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失败，除了明面上“朋党”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庆历新政”失败，除了明面上“朋党”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农历九月十五，中秋节后一个月。大宋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范仲淹收到远在湖南巴陵郡（今岳阳）的好友滕子京的一封信。信中，两年前被贬知岳州的滕子京请求范仲淹为他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文章，同信寄来的还有一幅洞庭山水图卷。

后面流传的故事尽人皆知，范仲淹虽然没有去过巴陵，也没有见过洞庭山水盛景，就以看山水图卷加上想象，写下传世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这篇收入当代中学语文课本的名文，以出色的景物描写，加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信念，为这位宋仁宗朝一次次身处“江湖之远”的名臣，做了盖棺定论的总结。

而直接触发范仲淹心灵感慨的是两年前大宋历史上一次失败的改革：庆历新政。

在当下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中，庆历新政是重要的历史背景。说到庆历新政，就得说到大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赵祯，初名赵受益，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30日），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因赵恒所宠信的美人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无子，赵恒便对外声称赵受益为刘氏所生。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赵受益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即位，时年十三虚岁。

赵祯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氏死后才开始亲政。

嘉祐八年（1063年），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

脱脱等在《宋史》中评价赵祯：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这段评价的主要意思是，宋仁宗恭俭仁恕，以无为和宽容治国理政。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对待臣僚、侍从宽厚。总体而言，赵祯知人善用，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相对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也被史家誉为“守成贤主”。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宋仁宗，“仁宗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盖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为之，是故利无待而兴，害不择而起。”

这段话的大意是：宋仁宗对天下是有大德的，流传到现在而民众还在享受他的恩惠；但也有大的弊政伤害民众长达二百年，其余波造成的危害，延续到今天还没停止．这是他追求大治的心太急切，只要一知道就马上去做，所以没有等利益兴起，危害由不得你选择就产生了．

王夫之还进一步评价宋仁宗赵祯“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夷考其人，韩、富、范、杜诸公之大节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吕夷简、夏竦、陈执中、高若讷，清议所交谪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沉而无定守者抑与焉。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且诸人者，皆有所怀来，持以为用，一得位而即图尝试；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术。计此三十年闲，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王夫之认为，宋仁宗“无定志”，就是没有勇往直前、咬定青山的坚定意志和信念。在赵祯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前进的却不坚持前进，不久就后退了；后退了，还是没有最终后退，不久又前进了。人们能说到一起，就容易了，互相攻击的，就两边都取消。当权者那些人，都是有所想的，一旦得势，或官家用他，就急切施行其想法。这三十年中，人才的升降，国家政治的兴起改革，此起彼伏，不能用一年。官吏没有去守，人民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从宋仁宗任用改革派人士，实行“庆历新政”，不久即失败这一段史实上看，王夫之的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大宋立国已经81年。而早在此前，宋朝表面繁荣之下掩盖着的深层社会矛盾和体制的弊病就已开始显露，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和体制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重文轻武。吸取五代乱世“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历史经验，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牢记武将一旦坐大就会危及朝廷安全，甚至改朝换代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朝建立“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就是以文制武。

这种制度设计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宋朝军队战斗力极差，不但燕云十六州收不回来，“澶渊之盟”后不得不用大量金钱换取和平；二是为了实现以文制武，就要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宋朝对文人的优待政策使官员队伍大大增加，形成“冗员”。

宋朝从建国之初，在北方就强邻围绕。北宋年间，北面的契丹（辽）、西面有西夏；南宋即偏安江南，北面仍然有女真（金）、蒙古。在这些野心勃勃充满攻击性的游牧民族的虎视下，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冗”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让宋仁宗决心实行“庆历新政”的直接起因则是宋夏之战争和重熙增币（也称庆历增币，辽国人称为“重熙增币”，因事发于辽兴宗重熙年间。）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

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关中震动。

而宋朝北境的另一边，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这一年，宋仁宗赵祯当皇帝已经21年，亲政也已经11年。从宝元二年（1039年）宋仁宗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到此时，宋夏之间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告一段落，西夏与宋开始正式和谈。

和西夏战事稍缓，宋仁宗下诏驻防陕西泾州的枢密直学士、右谏义大夫、陕西帅臣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时年55岁。

天章阁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下令营建，以奉真宗御集御书，并绘有太祖、太宗御容。宋仁宗继位后，天章阁又加绘真宗御容，等于是宋仁宗书房。

宋仁宗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

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宋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宋仁宗在天章阁给范、富等人笔札，责令他们条奏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札子，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按等级给官员一定数量的职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减徭役、修武备（整治军备）、覃恩信（赏罚分明、恩威并施）、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这十项改革主张，后来成为“庆历新政”的改革顶层设计，这十项主张，除了“修武备”因主张向唐朝学习府兵制没有推行，其他九条都以仁宗皇帝名义向全国颁布，准予取予施行。

十条改革措施里，最重要的是前两条：

明黜陟：以前官员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抑侥幸：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俺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两条，成了改革进行下去的最大阻力。

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改革在宋仁宗的允准下，在范仲淹的顶层设计中开始了。

仔细分析“庆历新政”以上十条改革主张，最核心改革是澄清吏治，也即“明黜陟”和“抑侥幸”。就是一要对官员实行严格的考核，能者上，庸者下。不论何人有何背景，实行“一刀切”。二是严格控制对官员的恩荫，减少庞大的官员数量。

这两项改革，事实上是与大宋的所有官员为敌，其中包括那些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甚至还包括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自己。比如范仲淹，按以前的恩荫规定，他现在位极人臣，那么他的子孙都将受益，得到大宋朝廷的恩宠和照顾。现在一改革，包括改革人物在内的所有官员的利益都将受损。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史书上记载是：“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十条中的“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

