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一部家族史：一切从哈尔滨开始

译者简介：Macrooz，微信公众号“苏俄风情”(ID：USSRRF)作者，联系方式：邮箱：macrooz@yahoo.com；微信：macrooz

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外一篇

2012年，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变成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从当年的四月到六月底，列昂尼德 吉索夫在这里为“俄罗斯”频道拍摄了多集影片《一切从哈尔滨开始》。该片的编剧是爱德华 沃洛达尔斯基（《我的朋友伊万 拉普申》、《惩戒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剧的编剧），剧本是根据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工业贸易部前部长维克托 赫里斯坚科的父亲）的回忆录改编的。

该剧的事件开始是在中国境内的满洲展开的，随后转移到苏联。时间是从1928年到1953年，涵盖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一切开始”所在的哈尔滨，是中国东北的一座城市，为中东铁路的大型枢纽，是俄国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建设、并在那里安家的一座城市。在二十世纪，它曾被称为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基杰日之城（俄国传说中曾存在过的乌托邦城市，据传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北部。--译注）是革命后唯一保留了历史洪流中消失的旧俄国生活方式的城市。

“俄国人把极为出色的文化带到那里，他们还建了学校，”列昂尼德 吉索夫讲道。“那里有最令人惊叹的俄式中学，有优秀的教师，他们给予年轻人世界上哪里都得不到的良好教育。那里曾举办过美妙的音乐会，不论是夏里亚宾还是维尔京斯基，还有著名的诗人都曾去过那里，而那里的观众也是极有修养的。在苏维埃俄国，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极为恶劣，而这里却有听众。说到铁路，中国人当时无法保证它的良好运转，俄国人在这里给他们对了火。他们修理、驾驶蒸汽机车。在那个年代，铁路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艾伯仁科家族的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展开。鲍里斯（丹尼拉 科兹洛夫斯基饰演），是中东铁路调度员的儿子、铁路技术学校的大学生，他爱上了车站站长的女儿、漂亮的姑娘柳德米拉（安娜 奇波夫斯卡雅饰演）。1932年，日本人抢占了车站，哈尔滨的多数俄国人被迫返回苏联，其中就包括艾伯仁科一家。而在苏联等待他们的，则是镇压和劳改营。“多好的一个家庭，作为专业人员的父亲爱自己的孩子，爱他的妻子。他忙于工作，爱自己的职业胜过生命......却被生活碾碎。”列昂尼德 吉索夫伤感地说道。“他们面临选择，逃出去，改换国籍，或者返回俄国。而他的决定导致家庭一部分被毁掉，另一部分受到摧残。”

为什么要在彼得堡拍中国？该片导演承认，最初的确是想在哈尔滨拍摄，但看到这座现代城市，他立刻明白了，它和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点。因为哈尔滨是俄国工程师所建，在彼得堡对照收集到的残存的哈尔滨老照片找到需要的外景地要简单得多。片子中出现的小街和建筑不仅是彼得堡的景色，还包括它的周边：彼得高夫、喀琅施塔得、普希金、泽列诺戈尔斯克等处。在芬兰湾也曾有拍摄活动。

****** ****** ******

[译者前记]一本书，展现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这是作者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书中叙述的是赫里斯坚科家族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几代人的命运沉浮。

提到赫里斯坚科这个姓氏，在当今的俄罗斯，众人所熟知的是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工业贸易部前部长维克托 鲍里索维奇 赫里斯坚科。维克托 赫里斯坚科出生于车里雅宾斯克，毕业于车里雅宾斯克工学院（即今南乌拉尔国立大学）。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父亲就是知名学者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赫里斯坚科--车里雅宾斯克工学院-车里雅宾斯克国立科技大学经济及建筑体系教研室副教授、技术科学副博士，他还是积极教学最新方法的作者，是乌拉尔第一个经营管理策略实验室的创建者。而本文提及的这本自传体小说《遭遇》，正是他撰写的赫里斯坚科家的百年编年史。

