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玮教授：铤走险径，意外折桂——欧阳询的成功之道

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唐代铨选官吏的标准“身、言、书、判”的出台，朝野上下对书法艺术的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状态。于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立即上了快车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书法艺术的各种风格、各种书体、各种流派，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于是，名家辈出，高手林立，相互影响、彼此提携，互为补充、互为完善，数十年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法艺术群体，团队成果十分显赫，终于使真、草、隶、篆各种字体，几乎是全方位的封顶结壳，迅速达到了书史上的顶峰。

唐代楷书艺术，是时代的表征，是唐尚法的辉煌成果。后人在学习唐楷时，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说明真正认识和掌握唐代楷书也绝非一件易事，需要有一个分析认识、加深理解和逐步掌握的过程。

欧阳询（557～641年），作为由隋入唐的大书家，他对唐代书法的贡献是双重的。其一，他以险劲的书风傲立书坛，从王羲之中来，又一反其温蕴中和的“魏晋风韵”而开一代新风，让世人瞻仰。其二，理论水平有了新的提升，由作为工具使用的汉字结构观，提升到作为艺术的空间结构观。他梳理的结构“三十六法”，带有明显的“空间”意识，从抽象的意态模拟，走向了具体的方位排叠。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论中，特别强调结构的空间意识，并把这种意识毫不犹豫地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他始终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艺术理论。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书家。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塔铭》、《皇甫诞碑》、《虞恭公碑》、《房彦谦碑》、《温彦博碑》等，被称为唐代楷书的最高典范，这些碑铭在结构上都具有严密的无懈可击的空间美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感染力。

欧阳询以其独特的书风，傲立于初唐“四大家”之首。他以其险劲的书风标新立异而独领风骚，与同时代的虞世南的温厚中和、褚遂良的俏丽妩媚均大相径庭。他的险劲书风，以谨严为特征，并使这种谨严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后学者假如再过一点点，就会走向刻板、僵化的绝路。

欧阳询的风格与中唐时期的“颜体”有很大区别，他楷书中的魏碑笔意很突出，可以说他代表了初唐对北碑书风继承的主流一派。他将北碑开张竣拔、张扬恣肆的用笔，纳入到他的用笔规范，同时在结体上又保持了北碑险劲的风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阳询的成功，似乎向后人昭示着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就像当年李斯的小篆对斑斓陆离、势沉浑穆的金文进行重整和改造一样，欧公在八百年之后，使用了同样的手段－－他以更加整饬、更加规范、更加严谨作绳索，去套住北碑那脱缰野马似的纵横恣肆和张扬开拓，这种用整饬和规范来改造原有的放逸和率意的做法，是使艺术倒退的举动，是使艺术走向僵化的前兆，历来不被书家所取。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对古朴率真、天趣盎然的风格进行规范和整饬改造的，其结果必然走向自我毁灭。但欧阳询铤而走险，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另一方面，他进行了这种改造之后，又在整饬的基础上，升华了北碑的线条质量和空间结构的造形风格，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他摄取北碑的精华，剔除其糟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集北碑的茂密为我用，化北碑的恣肆为险劲，终于他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一种新的书体——欧体从此诞生了。这一点又颇为人们所心醉神往。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初唐欧阳询的存在，标志着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从此取得了真正至高无上的地位。

代表欧阳询楷书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九成宫醴泉铭》。所谓九成宫，最初是隋代的仁寿宫，唐代多有增修，并更名为“九成宫”，为我国离宫之冠。九成宫遗址，在今麟游县新城区，距西安市160公里。唐天宝以前，九成宫是隋、唐王朝重要的离宫别墅，许多军国大事就在这里处理。

《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它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该碑浑厚沉劲，意态饱满，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欧体取隶法，如撇、捺时用圆笔，生动而稳健。又如弯勾用转法，曲圆较长，融隶于楷。欧书结体极其精严、险峭，法度十分完备。《九成宫醴泉铭》充分体现了“欧体”的这些特点，故此，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问世，使得他精湛的笔法和纯熟的用笔和结体，向世人展示着无以取代的航标作用。他是险劲书风的标志，他是后学者入门的第一道门槛，他是通向书法通途的必修的第一课。于是，他走进了千家万户，几乎人人都知道学书有一种书体叫“欧体”。这就是欧阳询在书法史上的创造。从此才有了“欧、柳、颜、赵，苏、黄、米、蔡”这种对书体的习惯称谓。

——节选自李宗玮《悟对书艺》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附：李宗玮——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