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诊28万人次的背后：国家卫健委发文推广上海发热门诊经验

摘要：发热门诊的背后有一整套体系。这一点，是熊艳进入发热门诊后逐渐体会到的。她是上海接诊的28万分之一。

有一些事很难从名字判断背后的内容。比如关于发热门诊，熊艳并不知道，进入门诊后的2小时内，她的名字会在上海市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的手机上弹出；

她也并不知道，她在医院走过的路径，会有人根据监控消毒，甚至从医院一路追至家中；

如果她的标本核酸检测是阳性，标本将送至市疾控中心。按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上海所有阳性病人的标本都在那里统一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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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的超大型城市，且流动人口众多，上海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外国专家曾预测的“80万人感染”？

4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截至4月29日，上海有117家发热门诊及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共接诊接近28万人次，留观隔离17500例左右，共发现339例境内确诊患者。

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考的是一座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与积淀。发热门诊，正是这个体系最前端的触角。

5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文向全国推广上海发热门诊建设管理工作经验。“上海经验”强在哪儿？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头跟随患者熊艳去发热门诊走一遭。她是上海接诊的28万分之一。

响应

事实上，今年以前，30岁的熊艳从没进过发热门诊。身为一名上海体育教师，她对发热门诊仅有的一点印象是“小孩子发烧去看的地方”。

1月19日，大众对疫情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新闻层面。发烧两日后，熊艳想着还是该去医院看看，便直接打车去了家附近的闵行区中心医院。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家有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

发热门诊是非典时期的产物。2003年4月，随着北京非典发病人数出现高峰，北京市的医院纷纷临时在门、急诊楼内外划地圈屋，将体温高的病人集中收治，一时建出了多个“发烧门诊”或“发热门诊”。“国外并没有发热门诊。当年的发热门诊就相当于呼吸道传染病门诊，与肠道门诊等是对应的。后来就这样约定俗成，沿用下来。”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任朱仁义说。

非典远去的日子里，发热门诊在各家医院逐渐成为低调的存在。闵行区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就位于急诊楼大楼后，一幢三层小楼。它的前身是一座铁皮房子。但就这样一幢独立小楼在众多医院的发热门诊中已属奢侈。“非典那年，上海第5、第6例患者是在我们医院诊出的，所以当时的医院领导就非常重视传染病这一块。像一般二级医院很少能有这样一幢独立的楼。”闵行区中心医院院长任宁说。

当然，低调的存在并不代表空闲。融合了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的感染科门诊，低谷是日门诊量50人次左右，高峰时可达400左右。

大众并不熟知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上海还有一小波流感爆发。“正好在十一二月，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强度就开始起来了。“传染科主任助理张志锋介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医院在1月初收到市卫健委发出的预警，立刻组织专家研判，针对发热门诊的预检分诊、组织流程、能力储备、人员配备等展开督查和培训。1月17日，市卫健委发布了上海救治工作方案。1月24日，上海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后，对各发热门诊隔离床位数量和规格作出要求，增加影像、药学、呼吸、急救等设备和人员团队，装备插管、呼吸机等，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配置发热门诊专属CT。

总之，当1月19日下午昏昏沉沉的熊艳走向预检台时，闵行区中心医院已进入“警备状态”。

“我有点发烧。”她对预检台的护士说。

护士问她：“你有没有去过湖北？”

“我昨天刚回来。”熊艳说。1月12日至1月16日，她去湖北黄冈参与了一场支教活动。

坐在椅子上的两位护士忽地站了起来。

旁边站着的两位保安，立刻让熊艳把自带的布口罩摘下，换成医院提供的医用口罩。一位护士用耳温枪测了她的体温。

38.9摄氏度。熊艳感到周围的人后退了一步。

“你跟我们走吧。”两位保安说，向熊艳指了指发热门诊的方向。

熊艳有点懵。跟着保安从预检台走出时，她注意到，拿耳温枪的护士迅速用免洗消毒剂给手消了毒。

体系

发热门诊的背后有一整套体系。这一点，是熊艳进入发热门诊后逐渐体会到的。

进入发热门诊，有医生询问了她这几日行踪。随后，她被安排进3号诊室。后来她了解到，这是一个最初的流行病学调查。3号诊室，就是面向来自重点地区或有可疑流行病学史患者设置的诊室。

