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演说术”：为何在古希腊的民主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希腊的演说传统自荷马史诗中就可以窥得一斑。在荷马笔下，“言语甜蜜的老人涅斯托尔”是皮洛斯人中声音清晰的演说家，从他的口中吐出的话语比蜜更甜。而墨涅拉奥斯“发言流畅、简洁又清楚”。此外还有奥德修斯，史诗里这般形容道，“当他从胸中发出洪亮的声音时，他的言语像冬天的雪花纷纷飘下，尽管我们对他的外貌不觉惊奇，但没有凡人能同奥德修斯相提并论”。

一、改变了演说历史的划时代人物——提西阿斯和克拉克斯

据说公元前5世纪中期西西里叙拉古的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许多公民需要提起诉讼，夺回以前被没收的土地，因而作为说服艺术的演说术应运而生。

克拉克斯相传是最早编订修辞学课本、收费教授演说术的人，而提西亚斯是克拉克斯的学生，二人常常被并列提及。他们一同被当作古希腊演说术的创始人和西方“修辞学之父”。

演说术，意为“演说的技艺”。在目前已有文献中，该词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最后在亚里士多德手中成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名称。因此，现代学者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认为柏拉图是演说术的创始人。

演说与演说术的发展是相当漫长的积累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对演说术的开端有所发现的人仅仅是迈进了一小步，而今天有名的学者，由于继承了那些逐渐推进了演说术的、许许多多前辈的遗产，已经使演说术达到了现在日臻完善的地步——在那些最早的创立者们之后是提西阿斯，提西阿斯之后是茨拉序马科斯，继茨拉序马科斯之后是泰奥多罗斯。还有许多人为此做出了大量的贡献，所以这门学问具有大量丰富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智术师”的出现，推动了演说术的发展和繁荣

在推动演说术的发展和繁荣上，古希腊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智术师”。

“智术师”是公元前460年至前380年左右，在古希腊历史上一批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活跃于各个城邦，收费传授演说术、诉讼、政治事务以及各类知识的职业教师。尽管智术师们的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在后来依旧被视为同一个派别，专指“向青年人收费授课、公开展示口才的职业教师”这一特殊阶层。

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智术师们被雅典这一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智者们来自希腊诸邦，并不断把进行旅行当作其职业活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都去过雅典，而且很明显，在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将近60年的时间里，雅典一直是智者运动的真正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雅典，这场运动就几乎完全不会出现。

三、公民大会的产生，为演说者提供了舞台

这种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打破了雅典世袭贵族的束缚，建立了一个至少从理论方面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城邦，人民有了投票权利，成为了政府的主宰。

由于这些改革，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然而，公民大会的权力依然受到战神山议事会的限制，战神山议事会是一个由前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波斯战争后，由于战神山议事会在战争中预备经费的贡献，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并主持城邦政事。

但是，埃菲阿尔特更进一步，使雅典更为果断地转向了广大民众。他编造神话，说雅典原本享有民主，但后来贵族势力的发展颠覆了这一神话，现在必须重新获得民主。

正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民主的新结构得到巩固。公民大会现在可以对任何问题制定法律，提高税收，监督他们的支出，并执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只有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参与，妇女、儿童、外邦人，以及奴隶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公民大会究竟有多少人，这个数字难以界定。以伯里克利时代为例，符合条件的约有45000人。虽然具体数字是猜测的，但成年男性公民占总人口的1/6左右这一比例应当不会相差太远。

公民大会最初在市政广场举行。公元前 462 年埃菲阿尔特改革后，公民大会改在广场西南方400米左右的普尼克斯山上举行。会场总体呈扇形，一侧放有石头，供演说者上台发言，公民则坐在山坡上，聆听演说。

四、演说术在民主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公民大会上，民众对城邦事务的集体决策要基于政治家演说的内容和表现。对政治家而言，他们的建议主张能否被采纳，关键在于他能否通过演说来说服民众。

由此，演说及演说术在民主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每一位政治家或领袖、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都会培养自身的演说能力，竭力掌握演说的技艺。

在公民法庭上，陪审员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也是建立在诉讼人的控告或辩护之上的。诉讼人能否胜诉离不开演说对陪审员的影响，或是彰显己方的德行与对城邦的贡献，或是攻击对手的道德名声，使出各种手段来打动陪审员，博得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不仅如此，雅典法庭也沦为了有野心的政治家彼此攻讦、相互竞争的又一场所，成为他们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竞赛的延续。对此，柏拉图一语中的，道破了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联系。他认为演说术就是“用你的语言去说服公民法庭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团体”。

因此，“智术师”的出现迎合了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需求。这些四处走动的教师们突然出现，提供、或者说出售教育。他们教授如何演说，如何思考，如何做出决策——他们所教授的这一切都是民众期望自己在一生中能做到的事情。

不仅如此，一些“智术师”还亲身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作为林地尼的使节出使雅典，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试图说服雅典支持林地尼对叙拉古的战争。“智术师”每到一处，随从者甚多，据说，鉴于高尔吉亚的影响力，他被邀请在雅典举行葬礼演说，足以看出他在雅典的地位和声誉。

高尔吉亚还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发表过演说，强烈要求希腊各城邦的统一。此外，普罗塔哥拉为雅典的殖民地图里制定了法律。希波达马斯则是雅典皮雷埃乌斯港口的设计者。

小结：

演说的繁荣并非偶然，而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首先，古希腊的口述传统为演说术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其次，荷马社会的演说为演说术的繁荣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再次，古希腊修辞学的兴起使得演说术的习得有章可循，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最后，智者研习修辞学，在雅典掀起一场以传授演说术为核心内容的‘智者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雅典演说术的繁荣。