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奇松 | 太空领域竞争的实质是大国竞争

太空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国际规则的竞争，争夺国际规制的制定权也是大国较量的领域。因此，太空规则倡议竞争说到底也就是大国竞争，当下，迫切需要航天大（强）国（集团）坐下来商定限制太空军备竞赛等太空治理规则。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何奇松教授认为，太空领域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大国竞争的表现，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是军备的较量与经济总量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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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学与探索竞争

太空科学与太空探索一直是人类科学的“新边疆”，二者不仅使我们增加了关于人类、地球、太阳系及宇宙的知识和理解，提供了科学观测和实验的新机遇，也为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等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机会，还是原创基础性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途径，更是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挑战的新手段。

因此，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此展开了激烈竞争，突出表现为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发射包括太空望远镜在内的航天器对宇宙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对月球与火星进行探测。值得一提的是，在太空科学应用领域出现了空间站的竞争，包括国际空间站、国际月球空间站、中国空间站、美国私人商业空间站之间的竞争。

虽然国际空间站包括16个国家，但却把作为航天大国的中国排除在外，只是一个封闭的“小群”。在2011年和2015年“天宫”1号和“天宫”2号基础上，中国计划于2022年前后建成“天宫”空间站，并向全球开放。2019年6月，中国与联合国共同宣布，共有来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

在中国稳步推进空间站建设之际，特朗普政府急忙宣布希望私人公司加快商业空间站建设，并且力争在中国建成空间站之前组建成功。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专门为此设计了预算，希望把国际空间站私有化。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鼓励商业空间站建设，抢在中国之前建成空间站，显示“美国伟大”：我国的一家私人太空公司都可以建设空间站，而且还先于国家行为体建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等国又在建立自己的“小群”——建设月球空间站，即深空门户。该门户已经改为“月球轨道平台——门户”计划。美国只邀请俄罗斯、日本等少数国家参与，并继续排斥中国，企图建立月球版的国际空间站。该空间站计划于2022年建成，考虑到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美国宣布这个时间点建成月球空间站，似乎不难发觉其与中国竞争的浓厚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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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商业竞争

太空商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成为了国际太空竞争的一个新领域。所谓太空商业，就是采用市场化手段、运用市场机制或按市场规律开展的航天活动，具有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太空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太空商业是有别于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太空军事、太空民事活动，相对于所谓的“旧太空”（“太空1.0”），而被称为“新太空”，或者说是“太空2.0”。太空商业起始于美国，目前逐渐向全球扩散，形成新业态。美国在扶持太空商业方面走得更远，主要采用两个方法：

其一，公私结成伙伴关系；

其二，用法律与行政命令鼓励太空商业发展。

就整个太空商业而言，竞争涉及到太空各个领域，除了传统的商业发射、遥感与通信外，还呈现出新业态。

首先，太空互联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太空互联网，简单地说就是把互联网搬到太空，让太空与地面的网络互相结合起来。太空物联网就是地面物联网技术的扩大与延伸。建设太空互联网和物联网目的就是提高天地之间的网路速度，让偏远的地区都能享受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便利。

其次，太空旅游业兴起。太空旅行是基于人们遨游太空的梦想而开发的商业，其最为新奇和刺激的是观赏太空风光，同时享受失重的乐趣。这是地球旅行所无法提供的。一般来说，太空旅游包括高空飞行、亚轨道太空旅游、低地球轨道旅游和低地球轨道以远太空旅游（环月旅游、绕月飞行）。

再次，太空采矿现象正在出现。太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贵重金属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太空采矿的主要意义有两点，一是从太空上开采稀缺、贵重资源，拿回来供地球上的人使用；二是为未来的太空旅行、太空探索和太空移民提供更便宜、更灵活的运输、设施以及生命支持等。比如有些小行星上可能富含丰富的水资源，可以就地利用水分解出的氧气和氢气制造燃料，供宇宙飞船使用。”

最后，其他类型的新太空业务。这些新太空业务包括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数据的云存储，太空态势感知，在轨检测，天文照片，红外成像，气象，射频频谱监测，等等。可以肯定的是，太空商业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

商业太空竞争有三大特点：

一是从近地空间迈向深空拓展。二是出现商业载人航天项目。三是商业太空军事化倾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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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军备竞赛

太空军备竞赛的出现，本身就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产物。随着卫星功能的发展与改善，双方赋予了太空军事功能，补充核威慑能力。于是，双方开始竞相研制军事卫星，并逐渐将太空武器化。冷战结束后，美军充分利用卫星所带来的各种优势，迅速赢得了几场局部战争的军事胜利。战争实践证明卫星是军力“倍增器”与“赋能器”，美军对制天权理论更加深信不疑，认为太空是取得军事胜利的“终极高地”。于是，冷战结束后，美军又开始研发与部署太空军备，引发其他国家的连锁回应，逐渐形成了新太空军备竞赛。