《遭遇》这本书，是一个家族从1913-1958年间的编年史。作者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赫里斯坚科是位工程师，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学界知名人物，是车里雅宾斯克工学院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育家。这本书是他为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撰写的回忆笔记，书中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去写上一本书......如果这本书还讲述了他的后代、他的子孙的生活，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就可以仔细研究一代代人之间的联系，研究每个家族在变革当中的进化过程，研究社会中发生的事件。这样的笔记为人们创作小说提供了多少绝佳的题材啊！”

父亲，哈尔滨，1930年

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度过了自己漫长、充实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生（1919-1998），他的生命中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而他又正是以戏剧性的手法在读者面前解开了自己，以及自己家族和那个时代的节点，在那个时代，在“不公正已经习以为常的条件下”，不单单要生活，还要生存。正如阿克萨克夫的《家族纪事》或者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一样，从这本书的书页中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受到悠远而又磊落的共鸣。这实非偶然。在俄国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太多机缘巧合在人们的命运和社会事件当中循环往复。

妈妈，用于前往哈尔滨的证件照，

符拉迪沃斯托克，1922年

在这本厚重的回忆录中，作家以三章的篇幅回忆了母亲马特廖娜 伊万诺夫娜和父亲尼古拉 格里戈里耶维奇的一生经历。“妈妈就是为丈夫、为这个家庭而生，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我们。我确信，我和弟弟身上有太多母亲培养出来的特质。我们的父亲，一位严厉的高级法官，让我们养成了对责任、执行力和主动精神的执着，鼓励过我们所有孩子气的想法。”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赫里斯坚科这么回忆道。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的父母都是波尔塔瓦省人，他们养育了两个儿子--鲍里斯和弗拉基米尔，他们给予儿子们爱、温暖和技能，作为他们一生的财富，这一切帮助孩子们在复杂而艰辛的生活中立足。

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出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远东度过的。他的父亲，是铁路员工中的积极分子，1926年被苏联政府派往国外--满洲，派驻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工作，当时，在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恢复了苏维埃俄国对该条铁路的所有权利。这个家庭在哈尔滨生活的前三年还是很顺利、很富足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苏中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冲突为止。分歧发生后，铁路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人们开始失业，这也影响到了赫里斯坚科一家。

鲍里斯和弗拉基米尔 赫里斯坚科，

哈尔滨，1929年

雪上加霜的是，还有白卫军移民、日本军人、抢夺旅客和货运列车的中国骑兵匪帮（红胡子）的欺压。在哈尔滨“为苏联公民子女开办的中东铁路工业运输技术学校”的高墙内度过的时光，成了鲍里斯光明而又美好的回忆。“我的生活中有过大大小小很多幸运，但在技术学校度过的时光和其他任何事件都无法相比，我认为那些年，是我生活道路上最幸福、最有益，也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为什么我把‘技术学校’这个词用大写字母开头？因为它的角色和意义在我的生活中只能和给予我生命的父母相提并论。如果说实话，我所有的技术知识储备、在高等院校取得的成就，以及著述和论文都要终生感谢技术学校和幸运地被命运与我联系起来的那个教师集体。永久的纪念和难以释怀的感激之情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这本书的作者这么写到自己在满洲的青年时代。

人、日常生活、风俗、松花江、哈尔滨的街道和周边，所有这一切都永远留在了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的记忆中。一面街以充斥着诸多寻欢作乐的场所著称--“吸鸦片的人”、赌博和妓院（茶馆）。“具有象征意味，‘荒淫产业的进步’的边界扩展到了城市‘主流进程’--铁路的土堤之上。一方面来说，这是文明的果实，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里是大中国古老习俗原封未动的处女地。”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赫里斯坚科讲述道。而中央大街则是哈尔滨的商业中心：“整条中央大街，是连续不断的、明亮如镜的橱窗的海洋，被如昼的灯光照得通明，被黄铜的护栏分隔着......中央大街永久留给我的印象，是资本主义天堂的象征，那里华丽的光彩和丰厚的财富与毗邻街区的赤贫和简陋相生相邻。”