接诊的医生倪菊平问诊之后，先做咽拭子，再做肺部CT。做CT时是在另一幢楼，却已经布置成单独的通道，与普通患者分开。单独的电梯上去后，医生已在玻璃后的操作室守候，喇叭里和她对好名字。做完CT再原路回到发热门诊，全程熊艳没有接触到其他患者。

1小时后，接诊医生已看到了她的报告。

“情况并不是太好。”他告诉熊艳，CT显示肺部有阴影。

看到熊艳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医生安抚说：“我已经打电话到区疾控，区疾控会上报给市疾控，马上有专家来会诊。”

这是熊艳第一次意识到她正在受到一个成熟系统的关注。此时，熊艳的信息已分两条线上传，一条通过区疾控到达市疾控，与疾控相关的一系列业务如流行病调查、医院感染控制评估、消毒等流程开始启动；另一条则是上报给市卫健委。

又1小时后，原本排班休息的呼吸科专家从家中赶来。他穿着防护服，看不出模样，听声音是上了年纪。他仔细询问熊艳的症状，比如发烧时有没有咳嗽、咳嗽是干咳还是带痰；接着由护士长为熊艳采血。最后，熊艳被安排进入留观室隔离。

“两天后是我生日，到时我可以出来吧？”进留观室之前，熊艳问倪菊平。

“这我不敢肯定，我也不知道你过年会不会在这里过，但是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对你来说，都是一种经历。”倪菊平说。

此时，熊艳的血样等标本已被送至市疾控检测，疫情早期标本检测都在市疾控进行（后来逐渐下放到区疾控）。标本的保存需在负70摄氏度冰箱，双人双锁，有严格出入库记录。

晚上8点，区疾控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小分队穿着厚厚两层防护服，进入熊艳所在的隔离留观室。他们把熊艳从上海到武汉坐的车次、座位、过程中是否听到人咳嗽、到武汉后接站人姓名、车牌号等一一询问。为核实时间，还请熊艳从手机中找证据，力求精确到几时几分。

与之同步的是，消毒与感染控制小分队也在行动。负责医院感染控制评估的人员迅速沿病人的行走线路，到医院的预检台、挂号处、就诊处、交费处、抽血、ct检查等地对感染控制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并指导医院做消毒处理；医院外的消毒则由疾控的团队负责，根据由流调团队提供的居住地、市区内的各种活动轨迹，确认污染时间和范围，分别追踪消毒到位。

当晚10点，区疾控流调小分队2小时的流调询问结束，前脚刚走，11点，市疾控负责流调的传染病防治所急传科医生郑雅旭又来了。她已看到熊艳的初步流调报告，但觉得其中还有些活动轨迹与接触情况需进一步调查。她在发热门诊办公室与熊艳电话沟通。

这通电话又打了3个小时，一直打到凌晨。“问得比区疾控还要详细，细到我从家到闵中心的出租车车牌号都问了。”郑雅旭后来解释，这是为了做密切接触者管理和为消毒人员提供信息。

通常被怀疑的发热病人要在发热门诊留观3天。若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就可排除，除非症状特别像，会再补测一次；如果检测阳性，就会送至公卫中心接受救治。

等待的过程最为揪心。熊艳一直在和一位熟识的外地医生朋友沟通，当她向对方倾吐进入发热门诊以来的种种遭遇时，对方真诚说了一句，“我特别羡慕你。”

“我都被留观了，你羡慕我什么？”熊艳问他。

“如果早期都是这样快速响应，或许不会发展成这样。至少你目前是在最安全的一个环境下。”一刹那间，熊艳安静下来，“突然很庆幸我是在上海”。

精细

体系顺畅的背后，是在非战时就已达成的精细化管理与快速反应。

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任朱仁义戴一副细框眼镜，幽默、和善，却是上海各家发热门诊最怕遇到的人。新冠疫情开始的一个月里，他们去了86家医院，893次，每一次都是去“挑刺”。

为什么一家医院要反复多次去？“我们只要怀疑可能有医院感染风险，就会立刻去现场，每一个病人的风险可能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很多人不愿意去发热门诊，就是担心自己原本只是普通发热，却可能在发热门诊染上传染病。这一点，正是朱仁义等努力要解决的后顾之忧。“我们对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做彻底的终末消毒，比如患者乘坐过的电梯，消毒后其他人员再次接触就不会有感染的风险。”