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则回答说：“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可见这种改革力度和对官员的冲击力所带来的后果，除了范仲淹外，连改革派人物中的其他人物也心里没底，也会忐忑不安。

随着新政实施，官员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反对新政的人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开始有所行动。

矛头首先对准的是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

滕宗谅（990年-1047年），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滕子京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庆历初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泾州知府，成了一方主政大员。

当时的泾州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边关城池，手里没几个兵卒，他就想了个办法，“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大战过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共“费公用钱16万贯”，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

庆历三年（1043）九月，此时滕子京转为庆州知州。

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向朝廷检举：滕宗谅担任泾州知州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同时，监察御史梁坚也对滕宗谅发起严厉的弹劾：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公用钱”换成现在的说法，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公用钱的使用，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 ，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在宋代，还有“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

这些人检举滕子京的是：涉嫌滥用了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为了害怕连累别人，滕子京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一把火烧掉了。

滕宗谅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到底花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滕宗谅烧掉了。

在朝廷上，范仲淹为滕宗谅辩护，那16万贯钱其实包含了泾州诸军使用的正常经费，“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物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

按范仲淹的说法，滕宗谅经手使用的公用钱，应该是1万贯左右。

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为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 。

滕宗谅事情刚刚过去，庆历四年（1044）六月，夏竦也下了暗手，不过他的干法独树一帜。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是这样说的：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夏竦则是因为欧阳修和改革派人物结下梁子。欧阳修当谏官时，曾弹劾夏竦并致其贬官。欧阳修也是“庆历新政”改革派中的一员大将，恨上欧阳修的夏竦也恨上了这一帮改革派人物。

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石介在应天府读书求学于范仲淹。当时，晏殊知应天府，重视兴学育人，且适逢范仲淹因母丧居于家，晏殊延请为应天府书院掌学。石介于此时来到应天府，从范仲淹学，受其教育和影响颇深。由于范仲淹的声誉，四方青年都纷纷慕名而来，一时出了许多人才。所以到了庆历新政时，他们都成了范仲淹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宋仁宗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

石介的行为使夏竦深深衔恨在心，颂刚脱稿，孙复就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夏竦善书法，夏竦家里一个丫环也有一项特殊技能，擅长模仿别人笔迹。于是夏竦就让这个丫环模仿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

这事过于奇特，宋仁宗虽然不相信是真的，但多少还是有点狐疑。

这时，又有大臣上奏指责范仲淹等人是“朋党”。“朋党”问题是宋朝政坛的红线，从宋太祖时起就开始严禁“朋党”，宋仁宗对“朋党”也一直深怀疑惧，多次下诏要求朝臣们“戒朋党”。

在范仲淹等人被指为“朋党”后，有一次宋仁宗和范仲淹讨论“朋党”问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仁宗问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 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 见好战者自为党, 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 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龄国家, 何害也。”

这个回答等于默认了“朋党”的指责。

面对“朋党”的指责，欧阳修想起景祐三年（1036年），当时主张改革政治的范仲淹给仁宗绘制了一幅百官图，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失当，与吕发生冲突。吕夷简给范仲淹加上“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贬饶州知州。这时候，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面对范仲淹被贬的错误处置，非但不谏，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的后面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宋仁宗为此严令“戒朋党”。

如今，自己身为谏官，又一次被人批为“朋党”，欧阳修就上了一篇奏章，题为《朋党论》，提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这封信，为“朋党”之说客观上又加了一把火，虽然欧阳修自认为心底无私。

石介之信和欧阳修的《朋党论》让范仲淹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范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 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当年十一月，苏舜钦依当时官场惯例用卖废纸的钱举办了一次公款吃喝，王益柔酒后又写了一首诗，被反对派王拱辰等人纠住把柄。苏舜钦被开封府关押审查，后以“监主自盗”的罪名被赶出士林、削籍为民。王益柔被无限上纲，差点丢了性命，一批支持改革官员被贬谪或惩处，这就是著名的“奏邸之狱”。

半年后，范仲淹结束在西北的巡守回到京城，支持改革的宋仁宗态度大变，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苏舜钦岳父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后人总结“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是“朋党”问题引起宋仁宗的警惕。其实在我看来，失败的原因是综合性因素造成的，所谓的“朋党”只是宋仁宗取消改革、疏远范仲淹等人的借口。宋仁宗难道不知道反对改革者亦有一党吗？党同伐异，历朝历代又怎么能够断绝？而有手腕的皇帝反而要利用“朋党”来平衡朝政，以牵制各方势力，保持自己的权威。

原因之一，宋仁宗自身的性格缺陷。做为皇帝，宋仁宗最大的优点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他的性格有优柔寡断、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等毛病，耳朵根子软，也不是王夫之批评的“无定力”；

原因之二，改革顶层设计不周详，没有循序渐进，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者自身的毛病。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容易让人垢病，给反对者以口实；

原因之三，是范仲淹的改革动了祖宗家法，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基本国策，也即是范仲淹要改革大宋的封建官僚体制。比如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宋朝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而改革真要如此不折不扣进行下去，大宋的统治基础定会受到极大冲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也要改变，这才是宋仁宗不敢再将改革进行下去，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

所以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大宋朝的邓州知州范仲淹才借《岳阳楼记》，写出他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而此时，数百公里外京城开封皇宫里的宋仁宗赵祯，再也不敢回应这位曾经极其信任的范学士的千古呼喊了。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