弗拉基米尔（左四）开始自己的音乐之路，

塔什干，1936年

1935年，苏联无心与日本交战，放弃了对中东铁路的权利。超过15万中东铁路员工开始了伟大的迁徙。赫里斯坚科一家跟随第一批人员回到苏联。“我们迁回俄国，回到新的生活条件下。沃夫卡（即弟弟弗拉基米尔。--译注）完成了在音乐学院的学业。我找到了‘自己的饭碗’。重新建立起物质上的富足，可家庭却毁掉了。塔什干，1935-1937年。我到处用‘我们’一词，那是因为我确信，我弟弟弗拉基米尔的回忆大致也是如此。令人心碎，整个家庭史在1937年6月悲惨地宣告终了......”书的作者在详释这个时期的家庭生活的时候，得出这样最终的结论，在那遥远的苏维埃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1937年6月，出人意料地打破了一切共同生活的进程。大家被分别安置到不同的笼子里......

到了可怕的1937年。上层某个偏执狂提出要把所有中东铁路人都抓捕起来，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要关进监狱、劳改营、儿童院和犯人安置地，目的就是不留任何活口。所有的人都被控以同一个标准的罪名：反革命活动、为外国利益从事间谍活动。地方上按章办事，完成且超额完成了中央的指示。在这些年，三代不幸地返回俄国的前中东铁路人员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且多半成了活死人......接下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类的规律可以去解释，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接受的。在专横的‘有枪杆子的人’的面前，随着包着铁钉的大门的门锁‘咣当’一声在身后关上，同样是人，可他们对人的蔑视的一切界限，以及神圣的宗教法庭的教理立刻变成了骨灰。”

妈妈和父亲，哈尔滨，1928年

在杀人如麻的1937年，赫里斯坚科一家的所有成员都出现在斯大林-叶若夫暗探局的地下室里：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以及鲍里斯。父亲毫无踪迹地消失在劳改营，母亲在劳改营羁押站被折磨致残后死于1946年，弗拉基米尔精神极度颓丧，从被羁押的监狱回到波尔塔瓦，1941年又被法西斯驱赶到德国（战后，作为二战时德军从占领区强行带走送往德国强制劳动的流亡人士，弗拉基米尔到了美国，1981年死在那里，但他赶上了侄孙的出生，他为此而高兴。为向他致以敬意，这个孩子被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最后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可以死了！新的弗拉基米尔 赫里斯坚科将活在这个世界上。”）鲍里斯刚给斯大林的宪法投了票，1937年12月30日即被逮捕。接下来，从“散发着腐臭和房舍的霉味”开始--那是从前的蔬菜贮藏库，如今成了预押室，“一切迫不得已”便拉开了帷幕：普希金（苏维埃的监禁诗篇）街上“一米厚的高墙”圈起来的波尔塔瓦监狱，“为各民族人民精心考虑出来的所有规章制度！......”。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囚犯之路：从苏赫别兹沃德诺耶到温扎劳改营，再被派往林区伐木。

对此，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充分解释了狱中规范的行为准则：“关键戒律是别出头！主要目标是压制一切人性，要证明给你看，你什么都不是，你微如尘埃！主要的困难是保持做一个人！”

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被捕前，

卡尔洛夫卡，1937年

十年监禁（1937-1947）教会了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很多东西：“我担任过劳改营‘干轻活的那些犯人’做过的所有职务：从工长到工程主任。我学得门儿清，在林业事务上完全懂行，干过所有与伐木有关的活计。当过仓库的装卸工；学会了在铁路平板车上堆垛和打捆加固圆木；做过赶马人，也就是说沿着地面原木上的无路基铁路把松木运到仓库；学会了把任意厚度的原木堆在两轮的前车上，再把它拽出林子......因为‘高产记录’得了四张奖状。像大家常说的，进入了角色，结果，我永远安身于这种生活之中。不过，各处总是有相同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真正的兴趣：‘明天会怎样？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又会怎样？......’于是，就忘记了从生命中被偷走的十年的屈辱。重又开始新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未知的生活。”