有一些细节是在发热门诊的建设之初就被纳入考量。闵行区中心医院医防科科长张丽君记得，发热门诊的方案改了又改，4个月才算定稿。专家们提出很多细节问题，比如要配备专用的废物梯；给隔离病房的门都安上窗户，方便观察、交流；每间隔离室配独立卫生间，病人接触过或排出的污水，需消毒处理完后才能进入医院的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再进行二次处理；发热门诊的气流必须是从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

朱仁义强调，管理精细，细到何种程度，都是有据可循，“不是拍脑袋决定”。

比如上海要求医护人员把护目镜戴在防护服里面，摘护目镜的步骤放在脱防护服之后。“因为我们实验做下来，这样对头部的污染最少。”

消毒的范围也有讲究。整栋大楼有一个病人确诊了，不是整栋大楼都需要消毒，而是会评估这位病人活动可能造成污染的地方并进行消毒。在小区门口增加消毒通道等做法在朱仁义看来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

他也不赞成公开患者的详细活动轨迹。患者活动轨迹上需要消毒的地点，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评估、实施消毒，而消毒过的地方发生再感染的风险是很低的。“当然，这个前提是尽早精准评估。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很少有地方能像上海这样。这背后是很多人辛勤的付出。”朱仁义说。

郑雅旭也提到，“上海疫情为什么得以控制，就是在每一个环节最快速做出响应”。发热门诊发现的病人报告要进入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会有一个审核过程。按标准只要在2小时内完成即可。但疾控的疫情审核人员为争分夺秒，都是24小时值班，一旦有新增病例出现，马上审核。

矛盾并非没有。

发热门诊投入的人力多、要求严苛，但地位边缘。“对医院来说，是纯投入，从医生的收入来讲，也是低收入。”闵行区中心医院传染科主治医师张曹庚说，临床班里50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进入感染科。

也因此，部分医院的发热门诊，在建造时，图纸是符合要求的，建好了以后，就挪作他用，或被挤占空间。

2005年，非典两年后，外省市一家都市报曾议论：“随着非典的远去，有市民对发热门诊存在的必要性产生疑问：非典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高价防范’……有的医院表示，发热门诊接诊量小，成本高，正在成为医院的负担。”

回头再看，答案不言自明。

警醒

这一次的疫情是大考，也是警醒。它让人们看到了所谓 “高价防范”的价值，闵行区中心医院传染科护士长王秀芳说：“2003年以后，脑子里这根弦就一直绷着。”

正是这一根绷着的弦，促使着一批临床机构以及疾控部门做着不为人知的努力。

发热门诊是疾控体系的一个哨岗，可尽早发现可疑疫情的动向。 比如闵行区中心医院就是国家级的流感监测点。每周两次对流感病人采样，每次15份样本，送至区疾控中心做全病毒和细菌检测。“就是给国家提供一个参考，最近流行的是什么病毒，通过对每个哨点医院的数据分析后，能形成预测。”而同属闵行区的第五人民医院，就承担了肠道疾病监测的功能。

“即使不是这次疫情，如果碰到可疑的传染性病例，同样也会经历在发热门诊留观的过程，整个流程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不同疾病调查的侧重点不一样，”郑雅旭说，“比如考虑禽流感，可能会更关注病例在活禽市场的暴露情况或者与动物接触的情况，如果他生活在农村，养殖鸡鸭，也会到病例家里去调查情况。”

3月底，上海在182个社区增设了发热哨点门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上海三级诊疗体系占很大比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这些新建立的发热哨点门诊，筛查出了不少发热患者，对于及时地找出病人、发现疑似病例、及时地隔离诊断和治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月7日，上海出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将加强对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

种种努力都是向着一个目标前行——到2025年,上海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安全城市之一。

在留观室第3天，熊艳在给郑雅旭的电话里得到了她一直想要的结果：两次检测全部阴性，可排除新冠肺炎患者。而在发热门诊的3天，她的身体也好了大半。

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在发热门诊的最后一天，因为迫切想要结果，她还对几位医护发了一通脾气。回家后第二天，她就给发热门诊的医护们快递了一份水果聊表心意，还说一定要给医生补上一面锦旗。

她对那几天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从隔离病房走出的那一刻。她憋着一口气从重重就诊人群中冲出，走到医院外才深深吸了口气，突然发现，原来平时习以为常的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应当。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熊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