美国发展太空军备与卫星，目的不仅仅是显示其在太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谋取太空支配地位，也就是太空霸权。因此，美国反对任何限制太空军备的倡议，导致裁军谈判大会就限制太空军备的谈判一直陷于僵局。美国推动太空军备研发，以及拒绝限制太空军备的立场，严重威胁了许多国家的安全，也严重威胁着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为了维护本国安全与国际战略稳定，有些国家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研发或试验太空军备。近年来，俄罗斯明显加大了反卫星的武器系统研发力度。此外，美国经常散布“中国太空威胁”论，无中生有或者夸大中国的反卫星能力。经此宣传，再加上自我实现的预言，美俄中之间出现了太空军备竞赛，美国深切地感到了来自中俄快速增长的太空威胁。

实际上，不仅美俄中三国拥有太空武器，还有多国拥有太空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哀叹包括太空多极化、反太空能力多样化与多中心而形成的“太空民主化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并对此忧心忡忡，感叹“太空不再是专属于美国的领域”。这就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太空霸权的敏感神经。特朗普政府组建太空军就是这种本能的反应，而这又必将进一步拉升太空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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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治理规则竞争

上述的太空科学与太空探索竞争、太空商业竞争（包括开采月球等天体）、太空军备竞赛等，无疑给太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因为冷战时代确立的包括《外层空间条约》等在内的太空治理机制，无法适应冷战结束后太空领域出现的新竞争态势。于是，有关行为体提出了有关治理规则倡议。

联合国系统提出了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倡议和太空可持续利用倡议。遗憾的是，联合国的这个倡议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需要具体的措施落实，于是有关行为体提出相应倡议，在此领域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在国家（集团）行为体提出太空治理规则的同时，非国家行为体也在此领域发声，提出有关倡议，直接为国家（集团）行为体提供了借鉴。随着商业太空的发展，太空资源利用进一步发展，无疑给现有的国际太空治理机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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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竞争实质是大国竞争

上述太空领域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大国竞争的表现。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推进，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呈现减缓趋势，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定位与大国的关系，明显表现出开始应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重新回到大国竞争时代，应对中国、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成为其内政外交的重点，力图通过实力寻求和平，实际上就是维持美国霸权或者尽力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

大国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国家实力之间的竞争，除了领土面积、人力资源外，最直观的表现为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高新尖技术无疑是增强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的不二选择。其中，太空领域绝对是首选，太空科学不仅能够促进重大科学发展，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同时太空技术是双用技术，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促进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

如果说大国之间为了太空科学、探索而竞争，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太空科学与探索的领导地位，追求的是太空中的“软实力”地位，那么太空军备竞赛则是追求太空中的“硬实力”地位，并以此增强本国（集团）的军事实力。核武器对于提升一国国际地位与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具有不容置疑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尤其是受美国威胁的国家努力研发核武器的原因。在核武器门槛被突破后，能显示军事实力的就是在太空领域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太空军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如同在海陆空领域一样，太空军备一定要多样化，才能显示太空军力的强大，从而显示一国军事实力。美国希望将太空军力作为维持其军事霸权或延缓其军事霸权的终极工具或手段，不遗余力地推进太空武器化，而且也拒绝限制太空军备的任何倡议。

此外，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是军备的较量与经济总量的竞争。但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使得保护本国产业安全成为一个重点，故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说明了产业空心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一步说明了产业安全的重要性。

太空商业无疑是促进一国产业安全的重要领域。太空商业贯穿整个航天领域的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即从地面设备，延伸到火箭、卫星及其运用。有关国家发展太空商业，一方面，旨在保持或促进太空技术领先，另一方面，则意在进一步充实国内制造业，或者“再工业化”，促进经济繁荣，进而保障国家安全。总之，太空商业的竞争，是大国竞争在产业竞争的表现。当然，作为“双用性质”的太空，太空商业又进一步促进太空军事实力的增强。

众所周知，太空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国际规则的竞争，争夺国际规制的制定权也是大国较量的领域。因此，太空规则倡议竞争说到底也就是大国竞争，就是为本国（集团）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好的有利规则。当然，从所有国家与全人类利益出发，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所提出的倡议，无论是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倡议，还是太空长期可持续发展倡议，都具有无可辩驳的“中立性”，尽管这些倡议是妥协的产物，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国际智库所提出的规则倡议，虽然可能也有“中立”的倾向，但是从其参与文本起草的专家组成来看，基本上是以来自美、欧、澳等国家的专业人士为主，更何况欧美企业或政府还提供了部分资金资助，尽管有来自中国或俄罗斯专家参与，但不能主导文本的起草，因此通过的文本或即将形成的文本，都会更有利于欧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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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毋庸置疑，太空对于人类的发展及未来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然而，正是因为太空具有如此重要作用，在冷战结束后，重要行为体在太空科学与探索、太空商业、太空军备、太空规则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是典型的大国竞争。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因此失业，全球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情况下，全球理应合作，加强太空应用科学，努力研制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特效药与疫苗，确保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经济繁荣。可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连续颁布行政令与公布所谓的《月球协定》，企图谋求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主权，刺激而不是降低大国在太空领域竞争的烈度。因此，未来不排除大国在太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下，迫切需要航天大（强）国（集团）坐下来商定限制太空军备竞赛等太空治理规则。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际太空竞争及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YJAGJW004；同时也是华东政法大学“新时代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8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何奇松

原文责编：马冰莹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