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中，解放军战士正在抢占兰州黄河铁桥。
民国军阀集团中，大多以封建宗族、师生关系和籍贯出身维系，这点无论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都无法克服。当然，由于民国时期政治和军事形势发展迅速，旧式封建割据势力那种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做法在大部分军阀集团中都未能实现。但有一支从清末便纵横割据一方的强大势力，能够在五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做到父子相继、兄弟协力，并一步步将势力扩展到甘肃、宁夏和青海三省。这便是著名的西北马家军。
事实上，所谓“马家军”是由多个马姓家族组成。这些家族均出身甘肃河州，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历史上，西北马家军有“五马”“四马”“三马”“二马”等一大批简称，即便是历史研究者也常常会被这群“马”绕得晕头转向。
所谓“二马”，通常用于两个场合，一是“青（海）马”和“宁（肃）马”这两个马家军中最大派系并称。由于到解放战争时期，“青马”“宁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因此二人也常常被称为“二马”。
所谓“三马”，一般是在“青马”“宁马”之外再加上“甘(肃）马”。但民初随着冯玉祥国民军进入西北，“甘马”势力已经基本被肃清，这一派最后的代表“尕司令”马仲英20世纪30年代中期便因为与盛世才争夺新疆失败而不明不白地在苏联人间蒸发。
当“三马”代指人物时，一般有“宁夏三马”与“西北三马”两种用法。前者指奠定宁马主要基础的马福祥与儿子马鸿逵和侄子马鸿宾三人。而“西北三马”一般是马鸿宾、马鸿逵再加上解放战争时期掌握青马的马步芳三人。
所谓“四马”主要的使用者是蒋介石。蒋介石对于割据地方的军阀势力，最善于通过挑动内部争权夺利而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因此他总喜欢在军阀势力中找寻出于同一水平的两人，分而治之。而无论是“青马”还是“宁马”到抗战期间已形成两对互相协作又彼此争权夺利的“兄弟帮”，青马有马步芳与马步青兄弟，宁马则是马鸿宾和马鸿逵这对兄弟。
而四马再加上马仲英则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马家军“后五马”，坐拥20万大军，尤其是骑兵实力在全国独一无二，特别适合在西北战场上快速机动。
由于掌握了强大的骑兵机动兵团，西北五马在面对同样拥有惊人机动力的红军西路军时，也取得了让其他军阀部队侧目的“战果”。1935年蒋介石出于争取马步芳的考虑，同意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此时马步芳已身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省保安处处长，彻底把持了青海的军政大权。因此当1936年红军西渡黄河时，蒋介石又给马步芳戴上“西北剿总”第二防区司令的大帽子，结果青马在麾下9个旅5个独立团的正规军共4万多官兵和2万多匹战马中挑选了3万多人和13000多批战马，配上两个炮团，开向“围剿”红军西路军的河西战场。相比之下，西路军兵力有限，而且非战斗部队比例过高，徐向前回忆“全军共两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和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马步芳，时任西北军政长官，掌握青海、甘肃等地军政大权
同时马步芳在1935年6月兼任青海省保安处处长后，将青海一省划为15个保安区，编组了总兵力超过15万的107个民团，其中骑兵民团竟然有86个，装备7万匹马骡、超过5万支马步枪和4万多把马刀。河西战役中，马家军调动了总兵力近8万的民团，配有马匹47000匹。凭借强大的骑兵兵力，马家军几乎切断了红军西路军的补给线，落单的红军徒步单位几乎不可能脱离马家军骑兵的尾追。
徐向前后来回忆，“敌人骑兵多，运动快”。担任西路军科长的秦基伟将军则回忆，“我们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骑兵用不了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从机动速度来讲，西路军徒步单位强行军一小时也无法前进10千米，而马家军的骑兵一小时可以15千米以上，大量配属军马的马家军步兵行动速度也要超过西路军。在这种情况下，马家军凭借绝对优势兵力，不顾战损以人海战术集团冲锋，终于在付出极为惨重伤亡后将西路军淹没在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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