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研究隐喻史：阴郁的过去，不安的未来

原文作者：Stephen Casper

脑研究背后的隐喻史藏着一段阴暗的过去，面临着令人不安的未来。

大脑的3D磁共振扫描。来源：Tom Barrick, Chris Clark, SGHMS/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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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概念史》

（The Idea of the Brain: A History）

作者：Matthew Cobb

出版社：Profile（2020）

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称头脑比天空更辽阔，比海洋更深邃，与上帝等重。描述大脑这一器官的难度之高，让科学家一再搬出各种隐喻，有的比作统治，有的比作地图、基础设施网络和电信；还有的比作机器、机器人、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些类比贴近实际，形象丰富。然而，或许因为这些类比太常见了，我们用来理解大脑的隐喻常常被忽略。我们忘了它们只是描述符，误把它们看作自然属性。

这种隐患也是生物学家兼历史学家Matthew Cobb在这本《大脑概念史》里的讲述核心。这部思想史浩卷记录了从古至今对大脑理解的演变——主要以西方思想为主。Cobb概述了隐喻对于指示和解释神经科学研究的作用性为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姿态，坦承今日之科学离破解大脑做什么和怎么做，还有十万八千里远，更不要说是否存在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了。

Cobb告诉读者，对于每个时代的主流叙事者来说，关于大脑的概念向来是建立在现有的道德、哲学和技术框架之上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想象动物大脑的运作是依靠液压机械，他还坚信具有神性的心智有别于物质。笛卡尔之后，以医生兼哲学家拉美特利为代表的18世纪权威把这种概念进一步世俗化，将人比作机器。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打拒不接受他的对手路易吉·加尔瓦尼提出的“动物电”（animal electricity）理论，不认同“动物电”是赋予有机物质生命的关键力量。伏打的研究动力至少有部分是源于他对这种机械论的反感。

新的隐喻来自19世纪的颅相学、演化理论以及生理学的抑制学说——抑制学说认为神经系统可以抑制行动和行为。之后进入通信时代，形容大脑的全新语言体系再次孕育而生。

概念冲突

19世纪后期，神经元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相对概念的冲突。改革派将大脑想象成相互分离的成分，类似于新兴电信基础设施的电线和信号；保守派则把整个神经系统比作一张类似于血液循环的互连网络（或网状组织），以此解释意志和思想的运作方式；于他们而言，离散的信号传递通路暗示的是思想乃至灵魂的异端。

1940年后出现的大量参照物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包括施了魔法的织布机、机器中的幽灵、逻辑电路、爬行动物大脑、并行处理器和意识上传。Cobb只在书中顺带提到，为了理解从人工智能到实验室迷你大脑再到脑移植的各种研究，我们需要新的概念。但他没有尝试创造新的例子。

Cobb的描述口吻并不陌生。隐喻在科学中承载的认知力量一直得到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肯定。对于他所面对的大众读者来说，书中给出的说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少有人给出过如此简明易懂的洞见，不仅有选择举例，还有对背后社会因素的清晰注解。Cobb让读者相信，形象化语言的作用远不止提炼或具象化复杂无形的事物而已。隐喻改变了做科学的方式，它创造新的解释，激发新的实验。

Cobb还提醒我们，隐喻隐去的东西和它揭示的东西一样多。在它们极具说服力的代表性背后，常常会掩盖一些关键元素。将大脑比作计算机是令人向往的，但它忽略了大脑也是器官，而人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构想一个心理、物理和具身紧密交织的复杂情形时，我们现有的概念和语言都显得极度苍白。

也正因为如此，隐喻的力量纵使再大，也难以填补在科学家理解大脑是什么的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虽然在探索意识方面，有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最新扫描技术，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抛出的问题：“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还是在脑海? 还是在心房？”恐怕仍未有答案。

诚然，我们不应抛弃隐喻。科学家依赖比喻语言来组织和沟通他们的想法和观点。但是，神经科学是否能在今后几十年里找到一个更贴近大脑的概念，可能取决于对隐喻的作用来一次彻底的清算。清算的第一条：研究人员应该承认，许多词语虽然看似无害，但都隐藏着邪恶的言外之意。大脑的概念常常被强加了关于种族、阶级、性别、性和施为的不平等与偏见。

在这类问题上，Cobb本应该再多谈一些。“种族主义者”一词在书中只出现了寥寥几次，然后便“躲”到脚注里去了。但只要微微细想便知，表面上无公害的隐喻，比如“高级”和“低级”功能，比如将特定解剖学结构描述为“原始的”，实则都带有种族化的涵义。在最初定性时，这些隐喻迎合了一种令人反感的观点：上层社会白人男性的神经系统让他们在演化上更高级，凌驾于被他们视为“低一等”的同胞和外国人之上。

我们还不安地了解到，大脑中与语言处理相关的布罗卡氏区以法国医生保罗·布罗卡的名字命名，而这名医生也相信人种等级制。甚至到了2020年，仍有科学家在谈论“女性大脑”，这种观点受到了Cobb正义的嘲笑，但也说明了依然有许多人一说到大脑的构造，便联想的性别（性别一词只出现在了参考书目中）。

作者也没有谈到神经多样性的主张对于比喻语言的可能意义。无论今后还会涌现哪些新的隐喻，能够包容差异性的隐喻将具有更加深刻和深远的力量。

《大脑概念史》梳理了我们当前困境的现实背景，汇总了亟需关注的诸多问题。这是一本好书。在这个科学遇到直（straight）白（white）富（wealthy）健全（non-disabled）西方男性视角局限性的时刻，这部作品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希望它能引发人们的思考，探究有的隐喻为何长盛不衰，它们是怎么出现的，经久不息的秘诀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让旧日文化的无形假设变成我们的包袱。

原文以Neuroscience needs some new ideas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3月30日的《自然》书评上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20-00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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