当然，屈辱并没有被忘却。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始终记得欺辱了自己的那些人（他称呼这些人为“排泄专家”），这些人不管是在他被关押期间，还是在他被释放之后的那些年代，一直跟随着他，直到1958年，按照他的说法，“自由比监禁还要糟糕”。高尔基、铁米尔套、卡拉干达、祖耶夫卡（顿巴斯）、特罗伊茨克、车里雅宾斯克，这些城市当中的每一个都成了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这位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工程师从事过生产活动的地区。实际上，他把任何一种生产（不管是零散型的还是松散性质的）都变成了模范榜样型的。

可是心怀嫉妒的人和告密的干部不管怎么样都会搅扰你的生活。小企业的干部部门可不是平白无故的摆设，而在大企业，干部部门是要首先建立起来的岗位之一。“根据干部部门的观点，我很适合做驻留工作，因为我比别的工程师更具备专业知识，忠心于生产，甚至睡在车间里，改善车间生产结构；我能赢得威望，不多言多语，最重要的是没有证件，而且还有重点嫌疑人护照。这个车间的一百九十人里，有四十四个共产党员，这都找不出领导，让以前的囚犯来指导一切？这显然是没规矩的事。更别提选他做厂长了。厂长可以就地委派！

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表现出对苏共中央的忠诚和自己的警惕性，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心情很糟糕，带着抑郁之情起身离开。我当时不知道，还要有很多年，他们会在我去的每一家企业监视我。回忆起十年的劳改营生活，倒成了幸福，因为一切都很明了，都调整好了的。铁丝网、警犬的吠叫、每个被追赶的人的狂躁，而且给你定量配给的粮食从一早就有了保障。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可操心的。

这是什么劳改营？这个自由。你境况的不确定性，屈辱、不公，每天为面包操心，为家庭，为孩子操心！这算什么自由？这是苦役。劳改营之后，我又服了十年的苦役。就是这样的日子。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是监狱、劳改，高贵的审判机关和‘高标准’，可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要残酷得多，不论是道义上还是心理上，是苦役......

1958年，第一次可以彻底舒心地呼吸了，那是在拿到平反证明的时候，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这是因为‘1938年10月5日（‘三人审判组’的判决）的决议被撤销，案件终止。’。过了几天，我收到了新的正常、干净的护照。”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倾吐着自己的遭遇。

他得到了自己的幸福，他在特罗伊茨克遇到了柳德米拉 尼基季奇娜 卢辛娜，和她在一起“让我不安的心灵迎来了安宁，生活有了意义。1957年，我们的儿子维克托降生。在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寄予了意义重大的内涵。维多利亚--是胜利。对境况的胜利，当这些境况都在与我们作对。是对预兆了我们灭亡并做了一切以使其加速的人的胜利。是当危机来临，力量抛弃你，并想由生命中离你而去时，战胜了自己的胜利。儿子，这很棒。赫里斯坚科家族的血脉没有断绝，这支血脉是在罗斯动荡不安的时代险些熄灭的火焰......政府采取了睿智的决定：恢复1937年被审判的无辜的人们的权利，为所有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死后）恢复了名誉。对那些如被暴风折损的树木一样活下来的人来说，新的生命又开始了。”

鲍里斯 赫里斯坚科，1957年

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 赫里斯坚科用这些话结束了自己的这部文学作品。这部著作召唤读者保全自己的信仰。这信仰会“成倍地放大你们精神世界的力量......希望会随信仰而来......真正的、光明的爱的情感也将临近......信仰是希望、是爱，是恒久的话语的强大纽带。生命系于其上。您手上拿着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一切。”他在前言中如此写道。读完这本书，我们会确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阿列克谢 卡扎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