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继秦汉大一统王朝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长期分裂时期，这个时期不仅门阀势力林立，局势极为不稳定，改朝换代的频率十分高，人民常常生活在战乱之中。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王朝内部，出身寒门的普通人也逐渐丧失了上升的通道。
寒门官员的天花板--县处级
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汉朝原本所实行的以察举选举朝廷官员的做法逐渐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由曹魏时期沿袭而来的九品中正制。
按照曹操原本的制度设计，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本是为了制约世家大族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拓宽寒门学子的上升渠道，但司马家族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众多世家大族的支持，加之曹魏支持者多来自寒门，司马家族在建立晋朝之后，逐步对原本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九品中正制基本授予了各个地方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对官员候选人的决定权，同时恢复自曹魏时期废除的贵族世袭爵位，并且给予他们的世袭子弟起步的官阶即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干部，进入官僚体系之后，轻松便能获得三品的位置，即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
但就出身寒门的官员而言，即使毕生艰苦奋斗、工作成绩显著，最多也就只能升到四品或者五品的位置，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县处级官员，而这一用一生获得成果在世家大族在那里，不过是他们的仕途起点而已。
同时寒门子弟能够谋取的官职往往都是世家大族所看不上的一些小官职，这些官职在当时又被叫做“浊官”。
“清官”与“浊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行奢靡之风的时期，这一时期贵族们不仅弄断了国家的权力，同时好利又好名，喜欢附庸风雅。
因此贵族子弟在选择官职时，往往喜欢选择那些社会名誉度极高、官阶较高的单位。类似于今天许多单位虽然没有实质的业务实权，但是级别高、编制多、晋升快的一些单位。
这类单位往往处于整个官僚政府的高层，接近权力的中心，例如翰林院、吏部等。
这类官职因为往往高高在上、不与底层民众接触，因此被称为是“清官”，在世家大族的眼中，其附庸风雅的谈吐自然应该呈现的就是一个“清”字，同时“清官”的性质也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因此大多数贵族子弟都会选择做一名“清官”，而至于这个官职在民间所具有的权威大小，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浊官”。浊官又被称为是事务性官职，这类官职往往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实权，但同时因为负担了整个国家较为具体的基础事务，比如发展农桑、缉拿凶犯、维护地方治安等，因此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官僚体系中“浊官”承担着较为严重的实际责任，用现今的话来讲“做得越多，犯错的可能性肯定也越大”。
“清官”被贵族所占据，“浊官”自然成了大多数寒门子弟的唯一去处，但就是这个唯一去处却动摇了南北朝的稳定局面。
掌握根基的寒门
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分裂状态，可以说和该时期所实行的这套“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选拔晋升制度密切相关。
按照司马家族的最初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在于与世家大族等贵族群体分享国家权力，以将整个国家牢牢地控制在贵族群体中。
但在实践中却发现，由于贵族群体普遍的好名爱利，为了相互攀比，贵族子弟占据了国家大多数名义上的高位，同时因为他们极为看重自己的地位，严格将自己与寒门和平民相分割，导致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官职发生变动，除非这种变动是向上的流通，且必须是在道德上、名义上、荣誉上的向上流动。
如此贵族阶层貌似在起跑线上赢得了优势，但却是自缚手脚，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没能诞生一个能够独掌国家大权的贵族群体。
与此相反，那些对于稳固整个国家起着重要决定作用的关键官职往往都被没有任何势力根基的“政治新人”所占据，这些政治新人即是所谓的寒门子弟，因为在仕途上的天花板触手可及，因此他们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迎合皇帝的心思，以突破自己的天花板，让自己成为新的贵族群体；一是守着自己的浊官职位，逐步垄断整个浊官体系，静候局势变化，待时机成熟时，便将自己的天花板变成自己的新跳板。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里，寒门学子虽然输在了一开始的起跑线上，但却不一定输在了人生的终点上。相反世家大族虽然赢在了美轮美奂的起步官职上，但那些高屋建瓴的官职和单位往往就像是空中楼阁一样，因为缺乏根基，始终不见得那么稳固。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期，顶多混个县处级官员的寒门学子，其天花板虽然不过是一个贵族子弟的起点，但历史的结局却往往是贵族被寒门所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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