉八路军总部之命，来与你共商合作抗日大计，是谈国事，而不是道家事。”

“对，对。国事为重，国事为重。”马鸿逵说。

1937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中排右一为张子华）

张子华首先向马鸿逵通报了１９３６年豫（同心县）环（县）民团赵老五偷袭环县民主政府，将红军干部朱子休等七人抓至银川关押和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被俘的情况，说：“现在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已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些被关押的人士都是国家良才，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正需要他们出来为抗日大业工作。”

马鸿逵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答应“本主席遵照协议，很快放人”，一边说一边示意柴成霖记下了被俘者的姓名。

张子华又述及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受到举国赞颂的情况，又说明日寇已在阿拉善旗建立驯马场和准备修建飞机场，犯宁迫在眉睫，希望马鸿逵能够效仿傅作义将军，尽快组织动员民众准备抗战。

对此，马鸿逵只是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没做实质性回应。

张子华又提出：“主席先生一再表示愿与我党修好，合作抗日，可否在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日后联系。”

马鸿逵推诿说：“此事关系极大，本主席难以做主，须请示中央政府定夺。”

张子华又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马鸿逵不耐烦地说：“此事后议！”然后向柴成霖说，与八路军代表的会谈到此为止。

张子华走了以后，马鸿逵对柴成霖说：“像张子华这样有才干的青年，竟然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王含章自己的侄儿也拉不过来，他配当个鸟特派员。”事后，经多次交涉，马鸿逵释放了朱子休、吴士芳等七位中共方面的被俘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